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阁，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显得古雅和遥远，如今说起闺阁，让人想起的，也无非是女红、刺绣、绣房等婉约精致的词。但在明清时期，闺阁里最让人关注的，却是那一缕袅袅书香，冉冉墨香。

晚明时期的思想解放思潮给文坛吹来一股清风，也使得当时的文人对女子读书持有相对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清代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朝廷对教育乃至女教的重视，使得闺阁书香越发浓郁。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因此，明清时期成为了中国古代女性阅读最活跃的时期，闺秀们如痴如醉的沉迷在书的海洋之中，只觉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忘却来时路。

闺阁本是远离喧嚣、优雅裕静的一个地方。闺秀们生性细腻而又敏感，她们在圆镜之前细细理妆，她们在雕窗之下焚起一炉沉香，她们于深深庭院之中扑蝶斗草，赏月观花，她们在绣房之内共做女红，笑语嫣然。她们足不出户，于是致力于内心世界的细腻经营，虽然无法延伸生命的广度，但却因而得以拓展生命的深度。闺阁固然是约束她们生命的窄小一隅，却也是她们的心灵得以诗意栖居的地方。正是“深闺从小不知愁，半世消磨可自由”。

江南世代书香之家，家中往往藏书丰厚，这给了闺秀们的心灵以无尽滋养。如明末清初的会稽闺秀商景兰，嫁给著名藏书家祁承爜之子祁彪佳，带动并形成了名动一时的祁氏才女群。祁氏祖孙三代都为藏书家，藏书达十万余卷，其澹生堂藏书与世学楼、天一阁齐名。耳濡目染之下，祁氏闺阁之中便自然而然地熏陶出书香女子。她们并无男子那样需要金榜题名的现实负担，她们读书，只是纯粹出自内心的喜欢。书籍给了她们一个从未见识过的博大世界。她们开始爱上阅读，沉醉阅读，也因此打开了一扇灵性之窗，扑面而来，尽是新鲜如泉水一般的思想。书籍滋养着她们的生命，也启发者她们的心智。她们对于阅读越发如饥似渴，不知疲倦。

晚明时期的吴江闺秀沈宜修自小灵慧，闻一知十，遍通书史。她嫁给了清寒的文学家叶绍袁，曾道：“然贫士所有，不过纸笔书香而已。”叶绍袁亦有书嗜，遇有典籍，常尽力而求，叶家的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便在这浓郁的文学氛围中成长起来了，成为有作品集传世的书香才女，时人赞道：“吴汾诸叶，叶叶交光，中秀双姝，尤余清丽”。明末清初的山阴闺秀王端淑，自小便博览群书，自经史以至《阴符》《老》《庄》、内典、稗官野史，无不浏览，父亲王思任最爱这个小女儿，常说自己的八个儿子，都比不上这个女儿。她丈夫丁圣肇对她深为理解和推崇，王端淑不喜做女红，他也不以为意，还骄傲道：“内子性嗜书史，工笔墨，不屑事女红”。清代吴江闺秀张滋兰，常卷帙不去手。她轻声诵读，书声琅琅，飘出窗外。夜晚，她便点灯焚香，继续读书直至深夜。一盏读书灯幽幽亮着，经过她家的人无人不攒，都说这是“读书人家”。清代昭文闺秀席佩兰酷爱读书，并不热衷于梳妆打扮，而是喜欢买书，导致家中的书越来越多，而用来饰发的钗环则渐渐减少。丈夫孙原湘在《叠韵示内》中写道：“图书渐富钗环减，针凿偏疏纸砚亲。”清代山阴闺秀胡慎容跟随做官的丈夫来到岭南时，不改少女时代的读书习惯，读书风雨无阻。屋内燃一灯，拥残书数十卷，吃睡都在书卷之畔，如书生一般刻苦。即使是病中，闺秀们也不废吟咏，清代阳湖闺秀张孟缇因多病而卧床数月，妆台床畔都堆满了书，她说自己“读书不得其解，思之竞日夜，倦极酣睡，晨起辄能解，不自知其所由”，便如书痴一般，日夜思索书中之趣。

书籍对闺秀来说，渐渐已如同知己好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周寿龄《冬夜》所云:“三更漏冻人声静，惟有诗书慰寂寥。”夜深人静之际，闺秀们心生寂寥之际，只要有一卷诗书在手，便心中充实温暖。孙谦题方芳佩《在璞堂吟稿》诗云：“奁畔有山皆载笔，床前无架不堆书。”

她们将自己家中藏书读遍了，依然渴望读更多的书，于是她们就四处借书看。清代江阴闺秀徐畹芝就曾写过一首《借书诗》：“王剪堂前插架书，缥缃成帙五车余。昨朝一见心如醉，安得微躯化蠹鱼。”她们还用自己精心制作的女红换取书籍。清代武进闺秀刘絮窗便曾用自己精心绣好的绣品换取唐诗之书，还作了一首绝句以记之：“迟迟晓日度帘前，堪笑年来此性偏。满院秋光浑不赏，金针赢得买书钱。”一家之中，母女、姐妹一起读书，如常州张氏，母亲汤瑶卿与四个女儿终日以读书为乐，“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事物。”

在明清小说里，也常有闺阁书香的描写。如曹雪芹的《红楼梦》中写刘姥姥进大观园，随贾母来到了黛玉房中，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又见书架上堆着满满的书，便说：“这必定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贾母则笑指黛玉道：“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言语中很有几分骄傲。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方笑道：“这那像小姐的绣房，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这段描写，也是那个时代明清书香才女的反映，黛玉身上便有着当时渊雅灵秀的书香才女的影子。

闺阁中有浓郁书香，自然也就有了墨香。闺秀遍览文史，启发心智，再加上巧心灵慧，“物有不平则鸣”，便成为挥洒笔墨的才女，墨香渐渐超越书香，成为闺秀们最心仪的心之沉香。书香令闺秀内心沉睡的自我开始苏醒，而墨香令闺秀实现了自我超越，感受到一个全新的自我。每一个提起笔来书写的女子，她们的心灵都丰富如林，沉静如海。她们具备了朦胧的自主意识，不再甘心做失语之人，渴望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于是拿起笔来，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写下大量诗词。正因为广泛的阅读，使得她们不仅具备天生的灵气，更积累了后天的学养，这令她们的作品大多呈现出灵秀渊雅的风格。

她们小小年纪就能写出惊艳的诗句，如嘉定闺秀侯承恩，髫龄便有“愁生明月夜，人瘦落花天”之佳句，又如吴江闺秀叶小鸾，十二岁便作出清新之句“簪花初欲罢，柳外正莺声”。闺秀们由被书写的对象成为了书写的主体，她们记录下自己对生活和生命的真实体验，展现出神秘深邃、幽微瑰艳的女性心灵世界，诗词中的她们再也不是男性作家笔下被物化的审美对象、哀怨悲情的化身，而是丰富生动而又真实存在过的生命个体。

这个时期，才女并非个例，而是以满门风雅的家族群体登上文坛，“令晖、谢道韫萃于一门”，祖孙、母女、婆媳、姊妹、姑嫂都能诗文辞赋。明代中期的著名文人屠隆之女屠瑶瑟，与嫁入屠家的嫂子沈天孙都擅长诗文，而屠隆夫人亦为才女，母女、婆媳经常一起吟咏。屠隆见之，作诗道：“封胡与遏末，妇总爱篇章。但有图书箧，都无针线箱。”又云：“姑妇欢相得，西园结伴行。分题花共咏，夺锦句先成。”明末清初山阴祁氏才女群中，作为核心的祖母诗人商景兰闲暇时便要媳妇、女儿和孙女们带着笔床砚匣跟着自己出游，角韵分题，竞相唱和，“葡萄之树，芍药之花，题咏几遍。经梅市者，望若十二瑶台焉”。又如清代闽县闺秀许馥荃“膝前三女皆娴吟咏，至今内外群从，人人有集者，太淑人之力为多”。清代婺源闺秀黄俪祥与弟媳时瑛“亦工吟咏。妯娌嫡庶，日相倡和，真得闺门风雅之集”。

明清闺秀们的写作题材，已不止于闺阁幽情，她们记录下身边琐碎而美好的一切，池塘水榭、秀竹娇花，也开始写作前代闺秀诗人所少有涉及过的题材，如写人、题画、咏史、记游等。吴江闺秀沈宜修曾模拟南朝文学家颜延之的作品《五君吟》，细细描写家中五位女性的容颜之美，第一首写的是表妹张倩倩：“佳人字倩倩，绰约多娟美。丰既妍有余，柔亦弱可拟。巧笑思庄姜，宜颦羡西子。沉香倚画栏，独立谁堪比。春雨泣梨花，华清竞杳矣。”在沈宜修的笔下，张倩倩绰约多姿、娟娟秀美，虽然丰腴妍丽，但却给人一种柔弱娇美之感，且巧笑嫣然，宜嗔宜喜。随园女弟子钱琳作有题画诗《题画扇》：“月落鸦寒暮霭平，小桥流水一湾横。幽人别有看山兴，黄叶声中自在行。”淡淡几笔，勾勒出一派寒月落鸦的淡远之境。湘潭闺秀郭润玉咏史诗有《咏古十绝句》，分咏西施、息妫、明妃、杨妃、虞姬、赵飞燕、花蕊夫人、寿阳公主、红拂、绿珠十位古代女子，不落窠臼，见识独特，如咏西施：“若论吴越成败事，美人功过只平分”；论虞姬：“八千子弟都无恙，不负君恩仅美人。”明清闺秀还曾短暂地走出闺阁，写下记游之作。明初三秀之一的朱妙端作下《竹枝词》二首，描画了西湖边的江南民间风俗图，清新自然，有唐人之风，但又蕴含闺秀之雅致：“西子湖头卖酒家，春风摇曳酒旗斜。行人沽酒唱歌去，踏碎满堤山杏花。”“横塘秋老藕花残，两两吴妪荡桨还。惊起鸳鸯不成浴，翩翩飞过白苹滩。”她们还会写下缥缈瑰丽的记梦诗，如清代嘉定闺秀侯承恩的《记梦》：“娉婷仙子笑来迎，谓予到此游何胜。俄而引至玉楼中，笙歌齐奏方开饮。麟脯琼浆取次供，冰桃雪藕还贻赠。须臾筵散步层峦，举头四望如明镜……”如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她们还用众多的篇幅来刻画自己的文学生活，如读诗、赠诗、诗歌唱和、诗词结社等文学阅读与创作活动。

她们也开始写作男性诗人笔下所无法具有的女性独特体验，如慰夫、课子等。黄娥曾写下《寄外》诗给丈夫杨慎，缠绵哀怨，闻名当世：“雁飞曾不到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沈宜修也常把教导孩子读书的过程写成诗词。《漫兴》一诗中有“竹影渐看移日影，窗前稚子读《离骚》”之句，是沈宜修教子之真实写照。在另外一首《浣溪沙·咏雪》中则有“唤女欲将呵手瞶，呼儿捻取作茶烹”的句子，则展现了其家庭生活的审美情趣。清代北京闺秀顾太清用自己写的诗词记录下儿女成长的一点一滴。如《迎春乐·乙未新正四日看钊儿等采茵藻》，满是慈母心肠：“东风近日来多少?早又见、蜂儿了。纸鸢几朵浮天杪，点染出、晴如扫。暖处有、星星细草，看群儿、绿阶寻绕，采采茵藤茉莒，提个篮儿小。”

她们的写作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或雅致轻盈，或婉约轻灵，或渊博秀美，或明丽欢快，甚至还出现了闺词雄音。如清代钱塘闺秀柴静仪曾在《黄天荡咏古》写道：“玉面云鬟拂战尘，芙蓉小队簇江滨。不操井臼操桴鼓，谁信英雄是美人？”表达了对战场杀敌的女英雄的敬仰之意。又如清代仁和闺秀吴藻，在《金缕曲》中咏叹“愿掬银河三千丈，一洗女儿故态。收拾起、断脂零黛，莫学兰台愁秋语，但大言、打破乾坤隘。拔长剑，倚天外。”更是壮怀激烈，豪气干云。她们也关心社会疾苦，在诗词中抒发家国之痛。王端淑的《悲愤行》《苦难行》写出了国变之后仓皇避祸的凄凉感慨。吴琼仙《田家饲蚕曲》则表现出对农家忍饥养蚕生活的深切同情。

清代男性诗人也惊叹于闺秀作家对写作的热情，以及作品的质量之高，他们用明珠美玉来形容她们所作的诗词，对于女性的作品，也有了“彤管”这样取自于《诗经》的风雅之称。清末诗人易顺鼎在《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序》赞道：“所传名媛，不少诗家；至于有清，遂臻极轨。琼闺之彦，绣阁之姝，人握隋珠，家藏和璧。”他们也帮助闺秀编选诗文集，为闺秀诗集作序跋、题词，在自己的诗话之中评论闺秀之诗。晚明文士方以智为姑母方维仪《清芬阁集》题跋时感叹：“嗟夫!女子能著书若吾姑母者，岂非大丈夫哉!”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曾在《赠黄皆令女校书》诗中道：“未闻书画与诗文，一个名媛工四绝。”更有男性文人，因才女出类拔萃的诗才，认为天地灵秀之气更偏爱女子。清代编者葛征奇《续玉台文苑》序曰：“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清代编者赵世杰《古今女史》序曰：“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清代编者钱三锡认为，历代闺秀诗独以“我朝闺秀诗为尤甚”，其间“锦绣连编，珠矶满犊，几同登宝山而人纹室”，于是编成《妆楼摘艳》五卷。

明清闺秀们对写作，最初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宣泄自我的情感，用以自娱而已。“自到花前常有感，每当月下即寻诗”。但她们对于写作的沉醉与痴迷，使得后来书写渐渐超过了自娱自乐的范畴，而是上升到了视若生命的高度，写作就成为了她们生命之中的唯一寄托。江阴闺秀陈蕴莲认为写作可畅其襟怀：“少长，觉女红之外，惟翰墨足以涵养性灵”，感叹“诗之为用诚大矣”。随园女弟子金逸体弱多病，但沉迷作诗，诗友郭麐写诗称她“赖有诗篇能过日，不然病骨奈三年”，正是写作，慰藉了她的病症，减轻了她的痛苦。蕉园七子之一的毛媞年近四十仍无子嗣，曾自持书卷道：“是我神明所钟，即我子也。”她的作品是她智慧与心血的凝聚，便如她的孩子一般，因此她虽然无子却不感孤单。钱塘闺秀沈善宝道：“自笑诗书积习深，一灯五夜尚披吟。”世间的一切，都可以触动她的灵感，化作她笔下的素材：“篷背夕阳篷底雨，都供诗料入诗囊。”她如痴如醉地沉迷在写作之中，“心血呕干终不改”。

她们写作的文体，也并不仅限于诗词，而是几乎覆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如散曲、戏剧、弹词、章回小说等。她们也不再安于闺阁庭院的狭窄生活，热切地向往着建功立业——因为现实中的不可能，她们开始撰写杂剧，或者弹词，在虚幻中圆她们的梦想，比如，清代钱塘闺秀陈端生作弹词小说《再生缘》，那与父亲、未婚夫同朝为官的孟丽君，见识才干均不在须眉之下，精明强干，位极人臣。这是身居深闺的少女所憧憬的波澜壮阔的人生。但诗词仍然是闺秀才女写作的主体，几乎每一位女作家都写过诗词。

写作让她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陆卿子在为女诗人项兰贞的《咏雪斋遗稿》作序时说道：“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王端淑颇“以才情学问自负”。当时的文学家毛奇龄编选了一部女子诗集，但其中没有选入王端淑的诗，她便作诗戏云：“王嫱未必无颜色，怎奈毛君笔下何?”委婉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陈蕴莲更是毫不谦虚地自夸“笔端可得夸三绝，胸次常思富五车”。

正是因为有了文学自信，使得相当一部分女性诗人不再满足于被鉴赏被评论，而是主动涉足女性诗学批评与诗歌理论研究。明代已经有女性诗人表现出诗学意识的自觉性，开始在诗歌创作的同时进行诗学批评与诗歌鉴赏，清代更是达到了女性诗学批评的高峰，涵盖了各种文学批评形式，如书信、序跋、女性诗文选、论诗诗、诗话，如沈宜修《伊人思》、王端淑《名媛诗纬》、沈善宝《名媛诗话》、陈芸《小黛轩论诗诗》等。这些诗学批评进一步刺激了闺秀才女的创作热情，且加剧了她们的传播度。

正是因为阅读和书写，让她们生命中的灵性被点亮，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不再浑浑噩噩消耗岁月，不再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生儿育女的工具，而是生动具体、多才多艺、具有朦胧的自我意识和精致的审美情趣的人。文学不仅点缀了她们寂寞的生活，也为她们打开了一扇通向生命不朽道路的窗户，让她们感到活着的意义。她们教授自己女儿诗词，一部分闺塾师还收下聪明伶俐的女弟子，希望把对阅读，对文学的爱好一代代传承下去。她们甚至还像男性诗人一般结成诗社，如吴江叶氏午梦堂中的沈宜修与三个女儿结成家庭诗社，时常“题花赋草，镂月裁云”。钱谦益赞道：“中庭之咏，不逊谢家；娇女之篇，有逾左氏。”阳湖刘琬怀在《问月楼草》自序中道：“昔年家园中红药数十丛，台榭参差，栏杆曲折，与诸昆仲及同堂姊妹常聚集其间，分题吟咏。”更有钱塘“蕉园诗社”、西泠“清溪吟社”等闺秀诗社，为一时风雅。晚清时顾太清和沈善宝等在京城组建的“秋红吟社”，更是跨越了血缘和地区之分，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为优秀的女诗人。

明清时期闺阁中的书香翰墨，滋养出了盛极一时的闺秀才女文化，让才女发出了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令当时的文坛为之惊喜瞩目。顾太清在诗中赞道：“何期闺阁辈，杰出欲空前。”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明清以前有记载的女诗人总共117人，明代女作家有245位，已经超过了之前历代女作家数量的总和，而清代女作家更多达3000多人，作品多达四千多部。学者孙康宜感叹道：“没有任何国家比明清时代的中国出版更多的女诗人选集或者专集。”这些闺秀才女精心所作的诗词作品，犹如沧海遗珠散落在历史烟尘之中，留给后人的是珍贵的精神遗产以及广阔的研究空间。

作者：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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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