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技术文化叙事的实践论阐释及其现实意义

文/李胜清

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总结近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起源的这种性质表明，它不但内蕴着丰富的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而且也潜藏着深刻的自然科学的问题意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除却被视为一种批判性的社会历史叙事之外，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解读为是一种关于自然科学批判反思的技术文化叙事。而使问题更其重要的地方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建构和阐释其技术文化叙事的特殊性质，即实践论的性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本体论特征规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视界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一切叙事理论的绝对视阈，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论框架下，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文化叙事才超越出了以往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抽象认识论范畴而进入一种历史具体的性状，不但一般性地阐明了科学技术的概念，而且现实地批判了科学技术存在的历史条件、性质目的、价值影响与作用方式。

科学技术的历史性存在方式

就一般的存在方式而言，实践论阐释意味着避免对科学技术作一种纯抽象的就事论事的理解，而是注重对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意义背景和问题论域进行先在性的历史澄明，以期建构一种阐释科学技术的关系语境。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视野中，以实践论范式来阐释科学技术实际上就是将科学技术历史语境化，以关于科学技术及其意义关联项的指涉关系形式或科学技术问题域的形式来进行一种间性阐释，从而获得对于科学技术的历史性理解。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具有较为现代形态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出现于18世纪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对自然世界进行科学性的认识所使然，这种认识在当时又出于一种紧迫的实践需要，即破除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并确立一种独立的人类理性意识。恩格斯在一种比较的意义上说，“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当时所创立的各种科学一方面是为了克服中世纪的各种荒诞迷信，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要把理论科学转化为物质技术以满足现实生产的需要，具体来说，就是为了确立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体系。与此前消极地依赖自然的赐予不同，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创造主导型的社会，它强调积极干预自然过程、改造自然世界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为此，就需要大力发展具有实用性的科学技术，当时的科学技术在英国率先获得发展就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英国的科学技术依次发展起来正好揭示了这种需要的发展过程与内容，最初是为了提高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而改良并应用蒸汽机，此后又出于改善运输条件、加快原料开采、改进机器设备的需要而相继创造了越来越进步的科学技术与工业机械，“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从技术层面来看，资本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工业生产与技术应用为内容的社会历史形态，正是在资本主义提高生产效率与增殖资本价值的利益驱动下，科学技术及其应用才取代自然经济方式而成为了财富的主要获得手段，马克思根据这种情况分析了科学技术目的论的历史本质，“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从中国传入西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用于满足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世界市场与传播新教教义的实践需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阈里，关于科学技术的实践论含义还意味着科学技术是在一种与特定的生产关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结构中存在的，并且表达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生活方式与文化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互动过程的说明其实也言说着科学技术的存在方式与实践机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科学技术的具体应用形态即大工业为例说明了这一点，“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从一方面看，作为一种生产力要素，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经常表达着特定社会关系的变革诉求，“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但在另一方面，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又决定着科学技术的历史性质与存在方式，它说明，“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它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特别是对于物质技术以及工业机器来说，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但是一种物理性的科学技术设备，而且更是一种资本要素，体现着特定的资本关系，“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就此而言，科学技术的特定性质与使用方式就成为了特定社会历史生产生活关系的意义镜像，科学技术能否产生、其发展程度与具体性质如何也就相应地成为了界划社会关系性质的某种标志，“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马克思关于阿基里斯与火药、《伊利亚特》与活字盘、诗神缪斯与印刷机等关系的比较说明其实也暗示着这种技术文化叙事的实践论思想。此外，从实践论角度来阐释科学技术问题还意味着，必须充分估计和尊重它不仅作为一个物理性的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历史价值问题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就是由于科学技术的特定历史性质所决定的，就像马克思曾经告诫的，“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对于科学技术而言问题也是一样的，马克思关于“进步”不能在通常意义上理解的意思以及他对于生产力使用性质问题的论述实际上就提供了类似的方法论进路，在谈到19世纪的英国在印度殖民地大力发展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情况时认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表意

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批判话语，马克思主义并不止于在一般哲学层面对科学技术进行实践论的阐释，在其现实性上，马克思主义总是将这种批判归化到具体的资本主义语境，并且直接针对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科学技术实施一种历史具体的批判。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所倚重的阐释对象是一种接受了资本主义价值赋形的科学技术，所以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就意味着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表意方式的批判。美国后现代论者费雷曾说，“从根本上说，技术是需要和价值的体现。通过我们制造和使用的器具，我们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意愿、厌恶和爱好。技术一直是事实和价值、知识与目的有效结合的关节点……通过对技术的解析，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完整的信奉和信仰世界。”这里面所隐伏的方法论就是，对科学技术的揭示与批判实际上就意味着对其特定语境和意识形态诉求的解蔽，因此，科学技术批判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

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在世方式首先构成对于以往封建价值观念的解构，其目的旨在促使整个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革命化转向。在中世纪的反动神学语境中，科学技术的现世本身就是一种不能被容忍的渎神之举，它相对于既定秩序的异端性与激进性使得它不自觉地担纲了一种解构神学的革命性的意识形态使命，情况就像恩格斯所分析的，“自然研究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自然研究用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了路德焚烧教谕行为的一个革命行动，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在一种迷狂于伪科学及其非理性精神的中世纪蒙昧状态，自然科学技术本身虽则不是一种实体性的意识形态，但是它那种以张扬启蒙意识为核心旨趣的客观知识论诉求与理性精神却又鲜明地表征了一种反神学的意识形态策略功能，其目的就在于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技术基础与思维模式，“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一俟现代科学技术获得社会生活的主导权，也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在政治层面谋取了相应的统治地位，“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草创之际，科学技术的实践意义主要就在于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以解构封建神学秩序。

倘使说科学技术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过程中曾经发挥了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功能作用，那么它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时候却蜕变成了一种消极保守的意识形态辩护体系。对此，将罪责归咎于科学技术显然是失当的，因为这种情况本身也恰恰违背了科学技术固有的革命精神，因此，真正应该对此负责的是科学技术的特定使用方式，即从科学技术的发展形式最终退化成为了钳制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此语境中，科学技术的唯资本化向度使得它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逆变，其目的已经不再是摧毁既成社会秩序，而是极力保障既成社会秩序不被摧毁。在这样的论域中，马克思主义技术文化叙事的实践论阐释实质上就是对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存在条件、使用方式甚至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解构。米切姆就认为，马克思的技术文化叙事“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境的质疑。”而马克思自己也声言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批判的方法论原则，“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具体而言，对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主要表现为几个理论质点，其一是工业与商业的合谋关系，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中，科学技术、大工业的发展与资本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实现仅仅表现为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作为具有共在关系性质的两种因素，它们共同地表征着资本主义的利益诉求。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其最切近的目标就是摧毁以往那种自然经济模式以确立资本商业生产模式的统治地位，恩格斯在谈到科学技术与大工业之于资本商业的工具论意义时说，“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按照法理应当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熔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正像中世纪一切成为神学的工具与婢女一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工业以及其他生产因素也都俯就于资本的逻辑之下，沦为了资本商业关系的副本形态，以狭隘的商业关系来规约科学技术实际上就是确立生产关系与社会发展的物化模式与功利主义的伦理观框架；其二是科学技术以大工业机器的分工效率论来掩蔽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人性倾向，在事实上，生产过程中应用大工业机器及其分工原则确实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这一点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优势所在，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分工原则的应用不但意味着某种纯技术性的意义，而且更具一种事关人性存在的深度意义考量。恩格斯就深刻地针砭了这种科学技术的机器分工论的本相，“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科学技术按照一种机械原则、泰罗制和数学化的分工方式来塑造劳动者，不但现实地造成某种原子化与零散化的生存状态，而且将这种机器分工思想予以身体化，使得劳动者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中自觉认同于技术理性的资本主义价值设置，最终取得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异质同构关系的消极主体形式。其三是用科学技术所尊崇的所谓自然规律与实证精神来销蚀世界过程性存在的辩证特征，从而企图巩固资本主义的现行统治秩序。其具体机制在于，将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强制性地挪移到社会历史领域，造成一种社会发展的似自然状态，终结发展向度，确立静止状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考察了自然科学技术及其思维方式对于社会的影响时说，“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而形而上学在社会历史中的合法化存在实际上就意味着现行秩序的永恒合理性，在这种被严格规定的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科学技术关于自然规律的超时空的有效性观念当作资本主义对于其社会关系模式合法化存在的一种辩护，恩格斯曾经对资本主义秩序借以获得表现的抽象自然观进行了批判，“自然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面临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就此而言，自然科学技术之于资本主义的作用颇有某种历史终结论的意味。

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等人主要就是从意识形态功能论的角度来批判当时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于工具理性的批判、马尔库塞对于技术所造就的“单向度的人与单向度的社会”的批判、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批判都是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技术思想，侧重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理论与实践的批判。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就说：“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als Hintergrundideologie），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das Selbstverständnis der Gesellschaft）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就此而言，科学技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实践作用主要就在于，它不但为资本主义的现行存在方式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甚至它还直接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组织原则与结构模块。科学技术及其方法论思想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布展使得它最终成为了人们的现实存在与价值观念的深度问题框架，而这种问题框架就会不停地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科学技术的使用方式。但是，科学技术并不能从根本上救赎资本主义，相对于它的本性而言，资本主义的使用方式毕竟只是非常有限的一种，马克思曾经就科学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的深刻悖论给予了精辟的论述，“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实践论批判叙事并不是基于某种纯理论的目的而进行的，在其现实性上，它恰恰反映并表达了当时日益发展成熟的无产阶级对于科学技术的总的历史看法，无产阶级一改资产阶级关于科学技术的直观实证态度与狭隘使用方式，将科学技术从仅仅服务于某种物化的目的解放出来，而恢复科学技术的人学维度。并且还以一种具体的历史需要和特定实践目的作为科学技术使用的前提中介，从而经常性地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内容与方式进行及时的反思与调整。同时，由于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但代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还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到了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语境，科学技术的发展就能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它的偏颇使用，真正做到科学技术与人们的需要协调发展，从而满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需要。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实践论阐释不但立意于解构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而且也旨在建构一种科学技术使用的无产阶级生产关系语境与提问方式，展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技术之维。

就指涉现实经验层面而言，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实践论阐释展示了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确立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观与辩证思维，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通过实践论的批判，既批驳了形而上学的“技术决定论”，也克服了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所持的“恐惧症”，并且正确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关系前提、主体条件和目的论承诺。针对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所造成的技术观困惑，马克思说，“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如果说资产阶级曾经在历史上部分地代表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那么工人阶级就更是这样，而且其性质更彻底，程度也更深刻，因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而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社会形式和目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具体而深刻地予以了阐述，“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并以工人阶级的解放为鹄的，科学技术发展才可能符合其本性，并在克服分工的缺陷基础上展示其促使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人性特征，“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总体性语境中，科学技术才可能丧失自身奴役人的性质而转变成为一种解放和发展人的力量。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论的阐释，马克思主义昭示当代人，单纯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人民的解放，甚至在不合理的生产方式下还最终会沦为人的桎梏，关键在于这种科学技术取得适当的历史形式，并且由人民掌握其发展成果。这种用实践论来匡正唯生产力发展或唯技术论的举措尤其对于当下我国经济发展中所提出的消除贫富差距、建构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等命题具有异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科学技术发展所带动的生产力提高也能大大缩短社会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而增加自由时间，而在一种合理的生产关系体制下，自由时间的增多意味着人们发展其精神才能与自由特性的条件与机会也相应地增多，这对于实现我国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现代化而言也是具有相当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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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