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峰琳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河北省宛平县挑起事端，先后向宛平城发起炮轰，进攻卢沟桥。在7月15日致长兄沈云麓的家书中，沈从文写及本月八日起的中日冲突“近在城外二三十里”，预感“似乎随时可以扩大至成全面战争”，萌生“市面萧条”和“人心沉郁”的复杂感受。虽有朋友主张转送妇孺至五台山暂住，但次子虎雏出生尚不足五十日，上路必多危险和麻烦，因此沈从文写道：“我个人意思绝不与此大城离开，因百二十万市民与此城同存亡，个人生命殊太小也。”沈从文留平的因由，既包括家庭因素，也源于家国情怀。

近半个月后，日军于7月28日凌晨再度进攻宛平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最终不敌，时任军长宋哲元是日深夜撤离。在1946年的《忆北平》中，沈从文回忆北平沦陷次日上街探听消息时的复杂感受：城外炮声全息，人人皆感稀奇，街头同样冷清；预备巷战的沙包和障碍物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建筑防御工事的武装兵士同时不知所终；唯见一位撕扯抗战标语的年老警官，因吃了败仗而有损尊严地“含着两滴清泪”，触动了同在战败感伤中的沈从文。

8月11日，沈从文接到通知，要求其次日化装成商人，秘密与北大、清华的教授结伴离开北平，转移至大后方区域避战，后于9月抵达武昌，此前“绝不与此大城离开”的决心还是在无情的战火中悄然改变。

一

1937年9月9日，张兆和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书信，也是《沈从文全集》所收最早的抗战家书。这个日子之所以别有意味，是因为四年前两人正在此日举办婚礼。1933年9月，《西湖文苑》第一卷第五期的扉页上刊载一则消息：“沈从文先生、张兆和女士于本月九日在北平举行结婚典礼，谨此志贺，并至诚地为新伉俪祝福。”周作人听闻沈从文新婚之事，也在9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写联云：试游新奇境，相随阿丽思。因明日沈从文君结婚也。”《艺风》第一卷第十一期补登其打油诗：“倾取真奇境，会同爱丽思。”可见，周作人对初到北平不久的沈从文颇为关注。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水榭举办结婚典礼，杨振声、朱自清到场支持，张家亲属张宗和、张充和以及张兆和皆对婚礼有所回忆。

在婚后的第四个纪念日，滞留北平的张兆和向只身在外的沈从文致信，传达思念情感并且谈及生活境况。信中既包括张兆和向“二哥”问及“今天是什么日子”的亲密发问，也有对所收书信的基本统计，同时告知亲友的现状和获得的版税。此时的张兆和不仅要照顾幼子，对生活支出也精打细算。这封留存的抗战书信，塑造出了一位贤内助形象。

张兆和在信末援引“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的诗句，在此显得颇为应景。该引语出杜甫的《月夜》，乃是诗人因安禄山叛变后受禁长安之际所作。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对此诗作解：“八句皆思家之言，三、四及‘儿女’，六句全是忆内，与乃祖诗骨格声音相似。”张兆和的家书引用此诗的颔联，不妨释作远在异地的沈从文怜惜二子，但是年幼的龙朱和虎雏不解母亲对父亲的思念。张兆和补一句“他们哥儿俩你不必挂念了”，安慰之语反将《月夜》中的悲凉意味驱散，回扣该信劈头提及结婚纪念日时的温情氛围。

在9月24日的家书中，出于对生活来源断绝的忧心，且虑及北平熟人的陆续走尽，张兆和开始思量是否也应离开北平。但在整理她与沈从文的家书以后，反而因为“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而不愿离开；何况广州、南京、上海等地并不稳定，她不愿南渡成为丈夫的累赘，也是留守北平的另一因由。在该信后文，嘘寒问暖、谈及家庭还是主要内容，因此整体上看这封书信并未表现出过多矛盾。

10月7日，尚在武昌的沈从文向大姐张元和去信，谈及他催促张兆和动身南渡的想法。他在信中转述了张兆和在9月24日家书中的说辞，例如担心孩子受苦、舍不得书信等，也提议将书信寄放在银行保管库、小心照料孩子莫生病，如此就可以安心离开北平。他也在10月29日的书信中向沈云麓言明“又怕九妹等已由北平动身”，可见沈从文对家人的南渡选择颇为积极，毕竟家人滞留沦陷区，他始终是提心吊胆的。

相较而言，张兆和的态度始终不够坚决。她在10月25日的信中继续推辞南渡事宜：

前几天只听到这里炸那里炸，好像随便走到哪里，随时都会有炸弹从头上掉来，因此大家已决定不走。这几天仿佛情形又转好一点，虽说樊先生是由广东来的，但此去听说拟由济南走。我仍然不打算走。我好像算定这场战事不久就会了结，非常乐观，我希望到明年春暖以后，再从从容容的上路，或者欢迎你们北来。

张兆和的说法颇为矛盾。轰炸让她无法动身，这自然合乎情理；但是，情形转好以后她还是“不打算走”，因为她预感战事很快便会了结，但这显然并未实现。所谓“春暖”的拖延战术，还有“欢迎你们北来”的乐观设想，还在表明无意南渡的基本立场。在11月9日的信中，张兆和谈及杨振声已然离开北平，她也继续说明“现在是非到明年才能打走的主意了”，而且九妹沈岳萌虽愿意南渡，但是也觉得单独南来并不妥帖，因为这会为沈从文增添更多的生活压力，也与张兆和在9月24日的说法相合。在12月11日的信中，张兆和听闻杨振声已到武汉但是路费不足，再度为并未一同南渡的决策表示庆幸。

对于沈从文来说，不能合理支配收入向来是其重要的生活问题。在其二十年代的自叙传小说中，“生的苦闷”便是这些作品的基本主题。1928年到达上海以后，沈从文还是不具备合理使用薪酬的意识，经常陷入财政危机。在1933年9月新婚之际，沈从文囊中羞涩，甚至需要将张兆和姑母送的戒指典当。婚后的沈从文因为时常在北平购买古董玩物，导致家庭支出捉襟见肘，主妇张兆和对此无可奈何。沈从文的这些行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仍其旧，遂在往来家书中滋生龃龉。

在10月5日的书信中，张兆和批评丈夫的生活方式，“到赤手空拳的时候还是十分爱好要面子，不到最后一个铜子花掉后不肯安心做事”，她也劝说沈从文应当生活从简，省略无谓的虚糜应酬，抱怨婚后“三四年来就为你装胖子装得够苦了”。在当月25日的信中，张兆和希望即使两人在别处安家，“一定力求简单，不多用人，什么事自己动动手”。这一开源节流的想法，确实在昆明生活期间付诸实现。

根据这次分隔两地的经历，张兆和规劝沈从文作出改变：

这一战以后，更不许可我们在不必要的上面有所奢求有所浪费，我们的精力，一面要节省，一面要对新中国尽量贡献，应一扫以前的习惯，切实从内里面做起，不在表面上讲求，不许你再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用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我们应该怎样来使用这生命而不使他归于无用才好。我希望我们能从这方面努力。

从信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张兆和有诸多要求，例如穿着应有现代女性的特质，应当养尊处优，讲究吃穿用度云云。在战争分别期间，张兆和期许彼此能够有所改变，也即努力使彼此的生命创造意义，起码也不至于虚度光阴。

二

妻子在南渡时表现出的狐疑不决的态度，引起了沈从文的猜忌，甚至开始流露出愠怒和感伤交织的复杂情感，这体现在沈从文于11月6日在武昌写给张兆和的长信中。作为《沈从文全集》收录的他们在全面抗战初期往来篇幅最长的一封家书，有别于8月分别后家书中的纸短情长，暴露出沈从文在婚姻关系中的消极面向。

沈从文开篇便质问妻子“不知为什么原因不上路”，详细解释了滞留北平和延迟南渡的种种弊端，例如交通问题、气候因素、邮政危机、精神萎靡等。在同日写给沈云麓的信中，沈从文同样表明他不解张兆和为何表现出“拟缓来”的态度，这些猜想因由与写给张的书信内容基本相符。这些长篇大论的谆谆劝说还是源于对妻子南渡的期望，但沈从文在次段开始流露猜忌，希望得到张兆和的答复：“还是在北方，离我远一点，你当真反而感觉快乐一点，所以不想来？”沈从文甚至怀疑，张兆和在北平已有新欢，因此不愿南渡。沈从文继续写道，近日读过一些生理学与人生哲学的书籍，对两人的关系产生了“谦卑情绪”，也多了些“义务感觉”而少了些“权利感觉”，劝说妻子如果有人对她表示“特殊友谊”，她应当去“注意注意”。

沈从文的谦卑实则源于悲观，进而萌生了不明就里的“牺牲”精神：“正因为爱你，若不能够在共同生活上给你幸福，别的方面我的牺牲能成全你幸福时，我准备牺牲。有痛苦，我忍受痛苦。”沈从文在这段婚姻关系中的敏感、自卑和脆弱，也在这封家书中不断蔓延开去。

沈从文又对自身的性格作解释，认为遗传问题、过度幻想、看书太杂、用脑过度四个因素，综合成了一种“周期的郁结”以至于一种极端的孤僻，使得“你同我分裂是必然的”结局。在此信文末，沈从文再度回忆他们四年的婚姻龃龉：“我极希望用我的痛苦换给你一点幸福快乐。（我应当如此，必须如此。）几年来由于我的粗心，我的糊涂，给你太多不愉快，我愿意照你意思安排，得到我能得的种种。”

沈从文对张兆和滞留北平所表现的猜忌、自卑等情感要素，也在文末的这段回忆和总结中完成解释，也即暴露出希望以释手的方式了结这段堪称佳话的“乡下人”婚姻。

此话还当从他们新婚后的情感危机谈起。张兆和刚刚诞下长子龙朱不久，便在医院中知晓沈从文和高青子暗通款曲，因而备受打击。亲友曾为两人进行调和，例如为高氏介绍对象，翻译家罗念生便是一时之选。虽然沈从文“灵魂的出轨”并未导致家庭破裂，但是也影响了他的夫妻关系。1934年的某日，林徽因接待了好友沈从文，倾听他遭遇的情感苦闷，后向费正清夫妇致信谈及对话内容。1936年2月27日，林徽因再度致信沈从文，帮助他排遣心中的爱欲苦闷，试图调节他与高青子的情感纠葛。但是婚姻既然已有嫌隙，再如何修复，也总是心有芥蒂。

整体来看，沈从文这封家书可谓“纸长情长”，其不短的篇幅暗含了沈从文对婚姻、性格、远景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幸而在往后的书信中，沈从文的猜忌并未实现，而他的悲观也被张兆和的多封复信抚慰。例如12月14日张兆和也以长篇家书继续回应沈从文，包括她对被战火毁损的相片和信札的不舍。但在17日的信中，她再度批评沈从文在处事方式和写作面向上的问题。可见，这些家书暗含并且交织着家庭温情与夫妻龃龉，因而无法被我们简化为某个单一主题。

三

1938年初，张兆和尚未携子南行，沈从文与之分隔两地，各自度过了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首个农历新年。直至当年10月，她与两子以及九妹沈岳萌终于逃离北平，取道香港，前往昆明。11月4日晚上，张兆和等几经周转，终于抵达大后方，沈从文也在次日写给兄长的书信中谈及团聚后的欢欣愉悦，但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龃龉已然消失。

作者：王峰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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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