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与出路:湖南作家的自我超越
文丨卓今
多数情况下,文学在精神生活中不是刚性需求,何况在这个繁华盛世,人们被无数的新奇玩艺所吸引。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它的教化功能和娱乐功能在继续减弱,受关注程度还在走低,占据新闻头条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但文学自成气候,全球资本化和互联网时代,新的文学生产规律和消费方式正在形成,无论作家用什么样的姿态介入文学,他们的作品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和个人的精神史和文化史。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一点永远不会变。精神产品生产是何等不易,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作家都在做着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葛兰西说,“对那些不起眼的作家,而不是一流作家的研究,有时候对于文化史是有益的”。社会的精神文化体系正是由无数并不是特别著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构成,何况,评价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真正的好作品,受得起委屈,也经得起批评。能成为作家的人,绝大多数都有才华、有冲劲,相信他们不会辜负自己。我突然想到周邦彦的诗句:“小桥外,新绿溅溅。”文学仿佛又呈现出一股子灵动、生机、活泼泼的势头。
然而,现在的作家比早些年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困难一:文学样式和风格的变法
结构上是有用心?是否与内容浑然天成
第一个困难是文学样式和风格的问题。就小说而言,这个时代,所有的艺术样式都出现过了,比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多。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前人的经验,清代曾经是集大成的时代,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全面繁荣,清以前的文人对于式样和风格争论,无非是尚质、尚文,主应用、主纯美。清代的创作环境并不宽松,但作家们反而能抛开这些争论,在很强的官方意识形态和高压文艺政策之下,创作上重践履,实事求是,能够直面那个时代和社会重大而艰难的精神问题;学术上也是重实证,无征不信。现代文学从西方借鉴了很多经验和手法,古今中西,锦绣繁华,让人挑花了眼,也打乱了阵脚。如何叙事?结构、时间、视角、意象,你都玩不过前人,你发明的某个新手法,以为可以惊世骇俗,其实都是人家玩剩下的。变法不是不可以,结构是跟随故事的需要、人物命运的需要而构建的,它这样走顺当,换个花样走就会别扭,高明的小说家在结构上是有用心的,与内容浑然天成,所呈现出来的样式自然就会有创新性,会引领时代。古人认为法是文之末事,导致中国叙事学不发达。文章要深入肌理,不入法不行,但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
困难二:情感介入的深度与强度
作家能否将自己的命运等同于对象?能否为此将命豁出去
第二个困难是情感的介入度问题。有的作家有生活却缺乏艺术高度,有的有艺术高度却没有生活体验,大部分属第二类情况。作家是文化精英,大都住在城市里,过着精致优渥的生活。作家要扎根人民,扎根现实生活,这个道理都懂。可是如何才能深入生活?亲临现场,跑到农村挂个职?卷起铺盖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到工厂车间体验当车工钳工?到建筑工地扎钢架打混凝土?这种“假农民”“假工人”搞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假,因为高贵的身段放不下去,贴地飞翔,俯瞰众生,找几个苦难血腥的故事,爆个料,作悲悯状,似乎就算是实现了底层关怀。真正的体验是那种拔萝卜带泥的生命体验,真正的关怀是把自己的命运等同于对象,通过实践融入对象。在城市养尊处优的作家们深感这个命豁不出去了,很绝望。为什么绝望,因为把自己作为外在的东西,用强制手段强加到对象中,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一种自我异化。马克思早就洞察到了,艺术生产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人的主观活动与客观存在高度统一起来。放不下富贵心,拉不下高姿态,它就统一不起来,就很难写出有“人”味的东西。
困难三:过分关注题材选择而缺乏情怀与担当
关键是抓住一个题材怎么去看待和处理
第三个困难是题材选择问题。信息量太大,什么题材都不新鲜了。小说家有时候手头的题材太多了也烦恼,心里想着一定要选一个劲爆的题材。九道弯,九连环,无数个巧合,曲折离奇,折腾得死去活来,比知音体还要传奇。没有情怀、担当,没有精神向度,一堆故事成不了好作品。题材只是一个借口,成熟的小说家什么题材都能拿出写好。把最普通的东西写得有深意有韵味才是本事。乡土、城市化、爱情、官场、战争、历史都是当下很热门的题材,还有很多边缘题材。问题是你抓住一个题材怎么去处理。扶贫是当下中国的一个大工程,方法、政策、手段,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微妙关系等,作家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怎么处理这个题材,在艺术上是有挑战的性,它的重要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言而喻。网络文学集中在玄幻、修真、穿越、都市言情,只有极少的作家碰触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影响越来越大,青年和低龄读者在它的熏陶下成长,再过若干年,网络文学很可能就是“人民的主流文学”,若是脱离实现,脱离人的基本生活和情感,它的未来是令人担忧的。
困难四:地域文化视角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如何认识和把握时代与社会运动的重心
第四个困难是独特性与普遍性的困难。湖南作家有地域文化的优势,故乡思维是区别于别人的法宝,语言、题材、视角、意象各方面都跟主流元素、流行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很强的可辨识度。最典型的是湘西神秘文化,它一直是文学取之不尽的源泉。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湘西地区的作家容易被神秘文化捆绑,有时候人物安排和情节走势纯粹为了展示奇异的风俗,角色、对白、场景都沦为道具。对乡土题材的把握也是一样,社会发生了变化,新的要素不断涌现,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痛苦裂变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只大手在他们之间扒开了一道豁口,而且还在用力撕裂,他们之间天然的依存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政治经济变革、科技创新、生产力发展使这种变化处在运动之中,它的重心在哪里,如跑马射箭,难以把握。
困难五:作家的职业危机
专业作家与现实脱节,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和尖锐矛盾
第五个困难是作家职业危机问题。一百多年前作家就开始职业化。资本的介入和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使机械动力印刷术发展起来,活版铅字和石印代替了手工抄写和木刻线装,报刊和平装书的大量生产,文学的传播能力加大。新式学堂、女性获得受教育机会、民众文化程度普遍提高,加大市场需求,促进了小说业的繁荣,职业化作家某种程度上需要用数量来刷存在感,再也抽不出精力兼顾其他职业。民国的版税制度和新中国专业作家供养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作家,有的堪称世界级大文豪。现代化环境下,创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而专业作家编制紧缩,事业单位财政拨款依赖于本地的经济状况,贫困地区还需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作家收入微薄,生计艰难,加上外在的引诱,作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还在继续下滑。同时,供养制的弊端使得专业作家与现实脱节,作家被动地退守到一个狭小封闭的环境,回避社会重大问题和尖锐矛盾,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选择那些难度比较低、写起来比较顺畅的东西来交差。内容单薄,感情苍白,起不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加上商业化渗透、参照系短缺、批评鉴赏不到位,进入低水平竞争的恶性循环。有志于文学的青年人投身新兴的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还处于自然丛林状态,目前还不可能担起文学的重任。传统文学很大程度上只能等待有天赋异秉的人自己冒出来。艺术生产不像普通商品生产,投入和产出完全不是一个对等的公式。前面是金山银山还是万丈深渊你是不知道的。也许正是它的无穷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才是使得这个职业充满了魅力。
要想超越自我,超越同时代优秀作品,作家需要自我升级。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自由概念不同于从前。古典时代,人通过斗争、革命等激烈的手段,从外在的权威里拯救自己来获得自由和幸福。现代人被物质和技术所操控,“人为自己立法”是真正的个体意义上的自我救赎,它的核心价值是从物欲中超脱出来。人与物质,主体与客体关系颠倒,精神扁平,审美扭曲。如果我们对这个文化趋势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写作就会软弱无力。时代对作家的附加要求越来越多,读者文化水平整体性提高,见多识广,胃口大,眼光刁,他们在了解时代、读懂人心这一块已经相当高明。当劳模,多出东西,猛刷存在感的搞法,读者并不买账。想要超越自我,超越同时代优秀作品,作家更多的是需要自我升级。写作是体力与智力、情感与德性的多重体现,宅在小圈子里,怀恋往昔、自恋、自怜,用纤秾佻巧、多肉少骨的文字感叹世事,诅咒时尚,还不如甩手大干一场,宁为野马,不为疲驴。古人云,道之大,德之博,有德者必有言。并不是说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最好的文学。不管是什么题材,不管用什么形式表现,好作品一定是出自那些有良知,有情怀,有超强的生命感悟力的人之手。有深度的作家(包括情感深度、思想深度),能够把握时代脉搏,看准问题症结,直指人心。其作品必孕大含深、贯微洞密。
(本文原载2016年7月22日《湖南日报》)
责编:吴名慧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