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江到陕北，湖湘将帅闪耀万里征途

此文刊载于10月22日《湖南日报》T3版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帙恒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硝烟散尽，山河巨变，那场用热血与信仰铺就的万里远征，依旧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从湘江血战的殊死突围，到乌蒙山区的回旋转战，从强渡大渡河的奋勇冲锋，到胜利会师陕北，无数湖湘儿女以忠诚赴使命，以勇毅踏险途，在伟大长征史上镌刻下厚重的三湘印记。

在这场震撼世界的远征中，湖南不仅是红军浴血奋战的重要战场，更是红军将士的重要来源地。彭德怀在湘江两岸鏖战突围，在吴起镇挥师击退追敌；贺龙率红二、红六军团转战千里，保存革命火种；罗荣桓、谭政、黄克诚在不同岗位上凝聚军心、奋勇作战……

他们来自三湘四水的不同地方，有着各自迥异的战斗历程，却在同一场伟大远征中汇聚成一片璀璨星河。

回望这段峥嵘岁月，我们致敬将帅的赫赫功勋，更铭记千千万万无名的湖南籍红军战士。他们以坚定信仰跨越万水千山，以血肉之躯开辟胜利道路，汇聚成推动中国革命一往无前的磅礴力量，也激励着新时代湖湘儿女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勇毅前行。

彭德怀：浴血湘江，横刀立马守陕北

彭德怀。新华社 发

从湘潭县走出的彭德怀，是中央红军长征中重要的军事指挥员之一，先后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兼红三军团军团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等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彭德怀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率部从江西出发，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损失最惨重的一战。红三军团承担重要作战任务，在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的战斗中付出了巨大牺牲。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调整军事行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逐步摆脱敌军围追堵截。红三军团始终是中央红军的重要作战力量，在一系列关键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9月，中央红军北上途中，张国焘坚持南下主张，红军面临分裂的危险。彭德怀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方针，率部随中央继续北进。红一军、红三军及军委纵队随后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

10月，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尾追的国民党骑兵部队随后来犯，彭德怀指挥部队迎头痛击，打退追敌，巩固了红军在陕北的立足点。毛泽东为此写下《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面对褒扬，彭德怀谦逊地将诗末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把诗送回毛泽东。一诗一改，尽显战将的果敢勇毅，更彰显他看重集体、功不居我的崇高品格。

贺龙：乌蒙回旋，绝境之中保存革命火种

贺龙。

照片来源于《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

桑植，是贺龙元帅的家乡，也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的出发地。

1934年10月，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萧克等领导的红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两支部队共同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并未立即踏上长征路，而是继续在湘鄂川黔边区开展斗争。1935年，国民党军调集重兵发动“围剿”，企图消灭这支红军主力。面对敌强我弱、根据地物资匮乏的困境，红二、红六军团必须在坚守与转移之间作出抉择。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从桑植的刘家坪、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出发，开始长征。出发时，部队面对的不仅是追兵，还有粮食短缺、道路险峻、前途未卜的重重困难。

贺龙与任弼时等领导人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调整行军与作战计划。1936年初，红二、红六军团进入乌蒙山区，在敌军重兵围堵中展开回旋作战。面对复杂地形和悬殊兵力，红军不断变换方向，寻找敌军部署的空隙，终于突出重围。

毛泽东后来评价：“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

1936年7月，红二、红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随后组成红二方面军。10月，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宁夏将台堡等地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途中，贺龙曾说：“最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当根据地难以坚守，就靠双脚走出新的道路；当物资匮乏、敌军围困，就依靠坚定信念和灵活机动争取主动。

从桑植出发，向着西北前行，贺龙和红二方面军走出的，既是一条长征之路，更是一条在绝境中保存革命火种的求生之路。

罗荣桓、谭政：深耕政治工作，凝聚长征磅礴力量

罗荣桓。

照片来源于《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

人民军队的胜利，既靠前线将士浴血拼杀，也离不开扎实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

从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衡东县荣桓镇）走出的罗荣桓，便是长征路上政治工作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长征开始时，罗荣桓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1934年10月，他随部队踏上征程。此时的红军，既要面对敌军的重重封锁，还要应对连续行军、补给困难、伤亡不断的严峻局面。

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奉命掩护中央纵队渡江，敌我双方炮火连天，湘江被染成殷红。经此一役，军团战斗人员仅剩数百人，连同勤杂人员也不过千余人，随后被迫撤销番号。

历经湘江战役的巨大战损，部队难免出现畏难情绪，政治工作成为维系战斗力的重要力量。罗荣桓熟悉官兵思想状况，善于深入连队、开展谈心动员，把政治工作落到具体行动，用革命理想鼓舞着战士们。

1935年9月，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此后随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过草地，经受住极端恶劣环境的重重淬炼。

谭政。

照片来源于《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

湘乡人谭政，长征期间先后担任红一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及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承担组织建设、思想动员等任务，为维护部队团结、增强官兵战斗意志付出了心力。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谭政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上报《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必须在红军政治工作中增添新的内容，加强党在组织上、思想上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红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这份报告得到中共中央充分肯定，被加上按语转发全军。

长征路上，罗荣桓和谭政未必时刻站在炮火最前沿，他们的工作却关系着每一名战士能否咬紧牙关走完长征。长征的伟大胜利，源于战场上的骁勇善战，更源于理想信念的引领、组织纪律的约束，以及危难时刻官兵之间守望相助。

黄克诚：历经岗位更迭，始终奋战斗争一线

黄克诚。

照片来源于《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

永兴人黄克诚，是长征中经历多次岗位调整、始终奋战在一线的红军将领。

长征开始时，黄克诚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率部参加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湘江战役中，红三军团承担重要作战任务，黄克诚随部队投入激烈战斗，经历了红军突围过程中最为惨烈的阶段。

此后，他先后担任红十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土城、娄山关、遵义等战斗。随着部队整编和战事推进，他的岗位不断变化，却始终没有离开部队一线。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黄克诚又承担军委卫生部等方面工作，后转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等职，继续参与部队建设和作战。无论身处什么岗位，他恪尽职守，初心不改。

陈赓：抢占皎平渡，巧渡金沙江

陈赓。（资料照片）

湘乡人陈赓，长征时任军委干部团团长、红十三团团长、红一师师长等职。

干部团由红军学校相关力量整编而成，既承担培训干部的任务，也负责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的警卫、掩护，必要时参加重要战斗。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土城战斗中遭遇强敌。时任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奉命投入战斗，协助稳住战局。此后，陈赓率部随中央红军继续转战。

4月底至5月初，为摆脱敌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急需夺取金沙江渡口。5月3日，军委干部团受领抢占皎平渡的任务。干部团分兵行动，先遣力量在刘伯承等指挥下抢占渡口，陈赓率后续主力掩护渡江、阻击可能来援之敌。控制渡口后，红军搜集船只、组织摆渡，为大部队渡过金沙江创造了条件。

抢占皎平渡的成功，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关键性胜利。

萧劲光：背着“判决书”走长征

萧劲光。（资料照片）

1934年1月6日，中华苏维埃政府组织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对湖南长沙人萧劲光进行公开审判，称他是“罗明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开除其党籍、军籍，判处5年有期徒刑。

这是一场错误的审判。关押期间，有人主张杀掉萧劲光，毛泽东坚决反对，公开表示：要处置他，先过我这一关！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萧劲光跟随部队踏上征程，虽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却仍处于秘密监视之下。他和战士们一样扛枪、打背包，翻山越岭，随时参加保卫和突围作战。

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后，周恩来接见萧劲光，传达关于他问题的研究结果：撤销处分、恢复党籍军籍，宣布平反。随后，组织为他配备一匹马，他却让给受伤的战士，自己坚持走路，直到抵达延安也没有骑过。有人问他靠什么如此坚强，他说：“我早已把自己一生维系于共产主义大厦之上，无论何时何地都绝不离开党。”

萧克、王震：红六军团先遣西征探路

萧克。

照片来源于《湖南历史图典》

王震。

照片来源于《湖南历史图典》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革命形势日趋严峻。中央决定派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寻找新的活动区域，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造条件。

这支队伍里，有两位来自湖南的重要将领：军团长萧克，嘉禾人；政治委员王震，浏阳人。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从江西突围，进入湖南桂东，随后在湘南、湘西辗转行军。红六军团的西征，并非一条预先铺好的道路。部队既要突破敌军封锁，又要寻找可供立足的地区，还要与红三军建立联系。行军途中，敌情不断变化，部队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动方向。

在这场先遣行动中，萧克承担军团军事指挥，王震负责政治领导。两人相互配合，带领部队在艰苦环境中持续西进。

经过80多天、2500多公里的艰苦行军，红六军团于1934年10月与红三军在贵州木黄会师，完成了先遣探路的任务，为后来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经验。

会师后，萧克、王震又投身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两人继续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下参与行军、作战和战略转移。

杨得志：组织“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

杨得志。

照片来源于《红军长征在湖南画史》

醴陵籍指挥员杨得志，在长征途中留下强渡大渡河的英雄篇章。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进，来到大渡河畔。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地势险峻，渡口有限。红军必须尽快渡河，否则就可能陷入敌军前后夹击的危险。

5月25日，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杨得志，率部抵达四川安顺场渡口，执行强渡大渡河任务。

红一团第一营第二连组织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在火力掩护下乘船渡河。面对湍急水流和敌军射击，勇士们冒险向北岸挺进，最终成功登陆，击溃守敌，控制渡口。

渡河成功后，红军乘胜追击，又在渡口附近缴获船只，后续部队得以陆续渡河。与此同时，红军另一支部队向泸定桥方向推进，并于5月29日夺取泸定桥，进一步打通了北进通道。

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两次相互配合、意义重大的战斗。杨得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始终强调红一团全体指战员的英勇顽强和坚决执行命令。“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英雄壮举，将永远为后人所传颂！”他在回忆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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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