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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论见丨我们究竟需不需要万圣节？兼谈我们的节日主权
近日，武汉万圣节街头巡游人群围堵网约车事件，被推上了热搜。对于司机的遭遇，广大网友给予了同情，也通过舆论向巡游人群表达了愤慨。之后，又有网友将同一晚天津的同类活动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达“不是节日的问题，而是管理的问题，是素质的问题。”
确实，同情有道理，愤慨不冤枉，对比也很有意义。
但可能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在理直气壮地讨论“一个节日的治理问题”了。
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十几年前还只存在于商场促销海报上的外国节日，如今却实实在在地占用了我们的街道、警力和公共注意力。从武汉、天津到上海、杭州、深圳、长沙，万圣节的街头变装和主题派对越办越多，热度逐年往上走……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洋节”，而是一个被商业、社交媒体和青年群体共同推起来的现象级文化事件。
我们也必须要停下来想一想：万圣节究竟是个啥？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它？
因此，我们需要从100多年前说起。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日本窃据中国宝岛台湾，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
1936年，为对全面侵华战争进行准备，把台湾改造成战争的后方，时任台湾总督的小林跻造提出了“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政策。政策很明显：不只是物资的后方，更是人的后方。皇民化运动的目标毫不遮掩：把中国台湾人变成“真正的日本人”，并以日本人身份走进战场。
他们下手的次序值得注意。不是先动法律和财产，而是先动节日、姓氏和祖先。春节、元宵、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不再被官方认可、不再放假，遭到行政打压，取而代之的是纪元节（日本所谓建国纪念日）、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等日本节庆；中式庙宇一间间封闭、合并，神像被抬出去烧掉；厅堂里的祖先牌位要撤下来，换上日本的天照大神，早晚参拜；之后又是“改姓名运动”，比如林姓改成小林，陈姓改成佐藤；同时，和服、日语、榻榻米也一并进了家门。
为什么从节日下手？因为节日连着人最底层的归属感。你每年在什么日子祭祖，向谁跪拜，用什么语言念出祖先的名字，你就在一遍一遍确认“我是谁”。法律只能管得住行为，而节日管得住认同。
至于这套手法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组数字：1942年首次招募陆军志愿兵，名额仅千人，却收到四十二万六千份申请，不少青年写下血书，甚至有人因为落选选择自杀。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被日军征用的台湾籍军人、军夫合计超过二十万，阵亡三万余，其中约两万八千人，以日本名字入祀战犯神社。从被刺刀枪炮逼着改姓，到抢着为日本天皇舍身赴死，前后不过十来年。
当然，这个运动最后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我们在军事上打败了他们。1945年8月，日本战败，台湾光复，这套工程也就戛然而止。我们赢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做完。但如果殖民统治再延续几十年，一代人从小在神社祭祀和纪元节里长大，在家庭里被禁止过年、禁止祭祖，那么“中国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就不是假设，而是会发生的事实。
当然，今天年轻人自发参与万圣节狂欢，和当年殖民者动用国家暴力强制置换族群节日，性质完全不同，不可等量齐观。但这个残酷历史依然给我们一个不变启示：节日从来不止吃喝玩乐，而是认同的载体。不可等闲视之。
事实上，很多年纪大点的，或者有过相关人生经历的小伙伴，一定知道清明节的分量。
人终究是要追问自己的：问自己的来处，思考自己的归处。我从哪里来？我是谁的儿女，又是谁的父母？百年之后，还有谁会记得我？这些问题，平时被日子压着，没空问，也不敢问。但人活一世，不可能永远不问。而清明节，就是中国人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日子。
来处，写在墓碑上。当我们的亲人逝去，我们站在墓前，带几样他生前爱吃的东西，把这一年攒下的话，一样一样讲给他听：孩子考上大学了，家里换房子了，妈的腿好多了，你放心。我们可能只是静静站一会儿，也可能说着说着就哭出来。
归处，写在坟墓上。我们看着碑上的生卒年月，总会忍不住算一算：他这一辈子，多少年；我自己的路，走到了哪一站。我们也会忍不住想：将来有一天，躺在这里的是我，站在碑前的是我的孩子……到那时候，我这一生，留下了什么，值不值得他们跑这一趟？
而到了那一刻，我们就会真切地明白：清明这一天，既是向后看的，也是向前看的，既是给祖先过的，也是给自己过的。我们需要这样的日子，也需要这样一个场合——来和祖先对话，来和自己对话，来梳理自己的过去，展望自己的人生。
所以，清明节从来不是“祭祖”“踏青”这么简单，它处理的是人如何与失去相处，如何与家族相处，如何与时间相处，如何与自己相处。它指向了生死、血脉、记忆、延续这些我们平时不会考虑的事情。
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家是如此，一个民族国家，也是如此。
这就是一个节日的厚度。
那万圣节有这个功能和内涵么？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还得从两千多年前的欧洲说起。
万圣节的源头，是凯尔特人的萨温节。凯尔特人住在今天的爱尔兰、苏格兰一带，以11月1日为岁首。在他们的信仰里，夏去冬来的这一夜，生者与亡者之间的边界会变得模糊，亡灵要回人间。人们点起篝火，戴上面具、披上兽皮，一边驱赶邪灵，一边款待回家的先人。
到了公元8世纪，基督教会把11月1日定为“诸圣节”，把这套异教节庆收编进自己的日历，但烧篝火、戴面具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之后，诸圣节前夜（All Hallows' Eve），这个名字说着说着，就成了"Halloween"，万圣节。
之后是19世纪，大批爱尔兰移民把它带进北美。美国商业文化接手后，将其改造得更加彻底：爱尔兰人刻萝卜灯，美国人换成了更大、更好刻的南瓜灯；教会定的斋戒，给变成了孩子的“不给糖就捣蛋”；大型超市、商场、糖果公司、好莱坞、主题乐园……等资本力量联合上场，把万圣节做成了仅次于圣诞节的消费季。
到了2023年，美国人均万圣节花费已超过100美元。
那到了中国呢？
我们的万圣节从美国传入。
而近几年的变化，可以从2023年的上海巨鹿路看清楚。
那一年，中国年轻人把万圣节过成了“万梗节”。有人扮甄嬛，有人扮安陵容，坐着旱船、手持莲花；有人扮唐僧，有人扮妖精，有人抽象地扮起“乙方”和“韭菜”；还有人把上证指数的K线图穿在身上，把展示指数态势的纸箱套在头上。有学者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三句话：外来文化的本土化、社会热点的符号化、诉求表达的个性化。还有研究团队用大数据分析了微博上的相关讨论，结论很清楚：网民态度显著正面；分析出的六大主题：节庆氛围、情感参与、娱乐内核、文化包容、消费主义、中国化。没有一个跟宗教沾边。
说白了，参与者的大多数，初衷和万圣节本身关系不大。他们只是想扮一回、笑一晚，追求一次简单的、纯粹的快乐。
那又是谁在推动这件事？两股力量。一头是商业：下半年是消费淡季，商家需要由头聚拢人气，全网的双十一，各地的商城巡游、明星应援歌友会，就是这个逻辑的产物。另一头是年轻人：他们需要一个低成本的、被默许的情绪出口。两股力量在同一个时间窗口里合流，就把一个外来的空壳，推成了现象级的文化事件。
所以，这个需求是真的，这个功能也是真的。因此，万圣节占的那个位置也是真的。
所以，万圣节给了我们什么？它的厚度是什么？
它给的，是一晚的释放、一次社交、一轮朋友圈。人扮一回，笑一晚，天亮之后，回到日常。它不处理“我如何与我的失去相处”，也不处理“我属于什么样的家族和共同体”，但它有自己的“分工”。俄罗斯学者巴赫金说，狂欢是民众的“第二种生活”：在一个短暂的时空里，日常的等级被悬置，人人平等，百无禁忌。人绷了一年，总得有口气松一松。这个需求，真实、正当，甚至是刚需。
而我们没做到的，恰恰是它提醒我们的最要紧的那件事：让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松出这口气。
我们可以翻翻自己的节日清单：清明管祭祖，中秋管团圆，春节管辞旧迎新，国庆、端午管家国情怀，三八管妇女，五一管劳动者，六一管小朋友，重阳管老年人……每个节日对应一种精神需求，安排得明明白白。唯独有一格不太满：释放。在我们主流城市常态化的公共节日安排里，大多偏向庄重、温情、伦理叙事，缺少一个低门槛、允许普通人放下身份、自在嬉闹狂欢的公共出口。
当然，我们并非完全没有狂欢式的节庆：泼水节等节庆，本就自带热烈的公共嬉游气质，但限于地域。而在我们的历史传统里，也曾有过这样属于全民的狂欢节点，就是“元宵节”。在唐代，这个节日是“金吾不禁夜”，平日夜禁的京城，这一夜不拦任何人；明代的元宵，妇女游街逛庙，是狂欢的主角。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元宵节更是全民参与的大节，耍龙灯、舞狮子、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一村一镇有社火班子、锣鼓队，背棍、甩棍、抬阁，把孩子架上几米高的铁架走街串巷，万人空巷。那是中国人自己的“变装节日”“游街之夜”。
可这些好东西，没有完成属于我们的时代改造。它进了非遗名录，成了被围观的“表演”、被保护的“遗产”，却没有变成今天年轻人愿意主动下场的生活方式。
格子不是空着，是格子里的东西，需要新变化。
所以，万圣节在中国的爆红，其实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是年轻人“崇洋”，而是我们自己节日时代化改造欠下的账。
我们也看到，有网友的批评很尖锐，觉得应该禁止“万圣节”。
但实际上，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年轻人走向万圣节，主因并不是“崇洋”，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低成本的、被默许的“例外时空”；是一次新鲜、刺激的体验，以此满足对于好奇和尝鲜的需求。把万圣节挡在门外，这个需求不会消失，只会寻找下一个出口。日本就是眼前的例子：涩谷万圣节一度乱到掀翻卡车、垃圾成山，最后的办法也不是禁，而是三倍警力上街、便利店限时停售酒精。
但“不禁”，不意味着“不改”。万圣节毕竟是“节日”，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节日主权”。
所谓节日主权，不是一道把外来节日挡在门外的封禁令，而是一种把自己的节日体系建好的能力。具体来说，有三层：
第一层，是做好自己的节日。一方面坚持用公共资源、公共教育优先托举、大力支持本土节日；一方面要在争取年轻人，让他们主动参与上下功夫。早年的社会调查就显示：六成受访女性认为传统节日过得“累”、洋节“轻松”；而近六成受访男性认为传统节日停留在吃喝的物质层面，外国节日更重精神交流。实际上症结可能出在“被安排”三个字：传统节日里，年轻人是被组织、被观赏、被教育的对象；而在万圣节里，他们是主角。因此，改造的方向或许就应该是：把参与感还给年轻人。元宵节欠的时代改造这笔账，就朝这个方向还：社火巡游要从“被人围观的表演”变回“人人下场的狂欢”，城市可以在元宵夜开放街区办巡游，把灯光、市集、变装、音乐这些现代元素装进去。谁把元宵节的“闹”还给年轻人，谁就能把万圣节站着的那个位置收回来。同理，春节、中秋可以建成两代人对话的代际沟通场……每个传统节日，都值得重新回答一遍：“年轻人怎样才愿意来？”
第二层，改造好外来节日。万圣节的本土化，已经在街头自发地发生了，扮甄嬛、扮唐僧、扮“韭菜”，起码外观上已经不是美国的万圣节，而是中国青年造出来的“梗文化”。所以，或许更合理的做法是：承认它作为功能性释放出口的价值，回应它背后的群体诉求，给予商业活动一个“噱头”，同时做好改造、立好边界，把日子往前后挪个一两天，找个更本土化的由头，让它从“万圣节”慢慢变成中国城市自己的“变装节”，同时确保不滑向低俗，不挤压本土节日的空间等等。
第三层，守住公共领域的边界。部分外来节日自带强烈的宗教渊源，它可以在商业场景里成为一种消费趣味，但是宗教相关的内涵，不宜进入校园，也不宜成为公共传播的主流导向。这一条，本来就是《教育法》第八条“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所确立的原则。简单来说：宗教活动归于宗教场所，商业趣味留给市场，公共空间的文化安排，则要面向全体公众。场域分明，我们的节日文化生态，才能从容有序。
最后，
八十年前，有人用刺刀，想把我们的节日从日历上抹掉，没有抹成。
今天，轮到我们回答另一个问题了：能不能用自己的双手，把传了几千年的节日，建得足够厚、足够活——厚到装得下生死和来处，活到容得下年轻人的笑和闹。
这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人的事。
我们必须要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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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湘江论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