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建构

文/李胜清

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本质上是唯物史观的一种文化显现方式与美学存在形态，它不但从唯物史观获得一种总体性的意义规定，而且还在自身的美学特殊性论域中生成一种对应于唯物史观的内容结构的层次构架。换言之，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论表征出了两重意义规定，其一是意义边界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总体性问题框架显示了对人类文学文化实践活动的根本性质规定；其二是阐释形态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一种由主体阐释视界与客体阐释视界相结合所构成的理论话语。这两种阐释视界虽然总是处于一种共在的关系之中，但是在针对不同的文学文化现象进行阐释时却又显示了一种各有偏重的不平衡的关系，在现实性上，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开的，这里只是出于理论上论述的需要与便利而从逻辑层面分成两个阐释视界来说的。但是，基于一种纯知识论研究范式所使然，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往往没有充分顾及到这种关系，它所特别注重的只是唯物史观以及唯物史观制约下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客体意义向度，在这样做时，它或者极力张扬客体阐释视界而贬低主体阐释视界的重要性，或者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客体阐释视界夸大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总体性意义本身而完全取消了主体阐释视界的地位。客观而论，在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思想的草创期以及主要任务旨在克服唯心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偏重于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思想的唯物主义性质的阐释与建构自然构成问题的主要方面，但遗憾的是，一些论者任意地将这种特定历史规定放大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本身的唯一意义规定，致使从偏重走向偏废，最终使得主体阐释视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不是遭到遮蔽，就是仅仅成为某种次要的枝节之论。就此而言，开掘并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实际上只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但能够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意义本相，而且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转换与话语更新的主要意义生长点。

主体阐释视界的问题表达式

马克思曾经有过一个设想，即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阐述法律、道德、哲学、文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自身的特点以及它们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反作用关系，但是由于《资本论》的撰写计划而搁置了这个设想。然而，这种想法却从未曾淡出马克思的批判视野，他虽然未能以系统性专著的形式论述这个问题，但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本论述中却始终贯彻着一种主体性的实践批判精神。在这里，注重政治经济学及其研究对象就意味着主要是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客体阐释视界的建构与论述，而关注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特点及其对于物质经济关系的能动反作用也就是注重马克思主义本身固有的主体阐释视界建构。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是相对于它的客体阐释视界而言的，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这种客体阐释视界主要言说人类的文学文化活动作为精神实践相对于物质条件与现实基础而言的被规定身份与受动性质，而主体阐释视界则意味着在唯物史观的大前提下，文学文化等观念形式成为了逻辑的起点与原因，而物质生活与现实经济状况则成为了结果因素，此时，现实的物质生活状况成为了人的主体性观念与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物化形态，在这个问题框架中，在反作用环节和价值阐释层面上，文学文化等观念因素成为了主导性的规定者与意义施与者，而物质生活与经济关系成为了被主导的被规定者与被赋型者，后者成为前者的确证与实现。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唯物史观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的，它承认在第二阶段上意识形态对于物质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是以承认此前第一阶段和最终意义上物质经济基础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为前提的，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阐释视界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客观性主体视界，否则这种主体阐释视界便可能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式的唯心主义与唯意志论，恩格斯认为这种纯主观性的主体视界“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因此，只要首先澄明了精神动力的合理性基础，那么承认精神构成物质生活发展变化的动力因素就并不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恩格斯曾经科学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当然，我们的重点不是考察精神动力如何由物质动因所决定，我们只是把这一点当作已被证明了的既定结论与前提，构成我们的研究对象的仅仅是已被正确决定与说明了的精神动力如何反过来对物质经济生活进行价值立法与意义赋型的问题，它集中考察的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问题，而是在确认这一点的基础上考察社会意识如何塑造和影响社会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主体阐释视界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意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以批判直观唯物主义的形式阐述了自己关于主体阐释视界的思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在这里，提出主体阐释视界的问题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区分意义，一方面是与那种只注重从纯客体视角理解现实的旧唯物主义相区别；另一方面是与那种仅仅囿于意识领域的抽象主体阐释视角的唯心主义相区别。其核心旨趣正是为了提出一个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正确原则纲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克服唯心主义并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基础，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方面，相对忽视了对社会意识改造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说明，从而招致了不应有的庸俗唯物主义的骂名，对此，恩格斯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从恩格斯的表述中完全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另外，它还暗示着，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客体阐释视界与主体阐释视界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应用维度，应该根据具体的历史情况选择客体视角或主体视角作为主导性的阐释视角，并不是一切情况都适合用客体视角来进行阐释，为了规避这种将客体阐释视界无条件地运用于一切场合的先验主义倾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预先声言过这一点，“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中还是在外部世界中进行，这种生活更多的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比如，在注重观念生活的德国就必须侧重采用主体阐释视界，因为在德国，具有成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观念但却不具有同样成熟的资本主义物质经济关系，所以要更多地强调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文化思想观念对于形成资本主义物质经济基础的改造与实践引导作用的重要性，而在法国特别是英国，则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消解和改造封建贵族意识以型构一种相应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的主体阐释视界成为一种前景式的显性的话语模式，恩格斯在后来的工作中加大了对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论述力度，他明确断言，“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后来的一系列书信中，恩格斯不断地完善和深化着这种主体阐释视界的内涵和外延。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宏观原则构架，而且还尽可能地就它的具体内容与过程机制进行了较为丰富的建构，以期建立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主体阐释话语模式。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中，文学文化等意识形态形式对于现实物质生活与经济基础的改造、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构成历史文化叙事和阐释的主导视角。在这样的语境中，精神因素本身的构成就体现着强烈的主体性诉求，它不是某种与现实无涉的孤立的知识形态，而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这种性质除了说明它受到经济基础的规定并反映经济基础以外，还说明它作为一种表达主体价值诉求的目的论观念对经济基础具有价值评判和力求改造的功能。按照马克思分析，这种社会意识就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作为一种社会理想与目的设置，这种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就规定着社会物质生活发展或应该发展的方向与状貌。马克思曾经针对劳动过程分析了观念目的的重要性，“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与此相应的还有“美的规律”与“两种尺度”的思想，而对象化理论核心意思其实也是这样，“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联系到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关系来说，此时的经济基础及其发展变化就成了意识形态实施价值赋型的效果形态与对象化现实。像新教伦理与金钱功利观念之于资本主义物质生活与经济基础的关系都体现了意识形态所施与的强大价值立法功能，马克思曾经分析了功利观念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秩序的深刻影响，“在霍尔巴赫那里，个人在相互交往中的一切活动，例如谈话、爱情等等都被描写成功利关系和利用关系。由此可见，这里所假定的现实关系就是谈话、爱情，即个人的一定特性的一定的活动。而这两种关系在这里却没有它们所特有的意义，它们成了代替它们的第三种关系即功利关系或利用关系的表现。……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是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唯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系的时候，他最少也要在他自己的想象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资产者不但在主体性的领域将各种具有不同个性的现实关系描述为唯一的功利剥削关系，而且还促使整个社会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发生一种以功利剥削为旨归的实践运动，从而促成某种以实现功利剥削观念为目的的客体基础。除却利益观念之外，文化传统与情感信仰也可能决定或影响特定历史运动与物质经济关系的存在形式与运动方式，像德国的路德改革运动就是如此，从客体层面来看，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经济政治革命，但是，由于当时宗教意识形态超强的认同功能，所以为了获得革命的成功，这个现实的经济政治运动便不得不接受当时意识形态的规约，采取一种宗教改革的形式，原因就在于，“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不管是哪种情况，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都意味着，现实经济政治运动除却遵循自身的客观规律之外，还必须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目的与价值诉求，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人及其人的历史性的情感意志和价值理想构成了特定历史实践与物质经济生活性质的价值立法者与意义阐释者，一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

批判性的表意策略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及其价值逻辑的反题与解构者的理论身份登上历史文化舞台的，历史地位的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在对现实生活进行阐释时总是显示出某种格格不入的否定倾向与批判旨趣。实际上，正是这种以否定性与批判性为核心的表意策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历史特色所在，因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它首要地和直接地加以阐释的对象实际上就意味着它所要批判和解构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对资本主义的解构就意味着另一种意义的建构与阐释，即对社会主义的建构与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正是通过揭示思想文化与现实生活基础之间关系的基本性质以及批判和否定那种不合理的关系性质而获得实现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中，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不但极力促成某种表达其价值观念的现实生活基础的形成，而且还极力掩盖这种物质生活的某种狭隘的阶级性质，以便从主体层面取得人们的信任与认同，资本主义的病灶主要就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曾经针对资产阶级的“理性”思想的实现对其实质进行了揭示与批判，“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资产阶级学者企图按照理性的原则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或者说企图用理性的思想原则来掩盖其现实社会的非理性本质，但是在实质上，理性本身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以由它加以建立的社会决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理性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剥削性质的社会。恩格斯的论述启示人们，这在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通过主体阐释视界所施展的一个遮蔽策略而已。在谈到无产阶级与小资产者结盟进行革命时，除了两者本身的现实地位不一样之外，他们之间在价值目的上的分歧常常是导致运动半途而废的主要原因，马克思对此分析说，“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价值理想与思想目的的不同往往导致同一个运动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状貌，在以人以及人的现实关系作为影响改造的客体对象的文学中，情况同样如此，“情节大致相同的同样的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辛辣的讽刺；而在倍克那里仅仅成了对于把自己和无力地沉溺于幻想的青年人看做同一个人的诗人本身的讽刺……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藉。”海涅通过文学的价值影响催发了人对于现实的不满，而倍克的文学则使人苟安于现状。此外，像歌德和巴尔扎克创作中所出现的矛盾问题也都是由他们的思想观念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使然，他们主观世界的不同价值观念的歧异导致他们对于客体生活世界作出了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认同，问题是歌德始终没有走出这种主体性的困惑，而巴尔扎克却相对克服了这种困惑。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巴尔扎克最终遵循了主体阐释视界的客观性原则，即主体阐释视界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而且更根本的倒是取决于它所由以生成的客体基础的合理性以及主体阐释视界与客体阐释视界之间合理的互动关系结构。

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致力于对那种客体基础阙如或不具有必然性客体基础支撑的主体阐释视界的批判，并且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彰显了自己主体阐释视界的真理性意义。谈到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本身所遵循的原则时，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它意味着，任何一种主体性的理论观念要想具有真理性，都必须立足于现实基础，并且表达现实发展的必然性诉求，在其现实性上，它只不过是旧世界中那种否定因素与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新因素萌芽的一种观念表现。只有在遵循社会历史本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语境中，主体阐释视界本身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对于社会生活基础进行价值改造与意义阐释的合法性才能得到保证，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它对客体基础的建构与阐释才是现实的与有效的，这就像恩格斯所说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种问题框架不但制约着客体阐释视界，而且尤其规约着主体阐释视界的有效意义边界，否则，主体阐释视界就可能产生阐释僭越、虚幻任意与先验主义的倾向，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受制于这种缺陷而流产的，“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其最终的结果便只能是“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正是出于对这种没有现实基础的主体阐释视界的批判性考察，所以马克思干脆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所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在这里显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否定主体理想，而是否定那种不切实际的抽象形态的“理想”。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这种原则也在文学批评领域得到鲜明体现。当恩格斯批评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不够典型时，他实际上是想指出，与当时的客体基础与发展了的现实生活相比，作者错误地用了一种滞后的主体思想观念在进行影响和评判人们，原因就在于，“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如果这是对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同样，在“倾向性”问题上，恩格斯就认为“倾向”应该来自人物所处时代的必然性的历史潮流而决不能是一些偶然性的主观任意，而且“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实际上表明，一旦主体阐释视界获得了正确基础并表达了客体基础的规律性诉求，或者它们两者在根本性质上呈现同构关系时，两重阐释视界就可能达到一种视域融合，两种视界各自成为了确证与实现对方的镜像。

实践性的阐释机制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客体基础这一点不但意味着它具有自我对象化的可能性，而且还意味着它具有自我对象化的现实性，因为唯物史观中所蕴含的实践活动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见之于客观现实的本体论基础，也正是在有无物质实践作为支撑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显示了与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主体阐释视界最严格的性质分野。

在与唯心主义相比较的意义上，马克思这样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及其思想文化的独特含义，“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就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为了真正的自由它除了要求唯心的‘意志’外，还要求完全能感触得到的物质的条件。”也就是说，作为某种社会理想，社会主义想要获得现实的表现就必须超逸出纯意识的抽象领域而直接以现实物质生活作为其作用场域，否则，它与黑格尔的纯主观辩证法模式以及所谓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体阐释视界就毫无二致了，但是在事实上，“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来说，问题决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在于按照社会主义的自由价值来重构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秩序。规避这种伪主体阐释视界模式的唯一方法就是将主体阐释视界置放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它实际上意味着，正是实践运动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现实阐释机制与存在形态。马克思曾经开宗明义地申明了总体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实践论性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从这种总原则引申出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地方就在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它实际上说明，现实物质基础与客观实践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而言只是表现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实物质基础的性质与指向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是一种具有强烈客观性诉求的阐释模式，而实践论性质则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现实性对象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保证，具体而言，就是保证了它对于社会生活基础进行革命改造与价值赋型的现实性与有效性。

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本身并不具有直接改造社会生活基础的实践功能，原因就在于主体阐释视界领域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观念性的因素，而它所想要改造的对象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因素，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在这里既说明了观念因素进行直接物质实践的不可能，又为观念因素走向物质领域的实践过程提供了现实的路向和具体的阐释机制，即以人及其思想情感作为实践中介。马克思曾鲜明地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换言之，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出发，思想观念要对现实生活基础发生实践性的改造作用，除非它首先影响现实的人及其情感意志，并转化为人内心的具有冲力性质的实践感，否则它就无法取得对于现实的真正影响。在关系到人这个意义上，它有点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状态，康德揭示了其中的方法论问题，“这里的方法论乃是指我们能借以使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进入人心，并影响其准则的那种方式而言，即指我们能借以使在客观上有实践力量的理性在主观上也成为有实践力量的那种方式而言。”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实践性落实到人这个环节实际上就是要将其主体领域中的思想观念转化为心理能量，建构一种表达了主体性价值要求而又具有实践性质的情感意志结构，赖希曾经从心理学的角度丰富并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思想，“只要一种文艺意识形态改变了人的心理结构，那么，它就不仅在人身上再生力量，而且更重要地，还会成为人身上的一种积极力量、一种物质力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文艺意识形态对它由之而来的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是可能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文论家马尔库塞甚至以更简洁的语言说出了它的整个实践过程，“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它的基本实践逻辑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中，思想观念等主体性因素首先作用于人及其情感心理，将人改造为表达了主体要求的具有实践意志和实践能力的人，然后通过这种人的实践活动对现实进行革命改造和价值重构以期实现主体性的价值理想与目的观念。

使问题更具建设性与更具辩证意味的地方在于，将人及其情感意志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之内还可以充分把握与建构它的具体实践过程的丰富性与复杂状貌。这实际上就体现在恩格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论述中，“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而且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在现实性上，这诸多的不同因素及其相互矛盾关系的存在状况、主体观念的参差不齐与实现状况的不一致等性状决不是否认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主体阐释视界的存在及其阐释的真理性，相反，它们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是一种总体性的、灵活开放的与尊重事实本身的客观性与复杂性的阐释话语，就此而言，建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不但意味着在唯物史观的意义框架内，从社会意识到社会存在的实践作用模式，而且也意味着这种实践过程与实践内涵的客观性、丰富性与复杂性。

对于当下我国正在实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工程以及构建和谐社会而言，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在既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尊重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主导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体阐释视界为指导，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诉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主体目的相结合。提出和谐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学设想，其目的也是为了以传统文化观念与当代性的中国问题与文艺问题为核心，以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实现一种民族化与当代化的转换，最终建构起一种与和谐价值观、当代社会主义文艺观相匹配的经济关系结构与现实生活秩序。

责编：周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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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