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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家是欲说还休的疼
作者：韩生学
【采访对白】
问：“行走一生中，你觉得最对不起的人是谁？”
答：“是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
问：“为什么？”
答：“我没有给他们一个好的家。”
问：“能说具体一点吗？”
答：“我母亲九十多岁了，仅陪她过了四个春节；我妻子跟着我在山上，寂寞得几乎要疯掉；我女儿结婚，连一个出嫁的地方都没有。”
【采访手记】
家，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根深蒂固。几乎每一个中国人，无不重视家、挚爱家、眷恋家、依赖家、建设家和捍卫家。然而，对于守在大山深处的唐自田、李庆莲夫妇，“家”就是他们守护的那一片大山，而对于他们的孩子，“家”成了一个只能在口里“念念”的梦想。
“像是没有了这个人”
“我像是没有了这个人。”这是唐自田妈妈朱美英经常说起的一句话。
老人已九十九岁，生养了八个孩子，唐自田是她最小的儿子。
自从儿子来白土冲挖山栽树，第一年回家过了一个春节后，四十年来，很少见到儿子。都说儿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挂念着儿子，无不为儿子担着心，她总想知道儿子在外面过得怎样，但总得不到儿子半点信息。四十年都是在牵挂和担心中度过。
有一年春节，母亲想儿子实在想疯了，便通过熟人给儿子带了个口信，说，当娘的想儿子能回家陪她过一个年。接到口信的他，顿时心里酸酸的。他在心里下着决心，今年一定回去陪妈过年。
但，最后，他还是没能回来。
那天，他在向领导请假时，领导稍微迟疑了一下，说：“春节林场里不离人是最好的。”
他没有让领导继续说下去，坚定地说：“那我还是不回去吧。”
唐自田见领导迟疑了，突然体量到领导的难处。母亲虽然特别希望自己回家过年，但自己不回去，还有其他几兄弟陪她过，而这片山林，他不在，就没有人看管了。于是做出“不回”的决定。
没有等到儿子回来，失望的母亲无不伤感地说：“我这个儿子算是没有了。”
这话传到了唐自田耳里，他再也克制不住，放声大哭了一场。
一过完年，他便及时赶回家。拉着母亲的手，求母亲原谅。当母亲握住儿子的手时，一切怨恨都烟消云散。
他对母亲说：“越是到过年过节，山上越是不能离人。”
母亲说：“知道。你现在是公家的人。妈不怪你。你不在，妈还有你哥他们。山上那些树啊、草啊，你走了，就没人管它们了。”
他完全没有想到，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情不自禁的抱住妈妈，激动地说：“还是妈最理解我。”
妈马上说：“谁叫你是妈的孩子？”
就因为有妈的理解，所以，此后每年他都能安心地守在山上。四十年，他才在家里陪母亲过了四个春节。平时回来得更少，就算结婚，也就在家里住了两天，喜事一办完，第二天就领着新媳妇上山了。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是老人九十四岁生日。一大早，老人便洗了头发，换上新衣，穿上新鞋，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搬来一张凳子，坐到家门口，不时地向门前的马路上张望，口里不时地自言自语一句：“怎么还没来呢？”
几天前，唐自田从山里捎信回来，说今年一定要回家来陪母亲过一个生日。唐自田虽然四十年很少回家，没有尽到孝心，但他心里还是十分明白，母亲九十多岁了，活得一年是一年，所以，这一年母亲生日，他下决心要回家来陪母亲过，并于几天前就给母亲捎回了口信。
接到口信的母亲，十分高兴地骂了一句：“这野屁股的，总算想到还有个娘了。”
就从这一天起，老人天天盼，总算盼到了生日这一天。一大早，她收拾好自己，便坐到家门口，张望。
谁知，从早上一直望到下午，还没看到儿子的影子，老人再一次失望了，再一次说起那句话：“这个人算是没有了。”
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儿子唐自田才急匆匆领着妻子来到母亲身边。
原来，这一天，局里突然通知，县领导要来山里开展森林防火调研，领导调研他肯定不能离开。他将本打算回去陪母亲过生日的话压在心里，陪同领导从这一个山头转到那一个山头，直到把大多数山头转完，已经到了晚上，将领导一送走，他便与妻子急匆匆往家里赶。
夫妻俩的脚一跨进门，母亲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我就说，你们不会骗妈的。”之后，便支使其他几个弟兄为他们夫妻俩热菜、盛饭，“定是饿坏了，快吃饭。”
唐自田的眼泪在眼眶打转：“妈，对不起，本来今天完全可以早一点回来的。可临要来时又有事……”
母亲马上打断他的话：“别说了，知道的，那么大一片林子，哪离得开你？这次你没有骗妈，妈就高兴。”
他的泪水顿时流了出来。妈就是妈，总是那么理解自己的儿子。
是啊，如果没有妈的理解和支持，他能够在大山上干得这么久吗？如果没有妈的理解和支持，他能够在大山上干得这么好吗？如果没有妈的理解和支持，他能够在大山上干得这么顺吗？如果没有妈的理解和支持，他能够在大山上干得这么欢吗？
显然，不能。
连狗都嫌弃
一九八八年六月，他们的大女儿雯雯出生了。这给唐自田夫妇带来了无限喜悦，也给他们寂寞无奈的山野时光带来些许生气，每天巡完山，可以逗逗孩子，晚上的时光也再没有那么无聊且无趣了。
然而，雯雯在山中仅带到一岁多一点，就不肯再留在山上。
有一天，爸妈带她去山下外婆家走亲戚。一般走亲戚是不在亲戚家留宿的，再晚，他们也得赶回山里，因为山上不能离人，而特别是晚上。当他们吃过晚饭背上雯雯准备回山时，雯雯说什么也不肯回了。她用才学会的简单语言对爸妈和外婆说：“雯雯——不回——”
妈妈李庆莲问雯雯：“为什么呀。雯雯的家在山上啊。”
雯雯哭着说：“山上——不好玩——”
的确，山上哪有山下好玩啊，山下有电视，有动画片，还有很多小朋友，山上除了几棵树，什么也没有。
这时外婆说话了：“孩子不想回，那就让她留下吧。”
自此，雯雯留在了外婆家，由外婆带着。
孤独、寂寞的日子复又回到两人中间。苦苦挨过大半年，李庆莲实在孤独得不行，下山去接女儿，说是接来山上小住几日，过几天再送回外婆家。
可女儿死活不答应。李庆莲只得采取强行的办法，将女儿往背上一背，跨出大门就往山上走。
女儿嚎啕大哭，一个劲地挣扎，求妈妈放下她，求妈妈别带她回山上去。妈妈就是不听，继续背着女儿向山上奔。
没有办法，不到两岁的小女儿，只得扯妈妈的头发，一把一把地扯，痛得李庆莲直喊“哎哟”。李庆莲将女儿从背上放下来，狠狠地打了一顿。女儿哭得更惨，哭声惊动了整个山湾。见女儿哭得如此伤心，她也忍不住泪水直流。女儿哭，她也哭。母女俩哭成了一堆。
听到哭声的外婆，追上来，一把将孩子抢在怀里：“你这是疯了吗？你要去，你去，去守你那几棵破树，别把孩子拿去遭孽。”
没有办法，她只得望着母亲将孩子抱回了山下，自己则孤独地一步一泪地回到山上。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李庆莲一下想通了。
有一年，他们养的一条狗，开初没有带它下山时，什么都好，天天跟着他们转。他们巡山，它跟着巡山，他们睡觉，它守在他们门边。十分忠诚。
那年春节，他们下山去亲戚家拜年，带上了它。拜完年回山时，不见了它的踪影。他们想，也许是狗贪玩，在路上跟其他狗玩去了，没关系，狗记路厉害，不会掉的，会自己找回来的。他们也就没有将它当一回事。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直没见它的踪影。
他们有些急了。是不是在山下遭遇了不测？
他们跑下山去寻找，可寻了个遍，大家都说没有看到这样一条狗，更没有谁家打死了狗。那就奇了怪了。俗话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狗，怎么会突然不回家了呢？
他们不死心，将寻找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有人告诉他们，在村里倒是看见了一条狗，在各家院子里窜来窜去。村里人养的狗，一般大家都认识，而这条狗，他们从来没看到过，他们当时就说，肯定是一条流浪狗。
唐自田耐心地询问他们“见到”的这条“流浪狗”的特征。他们说的大小、毛色、样貌等，均与他家的狗一模一样。唐自田坚定地认为，这条狗就是自己家的那条。
唐自田马上根据他们提供的信息去寻找，可找寻了很多地方，仍然没见踪影。
唐自田想，这狗肯定不会回家了。的确，它一直没有回来。
采访时，唐自田不无忧伤地对我说：“它愿意在山下流浪，也不愿意回到这山上来。可见这山上是多么地讨人嫌弃啊。这正中了那句骂人的话，连狗都嫌。这以后，我们养狗，再也不带它去山外，不让它们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我们下山，就将它们用绳子拴在山上。”
连狗都嫌弃，何况人呢？
李庆莲说，这件事后，她也一下理解了自己的孩子，从此，不再勉强她们回到山上来。
她几乎疯掉
唐自田、李庆莲告诉我，他们什么都不怕，最怕生病。
因为这里渺无人烟，生病了，无医生可看，无药可治。
怕生病，可偏偏病就盯上了他们。也许是山中的水富含矿物资，一年四季喝着这样的水，夫妻俩都患上了肾结石。
一天晚上，李庆莲的肾结石病突然发作。犯过结石病的人都知道，那种痛是要最命的，坐不是，站不是，走不是，睡也不是，真正是痛彻心肺，入骨入髓。
李庆莲痛得蹲到地上，口里不住地喊着“哎哟”，说着“不想活了”，脸上的汗水像水珠子般不断往外冒。
看着痛得如此难受的妻子，唐自田比谁都急。怎么办？黑灯瞎火的，又没有医生，甚至连一片止痛药都没有。他在妻子身边不停地搓着双手，打转，不知如何是好。
许久后，他蹲下身去，将痛得卷成了一团的妻子紧紧抱住。此时，他恨自己无能，恨自己不该将妻子带来这山中，如果在山下，至少有医生叫，至少可以送医。
妻子痛得哭，他却愧疚得哭。
几十分钟过去，妻子的疼痛一点不减，几乎要晕死过去，他想，必须马上下山找医生。可他下了山，将妻子一个人留在山上，也不行啊！他没了主意，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当他看到妻子痛得如此死去活来，下定决心，下山找医生。他对妻子说：“你再忍一忍，我会尽快回来的。”
他浪浪沧沧，一路飞奔，十几里山路，平日要走一个多小时，这回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他一头撞开村里医生家的门，拖上医生就走。
当他带着村医回到山里时，妻子李庆莲早痛得不成人样。平日见惯了病痛本不会大惊小怪的村医被眼前的情景震怒了，大声训斥唐自田：“怎么痛成这样才去叫医生？”
马上用药。
可村医这里哪有什么好药啊。对于结石痛，杜冷丁是最好的止痛药，但它属于严格管制的药品，村医根本没权使用。
止痛药吃了，消炎、去痉、扩张尿道的针也打了，但效果欠佳。总算熬到天亮。叫来一辆农用车，将她送进医院。
然而，李庆莲说，这一次虽然痛得她特别难受，但还不算什么，更难受的是二〇〇六年生的那场大病。
那场病折磨得她“更加只想死”。
那一次得病，也说不出哪儿痛，实际上，哪儿也不痛，就是心里急，心里慌，特别难受。一天到晚，必须走个不停，只要一停下来，身上就像有许多蚂蚁在爬，心里就像有很多只手在抓。没有一点食欲，也没一点睡意，大脑里面总像有什么机器在开动，总是“嗡嗡嗡”地响过不停。
开初还强撑着，以为慢慢会好些，但越来越严重。没多久，体重从一百一十多斤突然消瘦到九十多斤，瘦了二十多斤。
实在支撑不下去的她，突然有一天哭着对丈夫说：“让我去死吧。”
丈夫马上制止：“不能瞎说。”
她十分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的，真的愿意死了。我好想从这楼上跳下去。太难受了。”
丈夫继续安慰她：“你不能这样想啊！我们都还年轻，我离不开你，这个家离不开你，你爸妈离不开你，我们的孩子也离不开你，你一定要想开些，尽量往好的方面去想。”
可是她何尝又不想往好的方面去想？她确实做不到啊。
他们想到了上医院。唐自田陪着她来到了县人民医院，做了全面检查，检查后，医生告诉她：一切正常。
什么一切正常？自己一切都不正常啊！
她要求住院治疗，在县人民医院住了二十二天，药吃了不少，针打了不少，钱用了不少，仍不见好转，依旧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依旧只想不停地走，因为只要一停下来就难受。走累了，坐一会，又得走，连日连夜，不得消停，人越来越瘦。不知如何是好。
时任县林科所所长来探视，看她瘦得不成人样，吓了一大跳，马上催他们快转院，转到上一级医院去。可转院要钱啊，原来的一点积蓄，在县人民医院全用完了。所长当即决定，所里先借给他们二千元。他们拿着这二千元，乘车来到怀化。
这是他们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来怀化。下了长途客车，不知道在哪坐公交，更不知道去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该坐哪一路公交，在哪一站下，而他们又不会讲普通话，问路也问不明白。他们完全成了“睁眼瞎”。后来，总算遇到一个好人——说会同话的老乡。他听了他们的诉说后，耐心地领着他们，去公交站，上车，下车，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
在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住了一晚，做了各项检查，与会同县人民医院的结果如出一辙：所以的检查都正常！
医生劝他们回家，说，没什么大病，吃点好的，心情放好一些，好好休息，好好调理。
为什么这么大的医院也查不出自己的病来？难道自己得的是一种连医院都查不出、连医生都没见过的什么怪病？难道真的只有在家等死？他们只得带着无限的疑惑和不甘回到了山里。
夫妻俩急，亲人们更急。
李庆莲的大姐李茂兰听闻妹妹在几个医院查来查去，连病因都找不到，更是急上加急。一日，无意间得到一消息，说地灵乡政府所在地的一个与妹妹情况完全一样的病人，在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治好了病。
大姐李茂兰喜不自胜，跑去核实，那人告诉李茂兰，真的治好了。李茂兰当即向那人要了医院的地址和医生的电话，马上进山，交给唐自田、李庆莲夫妇。夫妇俩如获至宝，当即决定马上去这家医院找这医生。
因为山上离不开人，这次李庆莲不让丈夫唐自田陪，而是让在地灵学校教书的姨侄儿唐亮陪同，唐亮正好是暑假，有时间。再说，他是老师，出过远门，更会说普通话，找医院、找医生比他们夫妻两个不知要强过多少倍。
很快他们找到了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一住下院，用上药，就有了生病以来从没有过的舒服感，真所谓“药对方,一口汤；不对方,一水缸”。用药的第二天，她就吃了一碗饭，而且饭后不久她就有了睡意，没一会，呼呼大睡。
要知道，睡眠，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生命所必须的过程，是人体健康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甚至比饮食更重要。几个月来，她从没有安稳地、舒心地、甜美地睡过一个觉，每天都在心慌、烦忧、焦躁和不安的煎熬中度过，真正的度日如年，不如死去。
如今，能安心地睡下，顿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
唐亮第一时间将这一消息告诉唐自田，唐自田比什么都高兴，他让妻子接电话：“你尽管安心治病，一切都不要去想。”
她也对他说：“你也别总是搞到太晚。”
随后，两人在电话里舒心地笑了。
这笑，是几个月来两个人之间的头一次。
她，这一住院，就是四十二天。
第四十二天的早晨，主治医生对她进行了一轮全面检查后，说：“祝贺你，李庆莲，你已经康复了，可以出院了。”
听到这一结果，曾经在几个月里被病魔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李庆莲，顿时克制不住涌流的泪水，激动地说：“谢谢你们，是你们把我从阎王殿拉了回来，这一世没能力感恩，来世报答你们。”
医生马上说：“你言重了，是你配合治疗得好。”
她想起那么多医院都诊断不出自己的病，便忍不住问医生：“这病叫什么病？怎么那么多医院都查不出来？”
医生耐心地为她解释：“你这病是一种神经系统的病，是抑郁症，外加神经官能症，这种病往往在一般医院做检查是查不出的，因为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没有问题，血液方面的检查也没有什么异常。说这些你可能不懂，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而非器质性疾病所引起来的病。它的诱因很复杂，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还有环境因素。听说你过去是一个十分活泼的女孩，爱说、爱唱、爱跳，结婚后就跟随丈夫到了封闭的大山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呆在十分偏僻的树林中，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甚至连说一句话的人都找不到。过去一个那么活泼、开朗的女孩，突然来到这样的一个封闭的环境里生活，这对你这个病的产生起到了一定的、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的诱导和催化作用。”
听医生这么一说，她茅塞顿开，原来如此。
医生最后说：“基于你这个病有着如此多的复杂诱因，而且并不是说这次治愈了就万事大吉了，它复发的可能性很大。因此，建议你回去后，记住我两句话，一句是，尽量去人多、热闹、好玩的地方待；另一句是，心里多想些高兴的事，即使不高兴的事，也往高兴的方面去想。这样，就可降低复发的风险。”
她坚定地说：“谢谢医生，我一定记住你这两条。”
就为这两条，出院后，她没有回到山中，而是在娘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娘家在村中心，来来往往的人多，非常热闹，特别重要的是有电视看，有手机信号，有网上。
但当她休养了一个多月，自认为已经全部恢复后，她又强行要回山里去。娘家人不解，自己在山上病得“只想去死”，为什么才好一点点就又要往山里钻？而且这病就是因为在山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而被逼出来的，便没好气地问她：“难道山上有金子捡？”
她说：“他一个人在山上，我放心不下他。”
最后，娘家里人拗不过她，只得让她重新回到山上。
我采访她时，问她：“你难道忘记了医生的两句忠告了？”
她说：“我没有忘，我永远记在心里。他要我多去热闹的地方待，在这山里，这做不到。但我第二条却坚决做到了。我不再想不高兴的事，就算有了不高兴的事，我也总往好的方面去想。比如，那年我妈妈去世，刚得到消息，我十分悲伤。突然之间，我想到了医生的话，我就马上想，我妈妈不是死，只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她在这个地方活得太久了、太累了，换一个地方，有什么不好？这样一想，我突然就不再悲痛了。因此，这么多年来，我的那个抑郁症也好、神经官能症也好，都没再复发过。别人都说，抑郁症是最顽固的一种病，我看，顽固肯定顽固，但只要你有毅力，方法得当，再顽固的病也能好。”
闻言，感动。
从她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无常。
同时，我又感受到了生命的美丽和坚强。
“快救我老婆和孩子”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唐自田、李庆莲夫妇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不但是他们小女儿佩佩的出生日，更是他们人生经历的最大危险日。
那天，唐自田清早起来，便带着他的狗巡山去了。留下妻子李庆莲在家做早餐。自从李庆莲怀上二胎后，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唐自田就不让妻子陪他去巡山了，而只在家里做一些家务活。
清早，李庆莲一起床，就感觉肚子有点温温的痛，但她还是咬牙将早饭做好，等待巡山的丈夫回家。
可是越是盼他早点回来，他越是回来得慢。平常，他巡一两个小时也就回来了，这一天，不知道他巡到哪里去了。
终于，等到丈夫回家。她说：“感觉好像要生了。”
丈夫顿时急了：“那怎么办？这大山里什么也没有啊！”
李庆莲双手环抱着肚子，有气没力地说：“可能一下也还不会那么快。我们去医院吧。”
“好，去医院。”
他们匆匆扒了几口饭，便往山下的医院奔。妻子说：“爬山走小路吧，小路近一些。”
“走小路要翻过两个山头，要爬陡坡，你这样子能行吗？”唐自田有些担心她。
“不行也得走，这边路近一些，能节省一点时间是一点。”妻子担心走太长的路，怕走不到医院。
唐自田扶着妻子，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向山中小路攀登。
路，是平日巡山的路，不但陡峭，而且高低不平，还长满杂草，平日行走都很困难，如今，典着个要生了的肚子，从这路上走，那种难，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李庆莲牙齿咬得“咯咯”响，每上登一步，就喊一声“哎哟”。
肚子越来越痛，她感觉自己坚持不住了，眼里忍不住流出泪水。一边走，一边哭。丈夫搀扶着她，不住地安慰，鼓励，要她咬牙坚持，怎么样也不能生在这大山中，生在这茅草路上。
那确实是一条难走的小路。采访时，我特意去走了。我空着双手，才走上几分钟，就气喘嘘嘘。那坡实在太陡，足有七十度的角。路面被茅草和荆棘覆盖，稍有不慎，就会被绊倒。我不知道当年李庆莲抱着个快要生产了的大肚子，是靠什么毅力走完这条路的，当时忍受了怎样的痛苦？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我不敢作任何假想。
她告诉我，她一路走，一路哭，一路喊着“哎哟”。
走一会，坐一会，再走一会，再坐一会。
忍着，强忍着，还忍着，再忍着。
坚持，坚持，再坚持，还坚持。
可越走越觉得困难。
夫妻两人完全没有信心是否能走得到医院，他们最担心的是，在路途中生下来。
李庆莲还真是一个霸得起蛮的女人。她紧咬牙关，强忍着疼痛，以至嘴唇都咬出了血，硬是攀登上了一级级陡坡，翻越了两个山头，一步一步走过了茅草小路，走到了十多里外的地灵乡卫生院。
一进医院的大门，唐自田便用十万火急的声音高喊：“医生，医生，快，快，快救我老婆和孩子，我老婆要生了。”
闻讯而来的医生们无不被眼前的一幕震住了。
一个大汗淋漓的男人搀扶着一披头散发的大肚子女人，大肚子女人下半身已经被血水浸染——早已破水。
围拢来的医生们个个吓得脸色铁清。大声喝斥唐自田：“你们不要命了吗？你知道你们这样做有多危险吗？这是两条生命啊！”
唐自田任他们骂。
医生们迅速将李庆莲推进产房。
十几分钟后，孩子顺利娩出，母子平安。
谢天谢地！
当时两口子来得匆忙，什么也没带，连个鸡蛋都没准备。
医院里一医生的妻子，看到李庆莲可怜，忙从家里为她煮来一碗荷包蛋，送到李庆莲床头。才生产完后、体质十分虚弱的李庆莲感激不尽，含泪接过：“谢谢，你们都是恩人。”
那人说：“别客气，只有我们女人才懂得，生孩子是过一道什么样的鬼门关。”
她囫囵吃下了这碗带着爱心和温暖的鸡蛋。
这时，娘家的妈妈、大嫂、大姐等都来了，当听说他们是忍受着疼痛从山路上一步一步走来的时，无不为夫妻俩的冒险行动捏了一把汗，说他们：“你们胆子也太肥了！”
在医院躺下还不到三四个小时，李庆莲突然说：“我要出院。”
“出院？去哪儿？”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回山里去。”她坚定地说。
娘家的妈妈、大嫂、大姐顿时被她弄懵懂了，这是发什么神经？生完孩子才几个小时，就要出院？就要回山里？不是有病吧？无论是谁，至少也得住个三五天啊！
李庆莲说：“我们来得急，什么东西也没带，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我们是来生孩子的，孩子生了，就行了。我们还是回到山里去习惯。”
妈妈、大嫂、大姐无不为李庆莲的“傻”遗憾。但他们又都知道李庆莲的个性，她说要干的事，谁也阻拦不了。再说，看她生产后一切正常，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便为她去租了一辆车，将才生下来的孩子和月婆子一道安顿进车里。走时，他们仍不放心，坚持随车送他们回山里去。
一回到山里，唐自田、李庆莲夫妇就“活”了。李庆莲用语言指挥着丈夫做这做那，唐自田顺从地跑上跑下。
然而，妈妈、大嫂、大姐，一走下车，一跨入这片山林，忍不住打了一个又一个寒颤。此时，天已经全黑，大家无不被眼前的黑震住了。茫茫大山，伸手不见五指，侧耳不闻人声，整个天地，只有冷嗖嗖的北风，嚎叫着，从树的缝隙里刮来，刮得树叶沙沙作响，恐怖，阴森，不但身上冷，心更冷。
面对这一切，李庆莲的妈妈怎么也无法忍住泪水，她边哭边说：“可怜我女儿守在这里这么多年，不知是怎么过来的。”
看到如此情景，他们当即决定，要在这里为她办一次隆重的“三朝酒”，以示“补偿”。
可是要在这大山里办“三朝酒”，什么也没有啊。一切都得从山下的家里带来。
办酒那天，远近的亲戚都来了，共坐了五大桌，欢声笑语，鞭炮齐鸣，把酒相庆，整座大山沉浸地喜庆热闹的氛围之中。
唐自田说，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然而，热闹只是短暂的，孤独才是山里的常态。
热闹过后，留给他们的依然是寂静、孤独的日子。
“我和妹妹也想要你守啊”
二女儿佩佩也跟大女儿一样，带到一岁多一点，就去了外婆家，而且自从去到外婆家后，也不愿意再回到山里。
从此，两个孩子都由外婆带养着。
他们除了隔三差五下山去看一下孩子外，唯一与孩子的联系方式就是电话了。但他们在山中，不是随时随地都有信号，因此，打电话也只有他们打给孩子，而且还必须爬到山顶上有信号的地方。
一天清早，李庆莲觉得自己已经很久没跟女儿联系了。便爬到一座有信号的山顶上给孩子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老母亲，李庆莲问：“您和孩子们还好吗？”
母亲马上说：“好着哩，不用担心，我身体好，每天能吃能睡，孩子们也很听话。你们放心，不要担心我，不要担心孩子。”
她知道，这是母亲有意说的。自己的母亲与天下所有母亲一样，怕儿女们担心，总是报喜不报忧，因此，她在电话里总是会强调几句：“您年纪大了，不要逞强，哪儿不舒服一定告诉我们。”
母亲在电话那头不住地说：“会的，会的。你跟雯雯也说两句吧。”
说着母亲就将电话递给了大女儿雯雯，雯雯一接过电话，便哭了，说：“妈妈，你和爸爸什么时候才不去守那些山啊？”
听到女儿哭，李庆莲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咽了一下唾沫，稳定了一下情绪，对女儿说：“爸爸妈妈守这些山、守这些树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你读书不也是为了学到本事，好在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吗？”
此时的雯雯已经上小学四年级，懂了一些道理，她便给她说起了这些大道理来。
“可是，我和妹妹也想要你守啊。”雯雯哭着说，童稚的声音里充满期待与哀求。
听到女儿的哀求，仿佛一根针扎进心里，李庆莲顿觉得特别难受。
她不知道该怎么对女儿说。是啊，孩子也需要守。对于孩子，他们夫妻俩从来没有守过，一切全部委托给了外婆。管孩子吃、管孩子穿、管孩子睡，等等，全是外婆。后来上学了，接送也是外婆。他们欠孩子的实在太多。
为了安抚孩子，李庆莲还是在电话里对大女儿雯雯说：“宝贝，爸妈确实没有守你，但你有外婆守啊。外婆就是代替爸妈守你的啊。”
“外婆是守，可是外婆不会辅导我做作业啊。”雯雯告诉她，就在前天晚上，她的一道数学家庭作业题不会做，哭了好久。
原来，这是一道思考题，思考了许久，都理不出头绪。雯雯去问外婆，外婆说，我一天书都没念过，哪会做题啊！的确，外婆是文盲，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怎么会做学生的作业呢？怎么办呢？雯雯一急，趴在桌子上可怜巴巴地哭了起来。看着被不会做的作业急哭了的外孙女，外婆的心更不是滋味，她想马上打电话给女儿和女婿，要他们赶紧从山上回来，她看不得孩子如此遭罪。最后，她还是没有打，她知道，没有信号，打也是白打。外孙女一抽泣，外婆也只得跟着抹眼泪，婆孙俩哭到了一起。没有办法，雯雯只得第二天早一点去到学校，向老师请教。
女儿这一说，李庆莲心里更不是滋味。她知道，自己亏欠女儿们的太多，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两口子干上了这份工作，人和时间就都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她也想到过放弃，想到过下山，但丈夫真的是需要她啊，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陪伴，没有她的照顾，她不敢想象他一个人待在山中会成什么样子。她最初上山时，也觉得山中的日子难熬，曾经劝他放弃这片山林。丈夫说，他不是没想过下山，不是没想过到外面去打工，不是没想过回家去陪着孩子，他是真舍不得这片林子，对它们有感情，几十年了，天天在一起，不是说离开就能离开的。再说，我们守的这片林子意义不一样，它是国家用于科学研究的林子，这该有多重要？她觉得他说得有些道理。他们干的的确是一件正事，一件大事，一件好事。有了这种认识后，她也就不再说他什么，更不再劝他放弃，而是干脆死心塌地跟着他在这里安了家。可他们这一安家，的确亏欠了自己的孩子。
她只得在电话里给女儿讲道理，并向女儿道歉：“宝贝，爸爸妈妈知道自己错了。但爸爸又舍不得这片林子，妈妈又放心不下你爸爸。只要能够在第二天去问老师，也很好啊，老师比爸妈教得更好。希望你们能理解爸爸妈妈，原谅爸爸妈妈，好吗？”
“我不理解！我不原谅！”女儿在电话里颤声坚定地说，说着将电话退给了外婆，不想再与妈妈说话。
电话那头的外婆，忙接过电话说：“她还是个孩子，不要放心里去。”然而，电话这头的李庆莲早已经泪流满面。
“佩佩也在这里，你和佩佩也说几句吧。”外婆将电话给了二女儿佩佩。
佩佩接过电话，在电话里一阵兴奋地大叫：“妈妈，妈妈，我想你了。”
“哎，宝贝，妈妈也想你。”她忙擦净脸上的泪水，说。
佩佩已经在上幼儿园了，她问佩佩：“佩佩在幼儿园听话吗？”
佩佩说：“听话。老师奖给了我大红花。”
“佩佩真乖，妈妈好高兴。”她在电话里表扬着佩佩。
“可佩佩不高兴。”佩佩突然说。
“为什么呢？”她问佩佩。
“每次放学，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就我没有。”佩佩委屈地说。
“佩佩不是有外婆接吗？”
女儿马上说：“外婆是外婆，妈妈是妈妈，不一样的。还有小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没有爸妈的孩子。”
泪水，再一次漫上双眼。
小女儿也挂掉了电话。但她仍然舍不得移开手机，她将手机紧紧地贴在耳朵上，嚎啕大哭，哭声震动了山野，震撼了树木，惊得才从睡梦里醒过来的小鸟、小松鼠们都用惊愕的眼神看她。
……
他们没有守护孩子，也耽误了孩子。
两个孩子均没有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便各自外出，自谋生路。
采访时，我特意问他们的两个女儿：“怨爸妈吗？”
雯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也就理解了。当时确实想不通，为了几棵破树，他们竟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要了。后来，长大了，懂事了，也就理解了。他们又不是在玩，又不是在只讲自己的个人享受而不管我们，他们是在为国家做事，那是他们的事业，那是他们的追求。他们为此付出了青春，付出了一辈子。”
佩佩说：“实际上他们生活得很苦、很累，生活得很寂寞、很孤独，这种苦和累，这种寂寞和孤独，是他人所不能体会的。他们才是最需要关心和关爱的，才是最需要陪护的。因此，后来，我们每年春节都要尽量回到山上去过年，去陪陪他们。”
唐自田、李庆莲也说：“现在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好。”
借屋嫁女
“今天这里真热闹，男女老少开口笑。真热闹，开口笑，欢天喜地放鞭炮，天造地设姻缘好，新人喜登幸福轿……”
鞭炮声声，祝福阵阵。
一派喜庆热闹的氛围里，身着大红婚服的大女儿雯雯，在一对童男童女的陪伴下走出大门——出嫁。
这天是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
地点是唐自田的三哥家，雯雯的三伯家。
本来这是一个十分喜庆的时刻，也是一个一家都值得祝贺的时刻，女儿终于长大成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然而，看着女儿从三哥家出嫁，唐自田、李庆莲夫妇心里仿佛打碎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泪水情不自禁地沾满双眼。
“很对不起女儿，自己守山护林一辈子，最后连个女儿出嫁的房子都没有。”唐自田说。
几个月前的一天，大女儿雯雯特意跑进山里来，说是有重大事情与爸妈商量。
的确是重大事情，一见面，雯雯便说：“我要结婚了。”
“好啊，这是好事。”他们一个劲地为女儿高兴。
“可我想办结婚酒。”女儿话锋一转，果断地说。
“办结婚酒？”爸妈一时语塞，“在哪办？”
“我就是上山来与你们商量啊。”女儿看着爸妈，要他们拿主意。
爸妈有意躲避女儿的目光，不知道如何回答。
许久后，妈妈说话了：“雯雯，是这样的，我看酒席就不办了，我们没这条件，也没有房子办。你看，你爸和我终日在这山上，别说办酒席的房子了，连多一个人吃饭的碗都找不出，这办酒席，肯定办不成。”
雯雯顿时急了，说：“不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事，而且只有这么一次，别的事，我都依你们，这件事，我不听你们的。”说着，雯雯哭了起来。
唐自田不是没有自己的房子。
在老家广坪，当年父母分给了他三间木瓦房，与李庆莲结婚时，又从二哥手里买进了两间，共有五间木瓦房，这在当时的农村，可谓是十分富有了。
然而，这些房子他只在与李庆莲结婚时住了两天，之后，他把新婚妻子及整个家都搬到了山里，老家里的五间木瓦房就此闲置。
房子是需要人居住和打理的，特别是木瓦房，如果隔久了没人居住和打理，就会霉烂。果不其然，他的五间木瓦房，在一天天的日晒雨淋里，慢慢漏雨、霉变，最后成了危房。柱腐壁烂，东倒西歪，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乡政府干部出于安全考虑，动员他拆掉。自此，他变成了“上无片瓦”“下无寸地”的无房户，而就住在山林中这一栋产权属于集体，他只能暂时居住的旧砖屋里。
我走进他们家的时间是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而就在前不久，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在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透露：“二〇一九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建筑面积分别达到三十九点八平方米和四十八点九平方米。”他们属农村户口，共有四口人，据此计算，他们家最少应该拥有房屋一百九十五点六平方米。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他们一家还住在四十平方米的逼仄的小空间里，而且并不拥有产权，仅仅供他们在守山时临时居住，如果他们不守山了，便得搬走。
夫妻俩陷于了无比的苦恼之中。
是啊，这是女儿一生中的大事，不给她办，她会怪我们的，小时候我们没有管她，才使得她没有考上高中，也没有读到大学。如今，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不办酒席、不举行婚礼呢？但办酒又上哪儿办去？
通过很长时间的冥思苦想，唐自田想到了“借”房嫁女。
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亲兄弟三哥家。三哥家的房子在广坪镇街上，单独一栋，房子宽敞，是办酒的好场所，但不知三哥答不答应。
他专门跑下山去跟三哥商量。
毕竟是亲兄弟，弟弟有困难，当哥的当全力支持。
三哥完全答应，说：“雯雯是我的亲侄女，亲侄女就跟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就在我这里办酒，雯雯也就从我家里嫁出去，我保证让她嫁得体体面面，风风光光。”
唐自田十分感动。
的确，自己为了守好那片山，不知给弟兄们增加了多少负担。就以九十多岁的老母亲来说，他没有尽到一点儿子的责任，这么多年，母亲就靠几个弟兄招呼。那年，他将母亲接来山里住了一段时间，但母亲对山里的生活一点也不习惯，上厕所都要跑到离房子老远的一楼的公共厕所去，特别是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像坐牢一般，急死人，老人天天吵着要回去。没有办法，他只得将母亲送了回去。母亲后来说，打死我也不去那鬼地方了。
三哥的爽口答应，女儿结婚办酒的房总算有了着落。
此后，他们全身心地为女儿筹办婚事。在三哥及其他兄弟姐妹的鼎力支持下，女儿的结婚喜酒办得隆重而热闹。
可是，当女儿穿着崭新的婚衣，在婚宴主事人的祝词里出闺时，夫妻俩心里很不是滋味，泪水盈眶，不是舍不得女儿，而是觉得亏欠女儿，愧对女儿！
唐自田不无自嘲地说，借房嫁女，自己都觉得是个笑话。
“发了誓，就要去兑现”
有人说：“夫妻俩如此坚定地守在山上，国家定是给了他们不少的钱。”
我在采访时，特意向他们求证。
原来，并没有。
他当着我的面，翻开了他的旧记帐本，在这里，详细地记载了如下一些数据：
1982年，每天开工资2元。
1984年，每月工资45元。
1990年，每月工资90元。
1995年，每月工资150元。
……
2009年至今，每月工资2000元。
每月二千元，一拿就是十二年，而且什么时候涨，还不得而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人均工资水平，我无法求证，但二〇二〇年湖南省的工资水平，我在省统计局发布的《二〇二〇年湖南省劳动工资年报》中，找到了这样的数据：
“二〇二〇年湖南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七万九千一百二十二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四万六千四百二十三元。”
它告诉我们，唐自田夫妇二〇二〇年的工资收入不到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二分之一，更不到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的三分之一。
如此少的收入，却干了如此多的事，而且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
唐自田说：“他们在山上，除了种了一点小菜外，什么都要用钱去买，每月的工资，紧手紧脚，才能基本保证一个家的运转，根本无法存钱，更不敢有买房、买车的奢望。”
李庆莲说：“我们在山中守了四十年，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没有看到老唐哭过，可是，当有人误会我们拿了国家很高的工资时，他哭了。”
我问唐自田：“为什么会哭？”
唐自田说：“我听不得这种闲言碎语，感觉受了侮辱。如果我真拿了那么多钱，他们那样说我，我也认了。可是我没有拿到啊。感觉到十分委屈，就哭了。”
我理解他的委屈。正如司马迁所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他的确委屈。这么多年来，他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怎么也不敢相信。
当我走进他们安顿在大山中的“家”时，我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这哪像已经走进了小康社会的中国人的家啊。
两间小房，铺一张床就没剩什么地方，一间小厨房仅能容纳一个人，在厨房与住房之间有一过道，便是用来吃饭的“餐厅”，整个房间，共计四十平方米，没有卫生间，洗澡、大小便需要到楼下远离房屋的公共厕所里。
房间里的家具，更是少之又少，且十分陈旧。一高一矮两个木柜和一张写字用的桌子，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物品，表层漆面全部脱落，现出了木纹，所有家具的价值，加到一起不到五百元。
这就是他们的家和家里的全部家当。
而最能说明他们节俭的，是唐自田随身携带的一副老花眼镜。
我是在他为我翻阅记帐本时发现的。当他小心翼翼从衣服袋子里摸出这副眼镜时，我当即发现，眼镜的腿比别人的要短一大节，只留下了三分之一长。戴它时，也是小心翼翼地将两只“短腿”掰开，十分勉强地“夹”到两个太阳穴上，根本不像平常人戴眼镜，将两只腿勾在耳根上，而仅靠“短腿”的“夹”力，才使眼镜稳在了眼睛上，但只要人一昂头或一低首，眼镜就会移位，他就得重新夹、重新戴。
他这眼镜是怎么了？总感觉到怪怪的。于是，我向他讨要过来，仔细观察。这时，他才很不好意思地说：“两只腿都断了。”
啊！原来是一副“残镜”！
怪不得总见他在戴它时，总是那么小心翼翼，戴上后，也总感觉到十分别扭。我原还以为他是特制了这么一副眼镜呢，想不到竟是一副残镜。
“两只腿都断了，为什么还舍不得丢？”我问他。
“只是腿断了，镜片没坏，还能用。”他说。
“这眼镜多少钱买的？”
“五元钱买的。”
“买了多少年？”
“买了有六年多。”
他说，随着年龄大了，眼睛开始老花起来，没有眼镜，字和数据根本都看不清楚，就买了这眼镜。谁知道，这眼镜不经搞，背在衣服袋子里，一爬树，就弄断了。先还只断了一只腿，最后两只腿都断了。还好，两只腿断得一样齐，还能用。
“你在山中守树四十年，每月只得这么一点工资，而且还不得不如此节俭地生活，你不觉得亏吗？”我故意问唐自田。
唐自田坚定地说：“如果是用钱来衡量，那我早不在这山上了。我下山随便做点什么，钱都要比守在这山上多。而且人还轻松快活些。守这片山、守这些树，是不能用钱来计算的，我对它们有感情是一方面，它们是国家的财产又是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在入党时，面对党旗发过誓。在我们农村里，发了誓，哪怕去死，都得兑现。”
原来如此。
我深深地受到了教育。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不是亲耳所闻，我也不会相信，这话，发自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守山人之口，更不会相信，这话，发自肺腑。
然而，这的的确确就是他的心声。
山中四十年，他们所做的一切，均证明了，他们的付出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在他们身上，我们必须看到，有比人民币珍贵得多的东西，那就是：对党的事业的无限热爱，对国家财产的精心维护，对自己职责的恪尽职守，对党的誓言的认真履行。
他们，呈现给我们的，是一颗干净的灵魂。
（编者注：本文部分内容在《湖南文学》“青山碧水新湖南”专号上发表。）
作者简介：
韩生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怀化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从事报告文学创作多年，主要作品有《女孩，你别哭》《中国失独家庭调查》《中国人口安全调查》《中国剩男剩女调查》《大国养老》《家是最小国》《生命大决战》等。作品先后入选《新华文摘》《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中国报告文学精选》等多个选本，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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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雷鸿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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