【编者按】
中国地名,是分布在历史长河里的时空符号,集聚蕴藏了各个时期的历史、地理、人文信息,构成一种用于识别、命名和交往的独特文化。
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彭雪开教授,有“当代徐霞客”之誉,是原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首席专家。湖南日报社株洲分社联合湖南工业大学宣传统战部,开设“彭雪开谈地名”专栏,畅谈“中国政区地名由来”系列话题,敬请关注。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浏水出县东江州豫章县首裨山,导源西北流,经其县南,县凭溪以即名也。又西北注于临湘县也。西入于湘。”自此后,国史、地志,皆以此为据,言浏阳因县治处浏水北岸而得名。
浏阳,又名刘阳,得名皆与浏水(浏江、浏阳河)有历史依源。
东汉末桑钦《水经》:“浏水出临湘县东南浏阳县,西北过其县,东北与涝水合。”东汉永和五年 (140),在荆州刺史部官方地图表上,已标注“浏水”之名。这应是这一自然水系的最早得名。浏,《说文》:“浏,清流兒。”《诗经·郑风·溱洧》:“溱与洧,浏其清矣。”《汉语大字典》载:浏之本义,指河流深切而清澈的状貌。后引伸为河流名称,亦特指湖南省浏阳县浏阳河。
浏,具体得名于何时,实难稽考。不过,也非无踪可寻。新石器时代古越人大量散居在今湘东浏水、渌水、攸水、洣水等流域,这在《史记·楚世家》《战国策·秦策三》《后汉书·南蛮列传》等史籍中,多有记载。春秋中期以后,楚人才沿沅、湘溯流而上,深入湖南境内,逐渐成为南楚主体民族,但越人亦占相当大的势力。春秋末,楚人己深入今长沙境内。《湖南日报》2024年3月5日记者谭登报道:长沙望城区王家洲遗址,发现春秋中晚期有较大聚邑;望城团头湖周边青草湖遗址群内,发现等级较高聚落,可能为战国时期长沙城外一处等级较高的中心聚落。之后,古越人逐渐退出湖南境地。今浏阳市县城附近樟树潭和大围山白沙乡廖家煅,发掘了龙山文化遗址。从出土文物看,在距今约 4000-4500 年,这一带聚居百越族村落。据株洲市文物考古队发掘的遗址和文物判识,新石器时期末,湘水、渌水、 攸水、洣水等河流两岸,开始出现少量印纹硬陶。这是百越文化的标志。商至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印纹硬陶文化,已成湘东地区的主导性文化;之后,楚文化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战国中期,楚用“吴起变法”(前386-前381),先后在今湖南境内首置洞庭郡、苍梧郡、后置黔中郡、巫郡,标志楚文化占据统治地位。《株洲市文物名胜志》载:战国中后期,株洲境内百越文化逐渐式微。春秋中期至战国末,一部分越人迁居他乡,一部分越人逐渐楚化,但仍存独特的百越文化。
地名,是随着人群的居住、生产、生活、交往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因地因物因事因人等而取名,是一种普遍生成的事实。约在战国中后期,扬越人的一支,翻越吴楚边界的幕阜山、九岭山,沿浏水上源大溪水流域,渐次族居开发。因山地纵横,川谷交错,河溪斜列,森林茂密,大溪河水深切流缓,清澈见底,越人便称之为“浏”,后聚落以此名。
越人有民族语言,但无文字,采华夏语或楚语记事录史,但也涉及越语底色读音。如越人称“盐”为“余”,故越地多“余”地名。杭州古称余杭,说明其时多产盐。湘东地区昌(水)、浏、漉(渌)、攸、溶、洣等诸河流名称,应是扬越人口语相传的地名。“浏”之地名,可能为越人取名。楚人族居开发此地后,楚人用楚语(源自华夏语)读写。《汉书·地理志》之前,即秦汉间,因浏水北岸聚落有一大村邑,故名浏阳。得名当在东汉郑玄(127-200)《尔雅》成书之时。
其时,浏阳聚落邑,并非县邑。西汉初改长沙县(亦云湘县)为临湘县(今长沙市)时,可能为临湘县一乡邑,名浏邑。但目前未见文字记载,需进一步考证。东汉末《水经》中,才始见浏阳县名。至《水经注》时才明确县因水而名。其后,浏水、浏阳县,名传全国郡、县。唐《元和郡县志》谓潭州浏阳县“因县南浏阳水为名。”此后,浏阳以浏水名县,似乎已成定论。
然而,《三国志·卷五十四》:建安十四年(209),“权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刘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刘阳之名,始见于史籍。清光绪《浏阳乡士志》:置县“必始于是时。”以后《晋书》《南齐书》等史籍中,皆有刘阳县记载。刘阳为建安十四年(209)置县,可以确定。
自《三国志》列刘阳县名,至《南齐书·卷五十六·幸臣传》:升明初(约 477-478),临海人吕文显“封刘阳县男。”再到南朝齐建武四年(497), 改刘阳县为浏阳县,属湘州长沙郡。约长达 288年间,县皆名刘阳。因此之故,浏阳县(今浏阳市)究竟是以“浏水”名县,还是以“刘”名县,值得进一步探讨。
刘,《广雅·释器》:“刘,刀也。”《书·顾命》“一人冕执刘,立于东营。”。孔传:“刘,钺属。”孔颖达疏引郑玄曰:“刘,盖今镵斧。”清代俞樾《曲园杂纂》也认为:刘为刘字本义,盖兵器也。亦指水名,亦指姓氏。《通志·氏族略三》:“刘氏,祁姓。 帝尧陶唐氏之后,受封于刘……裔孙刘氏。”显然,依“刘”字本义,释“刘”之地名,难以说通。刘阳之“刘”,应是以姓氏名地。《水经注·洛水》在阐述此条“刘水”地名时,认为刘“水出半石东山,西北流经刘聚,三面临涧,在缑氏西南,周畿内刘子国,故谓之刘涧。”郦道元肯定“刘水”地名,源于刘姓氏。
刘阳得名,应以刘氏聚落名地,并非以浏水名地,当为汉景帝时长沙定王刘发所置族邑。史籍虽无明载,但实有可能。
其一,汉高祖刘邦,改秦长沙郡为长沙国,改附廓县长沙县(亦云湘县)为临湘县(今长沙市)。汉景帝时,封子刘发为长沙王。《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注:长沙定王发,其母为唐姬,原为程姬侍女,后因故“及生子,因命曰发。以孝景前二年(前 158)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为首发动“七国之乱。”公元前154年,刘发认定效忠朝廷的时机到了,便选取临湘县东向刘邑为军事据点,为朝廷平“七国之乱”,制造箭镞等武器,以忠皇室。
其二,《史记》[集解]应劭曰:“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有诏更前称寿歌舞。定王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上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阳属焉。”长沙定王刘发,略施小计,得添三郡。这当然决非实情,是汉景帝为奖励刘发平定“七国叛乱”制造武器(箭镞)之功,便借故封三郡。这种可能性极大。
其三,长沙定王刘发在今浏阳县既末封候又末置县,必有深因。据江西省《安福丛录》载:公元 56年,长沙定王子裔安成侯国撤销,复为县,共计214年,湘东数县,先后封侯者有长沙王子刘苍为安成侯(今江西省福安县,前129),刘福为容陵侯(今安仁县、攸县小部分,前129), 刘则为攸舆侯(今攸县,前125),刘欣为荼(茶)陵侯(今茶陵县、炎陵县,前125) 。唯独今浏阳市,既不置县,又未封侯。其主因皆可探讨,但最有可能是其时刘邑为长沙定王族裔之封地,位在诸侯之上。因是乡邑之封,又属军事要地,故不记于史籍。当然,个中原委只有景帝父子得知。
其四,刘姓族封今浏阳“刘邑”,其地望应在今浏阳市官渡镇。《湖湘地名纪事•浏阳市》(第3卷)载:2002年当地出土文物考证,春秋战国时,境内居住着相当级别的贵族,又有战国、汉、三国、魏晋等年代的古墓10多座,出土不少文物。两汉时这儿四周环山,有大溪水(浏阳河上游)流经,物产富足,人口聚居,水陆交通便捷。至三国吴孙权置刘阳县时,取“浏”之谐音,去三点水,以刘阳邑为名,以示对刘氏宗室的尊重,也为拉袭刘氏皇家宗室势力,扩允自己势力,谋取天下。这是极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作为扬越人聚落邑,应以浏水名邑;作为长沙王封国族邑,当以长沙王刘氏称名;作为三国初置刘阳县,以长沙王封国“刘阳邑”称名。当然,以上是否为史实,有待于先秦两汉文献及岀土文物去证实。
共和国《浏阳县志》载:浏阳置县后,县名不改,县域略调,归属随历朝政区调整而随属。隋开皇九年(589) ,改临湘县为长沙县。大业三年( 607 )废浏阳县,入长沙县。唐景龙二年(708),复置浏阳县。元元贞元年(1295 )升为州。明洪武二年(1369)复为县。自此后,县境始定。民国时期政区多调,县名不改,归属频更。新中国成立后,初属长沙专区。1952年属湘潭专区。1968年属湘潭地区。1983年属长沙市。1993年撤县改市,由长沙市代管。
境内山丘盆地交错。气候温湿,河溪众多。主产稻、薯、油菜籽、棉花、烟草,多产竹木,生态环境优良。茶叶、金橘为优质名产。大围山相思鸟为名贵观赏鸟。矿产有煤、铁、铅、锌、钨等。水陆交通便捷。工业以轻工产品为多,尤以鞭炮烟花、皮革服装、食品产业著名。浏阳豆豉、花炮为传统特产。菊花石雕为著名手工艺。纪念地有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旧址和谭嗣同祠、墓。名胜古迹有浏阳文庙、石霜寺、道吾山。遗址有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樟树潭遗址。
出品/湖南日报社株洲分社 湖南工业大学党委宣传统战部 新湖南株洲频道 华声在线株洲频道
策划/周小雷 罗咸辉 廖义刚
执行/张咪 刘韵霞 杨子情
本期特别鸣谢浏阳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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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