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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观探析

新湖南 • 综合

文/李胜清

和谐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不是两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和谐文化的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核心价值牵引,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中国化也必须以当下中国的文学文化事实为基础,创构出和谐的文学文化理念与和谐的文学理论语境。就此而言,开掘并整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蕴含的和谐思想要素与价值理念便成了协调两者关系、使问题获得成功解决的关键。目今最使我们关切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烈的论辩特征与批判风格能否使它成功地被建构为和谐的文学理论话语?倘若能够的话,其程度如何,方式怎样?又有哪些内容表现?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怎样独特的和谐特征?总体上而言,它对于建设和谐文化业已或将会提供哪些根本性的理论资源与语境支撑?事实上,依循问题的这种向度去进行考量,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是一种深具批判性与实践性的和谐文化理论话语,能够切实地满足建设和谐文化的需要与它自身中国化的现实需要。

总体性的和谐价值构架

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随着历史条件与历史任务的不同而显示了不同的价值属性与理论功能。问题的一方面是,在其肇始初期及其以后的一段革命时期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出于配合无产阶级整体革命的需要而显示了彻底的战斗精神与论辩风格,就其此时与其指涉对象即资本主义文学文化的不调和的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确乎更多的是被表征为一种斗争话语而不是和谐话语。但在问题的另一种意义上,我们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因为反映了人类文学文化实践活动发展的社会历史规律而又具有一种总体性与根本性的和谐特质,因此,它又能被解读和建构为一种和谐的文学理论形态与价值话语。就此而言,探索其中的和谐价值内容、和谐问题构架及其结构特征就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实现当代转换与历史重构的本体论使命。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观首先表现在其作为社会存在的意义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一种总体性的和谐价值结构,它的主要内容是探索文学生产与整个社会生活生产通过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和谐结构关系运动或者是这种和谐关系语境中的文学生产的具体性质、内容和方式等。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就蕴含着对于文学的和谐价值结构关系的明确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它说明,文学在社会和谐的意义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和谐共处系统中的一个有机构件,它的生成发展、内容特性都必须在这个宏观的和谐系统中获得规定与阐释,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和谐价值观内容实际上就是它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所具有的意义语境和功能性质。具体来说,文学的形成与发展都呈现出一种和谐的语境特色,“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而且,这种和谐关系的具体构成一旦展开就是这样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根据这样的思路,在确认文学作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虽然得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的特设历史论断,但是立足于整个历史发展与终极目的而言,他们却认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是处于一种和谐的功能关系过程或趋势中的,就像恩格斯所分析的,“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除了在形成原因和发展环境等外部条件方面表现出和谐的价值观以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在文学内容及其表现方式等本体因素方面表现出了突出的和谐价值观的思想特色。

在文学的人学意义与审美内容等层面,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彰显了鲜明的和谐价值论特色。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视野里,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和谐特质的多维度属性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换言之,单个人身上实际上负载着个体与社会之间经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关系属性,而这个人物最终所表征出来的形态就是这些丰富的社会关系因素互相制约、互相影响所生成的一种和谐的关系性状,正是基于和谐关系对于人的本体重要性,所以马克思说,“个体是社会存在物。……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因此,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这实际上表达了一种人与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思想;与此相类似,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也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等其他相同程度的和谐价值关系,谈到共产主义及其艺术时,马克思更是以结论的形式对其和谐价值状态进行了科学的构想,“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关于和谐价值观的许多内容表述常常存在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性描述与审美建构中,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和谐状态与内容,马克思是这样规定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 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它意味着,整个的社会关系处于一种自由和谐的状态,而且每个个体身上的各种需要与属性也处于一种有序的和谐的状态中,人们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强加于人们之间以及人自身的各种属性分裂状态与那种单面人的状态,此时的人是丰富的全面发展的多维度的人,于是人们作为哲学家、作为渔夫、作为猎人、作为文学家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得到了自由的统一与协调,而人的全面的本质力量也得到了和谐的实现,“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此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观还体现在典型理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倾向性与审美性的关系、文学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以及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批评方法等一系列文学思想中,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具有和谐价值论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

和谐构成模式的辩证特征

具有和谐价值论的思想内容或负载和谐价值论的理念诉求并不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其他文艺学的质性区别,使问题获得根本区别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和谐价值论思想方面具有其他文艺学没有或较少具有的现实性特征与辩证风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不但具有丰赡的和谐价值论思想,而且对于这些和谐论思想的复杂构成模式及其发展运行的过程与机制进行了科学地考量,充分估计并阐述了文学和谐论存在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还是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历史辩证法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从一种普遍性的观点勾勒了他们的文艺思想所应该具有的语境条件,这就是“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这其中就蕴含着对文学思想的和谐及其具体的和谐化方式的深刻说明,具体来说,根据唯物史观的总原则以及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精神生产的客观事实,我们可以析分出这样一些理论规定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和谐价值论方面所独具的特征。其一,和谐思想要素的间性关系构架。这个特征说明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视域中,文学处于一种多维度的纵横交织的关系网络中,它具体表现在共时性与历时性两个方面,就共时性而言,文学的和谐价值论又可以区分为外部和谐与内部和谐两个规定。外部和谐主要说明文学与社会其他生活方面如政治、经济、道德、哲学、宗教的有机和谐共在关系,这在上面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内容时已经提及了,这里仅仅指出一点,即文学在这种意义上的和谐特征主要表现在它与其他人类实践活动领域一起构筑了一门关于人的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联系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内部和谐则是指构成文学本身的各种要素之间处于一种有机和谐的既相互对立制约又相互支持渗透的关系结构中,恩格斯曾说,“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或不可分离。”而马克思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对于文学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和谐状况则是,“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从历时性角度看,特定历史的文学并非一种孤立性的存在,而是在一种继承与革新的原则下与过去甚至与将来的文学处于一种历史性的和谐或想象性的和谐与连续发展关系中。这种纵向的和谐维度实际上构成了文学后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比如说,拉斐尔的绘画艺术除却与当时罗马普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相和谐以外,事实上也是与以前艺术的发展相和谐的某种历史结果,“和其他任何一个艺术家一样,拉斐尔也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内涵实际上就是指它们之间的那种批判继承与被继承的和谐关系。其二,主导与多元有机结合的和谐秩序。和谐结构必须以多种因素的存在与和谐结合为前提,但这种多元素的和谐决不意味着是一种无差别的数量性的集聚,也不意味着构成和谐价值观结构的每个因素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与功能作用,如果问题不是这样,那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论的庸俗化与简单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论之所以优越于其他一些庸俗形态的和谐理论正是因为它充分地估计和尊重了文学和谐存在的复杂性与层次感。就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历史的辩证分析所表明的,在整个社会和谐的大构架中,经济是和谐的基础性配置,而政治、道德、文化等因素是派生于基础配置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和谐的本体论构件,它们既受到经济关系的主导性支配,同时在和谐的前提下又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但遵循整个社会和谐的普遍规定,而且享有自己相对自律的独特发展路向。恩格斯曾经以法为例说明了这个现象,“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的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和谐秩序实际上就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包含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或者说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而主要矛盾则表现了对于整个和谐结构秩序的质的规定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复杂的和谐秩序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和谐因素与力量从根本上规定了整个和谐秩序的基本性质与方向,即总体的性质状貌,表现出和谐根本性质的定性说明;而那些其他非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则丰富和充实了这种和谐秩序的具体性与现实性,实现其对于和谐秩序的定量规定,这种有主有次又丰富复杂的和谐关系秩序可以被总结成这样,“社会形态结构中的这些基本层次虽然都要受到结构整体的制约,但它们毕竟具有各自的独特内容、具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每一个层次的相对独立的特殊内容都构成社会形态整体内容的一部分,这是任何其他层次的内容都无法取代的。进一步说,社会形态结构中的每一个基本层次,都会这样那样地对其他各个层次,对结构整体发生作用和影响,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态这样那样地披上这种作用和影响的色彩。”但这种格局并非绝对固定和单向的,在其现实性上,它们作为和谐的有机因素是互相制约、互相支持乃至互相转换的,共同建构出一个开放性的功能性的和谐价值观构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观的另一个特点能动性是直接导源于第二个特征的,即整个和谐秩序中的各种要素都是具有能动性的,和谐的维系不仅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那些因素,也取决于其他那些第二性的和谐因素,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文学本身中内容和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已经为我们得出了已被实践证明为真理的结论,此处就不再赘述。

批判性与解构性的和谐机制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价值逻辑的反题与解构者的理论身份登上历史文化舞台的,历史地位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在对现实生活进行观照时似乎总是显示出某种格格不入的否定倾向与批判旨趣。就此现象层面来看,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直接视为一种和谐的审美价值话语确实逆违人们的接受常规,但是,倘使我们变换一种考量视向并将问题推向其深层旨归,则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种旨在建立人类终极自由的价值诉求与诗性理论始终氤氲着浓烈的和谐之思。问题仅仅在于,它并不是始终都以直接的形式来实现这一点,而是更多地通过对那种不和谐甚至是反和谐的特定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社会历史语境的否定与批判从而间接或中介性地实现其最终的和谐意向。基于问题的这种性质,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批判性与解构性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所特有的一种和谐机制与和谐策略。

这种机制主要就体现为对于“伪和谐”现象及其社会文化语境的揭露与批判。在一定意义上,和谐不仅意味着人或事本身的和谐,而且还意味着某种和谐的语境条件或和谐的问题论域,按照问题的本性来说,惟有特定的和谐语境或和谐价值框架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性状,否则,即便产生了一些局部性和细节性的和谐现象,但限于其总的问题框架是不和谐的,那么这些局部的和谐现象或者只具有极端有限的意义,或者就可能沦为遮蔽真相的伪和谐。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观一开始就实现于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伪和谐及其逻辑语境的揭露过程中。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文化由于消除或超越了封建主义文化的基本矛盾而达到了某种历史和谐的新的高度,它相对地实现了人的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存在,特别在其上升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从整体上形成了一个结构和谐、目的一致的社会状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和谐假象并不能取消其本质属性不和谐的事实。因为资本主义的文学和文化受到一种宿命般的不和谐的规定,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那种无法消弭的矛盾,由这种根本的不和谐根源就派生出了其他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文化方面不和谐的补充规定,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此勾勒了一幅极端反和谐的讽刺画,“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着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日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具体到文学,则出现了这样的颠倒局面,即本来是表现和确证人的自由自觉本质并与人的本质力量处于和谐表征关系的文学此时呈现了异化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是用来证明和增强人的本质力量,而是用来削弱和贬低人的本质价值的,本来应该与类本质和类生活相和谐的文学最终沦为了一种满足人的动物性生存的手段,这对于文学而言不仅是一种最大的不和谐,而且是一种文学的耻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家作为独立自由的精神创造者与追求经济效益的生产者出现了对立,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脱节了。以商品为纽带的伪和谐现象隐瞒不了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市民社会的不和谐的本质,至此,文学作为人学的本真意义遭到消解与亵渎,因为文学所指涉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等各种关系已经失却了往日的和谐统一而变成了互相对立和彼此异化。马克思对于这种不和谐的人性关系作了批判,“人自身异化了以及这个异化的人的社会是一幅描绘他的现实的社会联系,描绘他的真正的类生活的讽刺画;人的活动由此而表现为苦难,他个人的创造物表现为异己的力量,他的财富表现为他的贫穷,把他同别人结合起来的本质的联系表现为非本质的联系……他支配物的权力表现为物支配他的权力,而他本身,即他的创造物的主人,则表现为这个创造物的奴隶。”为了克服这种全面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必须消灭这种产生异化和不和谐现象的语境和社会本身,为此目的,他号召一种总体性的革命,而具体到文学层面,马克思则提出了对象化理论、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等思想以作为导向人性和谐的具体方略。马克思曾经以对象的存在方式与性质必须与对象化方式的性质方式相协调的理论阐述了自己的价值理念,“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而实现这种全面的和谐就必须批判并现实地否定那种全面的不和谐才有可能。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观具有科学性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揭露了这些不和谐的现象及其根源,而且更在于它对于消除这些状况所作的努力中。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并不提出某种非现实的道义上的和谐要求,就像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做的那样,而是遵照客观历史本身的发展规律来提出自己的和谐要求的。也就是说,面对资本主义这种具有阶段性的历史必然性的不和谐的文化语境,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坚持在不和谐的现状中开掘、培育和发展出和谐因素的立场,这实际上就是在存在中拒绝存在,立足于不和谐来拒绝不和谐。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建构机制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本身中发现、发展消灭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从不和谐的文化现状中发觉、发展出消解不和谐文化的积极因素。马克思曾科学地断言,“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这种情况下的和谐论建设的最近使命与切实内容不是去提出或发展某种抽象的但却不具有现实性的和谐想象,而是应该让其使命限于批判现存的不和谐,分析其中造成和谐障碍的根源,展示和谐可能生发的方向与方式,“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而“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首先批判地解构和谐之不可能形成的前提条件与语境限制,和谐本身的建设才会成为逻辑的必然。承认资本主义文化的不和谐存在是某种暂时的必然性现象只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消除与扬弃它以便确认和谐作为社会运动的必然性质,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就此而言,即便是在将来实现了和谐的时候,和谐本身也不能被看作某种静态的实体性的对象,而必须把它视为一种功能性的和谐过程及其结果形态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全面和谐的共产主义不是确立为某种状态而是指认为一种历史运动过程的思想正是这种和谐价值观的本质写照。在科学地把握和谐的存在性质并充分尊重其客观复杂性的基础上,马克思明确地就和谐实现的时间条件、物质力量、历史内容、作用对象与作用方式等要素提出了自己真理性的实践向度,他预言,“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不可遏制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社会因素。”从批判性品质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论,其核心命意便是:解决和谐是什么的问题以前必须先解决和谐不是什么的问题。

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价值观的分析,我们知道,关于和谐文化的建设必须坚持多种向度,至少必须具备解构与建构相结合这两种维度,必须充分地估计到和谐作为多种事物相互关系性的复杂存在以及和谐的主体间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视野中,和谐是一种多层次的结构性存在,这种和谐的整体在现实性上是由主导性的因素与其他一些非主导性的因素以一种间或平衡间或不平衡的关系所结成的;此外,作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方式,和谐本身的内容主要体现为一种和谐的演化过程及其阶段性结果;和谐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形成一种和谐的文化语境与和谐的问题表达式,惟有这样,和谐才会是本质性的必然性的存在。也许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和谐论思想为当下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所提供的最深刻的价值观与方法论。


责编:周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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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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