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何以成了衡阳女婿？

文/甘建华

湖南省衡南县洪山镇珍珠村桃桥一带老人闲聊，偶尔会提起一户远走他乡的李氏。寻常乡谈只说这一支祖上晚清时期自本地迁往贵州，后辈在北方京城做官，几乎无人会把这一脉远亲，与近代搅动朝野的风云人物梁启超联系到一起。清代王开运主修《（同治）清泉县志》卷七《选举志》，记载了李朝仪、李端棻二人；李瀚章主修《（光绪）湖南通志》卷一百三十六《选举志四》，亦记载了二人资料，称其为“清泉人”。但倘若要把这条亲缘脉络梳理清晰，还须依靠分藏于美国和湘黔两地的两套家乘，搭配晚清科场档案、当事人存世书信互证。

先从桃桥李氏的根底说起。据村里留存口述记录及耄耋老者回忆，李氏祖宅旧院曾经生长一株古柏，相传是元明之际迁衡始祖李眉海亲手栽种，1998年树干彻底枯朽，原址地基尚可辨认。光绪十九年（1893）刻版刊印的《湘东桃桥李氏宗谱》全套十卷，卷首详记世系源流，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编修者为李良赞等人，书中写明李眉海落脚清泉县洪山庙（今洪山镇），后世分支四散衡阳全境。另一部2007年自印家谱《贵阳李氏家谱（第三稿）》，由李良格、李良筑整理，底本来自李朝仪玄孙李建家传手卷。将两套谱牒对照核对，能确定贵阳李氏本出衡南桃桥，是两百年前向外迁徙分出的支系。

湖湘一地历代登科士人数量可观。2006年出版的《湖湘文化大辞典》统计，自唐至清籍贯或寄籍湖南的进士合计二千四百三十二人，其中清代占七百四十五人。但二十年后的统计数据，显然比这两组为多，具体数字不详。仅以衡阳为例，我在2017年发表的《衡阳历代进士知多少》，当时统计即有二百九十八人，其中清代一百零八人，两个数字均超过《湖湘文化大辞典》中关于衡阳进士的统计，嗣后又发现遗漏五人，有名有姓有科第者凡三百零三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乙巳恩科，算是湖南士子集中登榜的一届。该年会试湖南取中十一名进士，包含魏源、周寿昌、李朝仪等人，殿试状元乃茶陵萧锦忠。担任本科同考官的曾国藩，五月二十九日寄给原籍湘乡的家书记录，长沙会馆五月十二日搭台庆贺，门首对联写“同科十进士，庆榜三名元”，热闹场面被完整记录下来。其中，这一次出现于湖南榜单中的李朝仪，籍属衡州清泉洪山庙，只是父辈早年迁往贵州定居，后世各类传记多标注贵州为其籍贯，但其本源实则为今衡南桃桥。嗣后，李朝仪长子李端榘（光绪十二年丙戌科）、六子李端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相继成为进士。

李朝仪一生为官三十七年，历经四朝，履历横跨直隶、山东多地。初仕分发直隶，英法舰船进犯大沽口时，他随同僧格林沁统筹防务，之后历任顺德、广平、大名知府。同治八年（1869）十月，经直隶总督曾国藩举荐，李朝仪出任永定河道并署理直隶按察使，诰授二品衔，道署设在固安县。在职八年，他牵头重修金门闸及各处堤坝，拟定多套实操治河规程。光绪五年（1879）初，调任山东盐运使，转任山东按察使，同年十一月授顺天府尹，权责等同今日北京行政长官。光绪七年（1881）卒于任上，永定河沿岸八州县士绅联名呈文，要求地方官府建立专祠，清代河道官员能获此礼遇者寥寥无几。李朝仪有妻陈氏、高氏，生有七个儿子，分别名端榘、端树、端概、端荣、端燊、端棨、端楘；另有三个女儿，小女名李蕙仙（谱名李端蕙）。家中对端蕙颇看重，自幼延请塾师，使其经、史、诗、文皆有修习根基。

李端棻是李朝仪胞兄李朝显之子，幼年丧父，长期依靠叔父照顾读书。同治元年（1862）顺天乡试得中举人，次年癸亥恩科会试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在朝堂上遇事敢于直言，颇得文华殿大学士乌齐格里·倭仁、户部尚书罗惇衍看重。同治十一年（1872）出任云南学政，整顿书院课业，增添贴合实务的讲授内容，西南地方学风由此转变。之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以善于选拔人才闻名。光绪五年补授陕西道御史。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二，他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上《请推广学校折》，第一个向朝廷请求设立京师大学堂，直指国家积弱积贫的根源：“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尽也。”光绪皇帝允准，由此拉开近代教育改革的序幕。两年后的7月3日，在戊戌变法的浪潮中，中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创办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梁启超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正是参考李端棻奏折的建言，草拟了八十余条具体规则。

戊戌年间，李端棻不但与浏阳谭嗣同往来，还极力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推动各项新政举措施行，擢升礼部尚书。变法局势倾覆后，他被贬谪新疆，离京时赋诗一首，直陈心中不平：“怕听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幸予被遣为迁客，匹马秋风出帝城。”三年后遇赦回到贵阳，依旧与士绅开办地方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七日，李端棻离世，享寿七十五，梁启超为其撰写墓志铭。民国元年五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后来，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李端棻被尊称“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后世有人编撰《李端棻与京师大学堂》《中国近代教育奠基人李端棻》等论著，并不断召开专题会议以纪念其人。

李端棻素以慧眼识才著称于世。光绪十五年（1889）秋，他以内阁学士身份主持广东乡试。这次阅卷不仅促成一段南北姻缘，更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轨迹，甚至可以说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部分轨迹。是年考题截取《孟子》篇目，题为《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八股答卷自有固定行文规范，多数考生只会援引古籍典故。新会考生梁启超落笔跳出常规，破题开篇两句“明莫明于千里镜，巧莫巧过火轮船”，把西洋传入的观测器械、蒸汽船舶写入应试文章，通篇借新式器物阐述变通治国的道理。放在当时科场评判标准里，这类写法极易被判出格，但李端棻细读全文，反倒认定少年具备开阔眼界，将其取中为第八名举人。

彼时梁启超年仅十六七，出身寒门微族，无官宦家世依托，即便乡试中举，若无上层人脉引荐，依旧难以跻身京师朝堂，更无法接触晚清核心政治圈层。发榜之后，梁启超依惯例登门拜谒主考，交谈之中对时局、西学制度都有清晰表述，李端棻当即生出联姻的想法。其时叔父李朝仪已故，他有意为堂妹李蕙仙寻访佳偶，见过梁启超后，立刻托副主考王可庄代为说媒。这段往事留有一处旁人少提的细节：王可庄阅卷时同样看好梁启超，私下打算将自家女儿许配给他，没料到李端棻抢先托他沟通，他只好作罢。敲定这门亲事，李端棻并非单纯赏识人才，也是想要为维新阵营吸纳新锐力量，而梁启超也借此一步踏入晚清高层文官圈层。

李蕙仙生于直隶固安（今河北廊坊市固安县），年长梁启超四岁，自小在顺天府尹府邸长大，见识不同于寻常深闺女子。光绪十七年（1891）冬十月，梁启超赴京与李蕙仙完婚，其师康有为赠诗送行：“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梁启超出自广东，一口粤音难以被北方官宦阶层接纳，朝堂议事、士林讲学处处受限。婚后，李蕙仙逐字教习梁启超北方通用语言。梁启超后来曾毫不掩饰地说：“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于全国。”倘若没有这一层语言加持，他很难在北方士林快速立足，维新思想在北方的传播也会受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下旬，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请来到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之职，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停驻岳家桑梓。他的老家在广东，自粤至京肯定要经过衡阳，但没有听说他曾到过衡南桃桥，桃桥乡间倒是传说随夫回湘的李蕙仙是年曾到老家省亲访旧。

梁启超深层的政治助力，来自衡阳李氏两代京官积累的朝堂人脉。岳父李朝仪历任封疆与京畿要职，在直隶官场、顺天官僚体系中深耕三十余年，门生故旧遍布北方军政体系。妻兄李端棻身居内阁学士、刑部侍郎之高位，是朝堂之中公开支持新学、主张变法的重臣。何况还有两个舅兄李端榘、李端棨也在朝中任职，他们焉能不帮梁启超一把？联姻之后，梁启超不再是无依无靠的岭南布衣举人，他背靠李氏京官圈层，得以顺利结交朝中开明官员，获得直达天听的上书渠道。在此之前，梁启超数次上书言事都石沉大海。联姻之后，经由李端棻引荐，他的变法主张可以直接递达光绪帝御前，他本人也正式从民间士子变成朝堂认可的维新骨干。

戊戌变法前后，这场姻亲带来的政治庇护作用达到顶峰。维新运动期间，朝堂守旧派持续打压新党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屡屡遭到攻讦、弹劾。李端棻以礼部尚书之位，多次在朝堂公开为二人辩护，顶住守旧派压力举荐康、梁，保全维新派核心力量。可以说，若无李端棻在朝堂的高位掩护，梁启超早在变法前期就会被朝堂排挤出局，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后续新政施行。

待到戊戌政变爆发，慈禧太后清算维新党人，康、梁二人被列为头号通缉犯。危难之际，李氏家族提前动用旧部人脉，暗中通报京城局势，为梁启超争取到出逃时机，使其得以渡海去往日本。李蕙仙留在广东处置家事，面对官府上门盘查没有慌乱，依托李氏宗族在南北官场的残余人脉周旋自保，安顿家中老小后辗转前往澳门，再乘船赴日本与丈夫会合。流亡海外十余年，梁启超始终没有彻底断绝与国内政坛的联系，依旧能对接国内开明官僚，传递变法主张。这条隐秘的人际通道，同样依托李氏早年积攒的官场旧交建立。若无衡阳李氏姻亲兜底，梁启超不只会失去国内政治联络渠道，家人也极易在清廷的清算风波中遭受牵连。

受梁启超维新主张影响，李蕙仙主动翻阅各类新学读本，认同女子走出内宅、接受系统教育的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中国女学堂筹备开办，她参与全部筹备事务，学堂正式运营后出任提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副校长或教务长、总务长），是国内最早主持民办女子学校的主事人。同年七月，国内第一份完全由女性执笔编办的报纸《女学报》创刊，衡山人陈范之女陈撷芬担任主编，李蕙仙位列核心撰稿队伍，同期供稿还有康有为之女康同薇。李蕙仙在《女学报》刊发多篇文章，主张废除缠足、鼓励适龄女童入校读书。该报在江南一带女性群体中多有传阅，她以自身行动呼应维新思潮，也间接帮梁启超拓宽了民间舆论阵地，收获女性群体与民间新学圈层的支持。

1924年9月13日，五十五岁的李蕙仙因乳腺癌复发病逝于北京。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下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这篇祭文将三十三年夫妻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深情浓缩其中，字字恳切，句句含泪，堪称近代悼亡文佳作。他在祭文中还写到墓园的选址，寄托了对亡妻的深情：“碧云兮自飞，玉泉兮常溜。卧佛兮一卧千年，梦里欠伸兮微笑。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他亲自选定香山卧佛寺附近的墓地，嘱咐子女将来将他葬在李蕙仙墓旁。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五十六岁，果然与李蕙仙合葬于此，墓前立着凸字形墓碑，正面镌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如今位于北京国家植物园北园内。

梁启超、李蕙仙夫妇生有三个子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其余六个子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系侧室王桂荃诞育。梁家九个子女日后各自深耕不同领域，后世流传“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说法。

翻阅哥伦比亚大学馆藏桃桥李氏旧谱、贵阳后人整理的家谱，搭配《清史稿》中李朝仪、李端棻传记，再对照梁启超为岳父遗像题写的文字、流亡海外时写给妻子的书信，多份材料相互印证，当年联姻的完整经过，以及姻亲为梁带来的政治助力都可以清晰复原。

当今不少人讨论湖湘近代士人，多聚焦湘军群体、船山学说传人，容易忽略李氏一族这条向外延伸的支线。李朝仪治河务实，李端棻兴学敢为，李蕙仙既贤且能，他们的行事思路都贴合湖湘经世致用的精神底色，这份底色经由姻亲纽带传递给梁启超，深刻影响了他一生的政治选择与改革路径。衡南桃桥只是湘南一处普通村落，元明之际迁来的一支族人，数百年间辗转南北，最终借一场科举，把湘地人文特质送到近代思想变革的核心场域。

作者：甘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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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