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通讯员 任青 易梦

“我就是帮人过个驳，交这么多罚款，我的日子还过不过了？”面对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经营浮吊船的刘某满腹委屈。

2025年，他因未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擅自为他人的运输船提供过驳作业服务，被某县交通运输局依法处以罚款。

刘某无法承受高额罚款，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

这起普通的行政诉讼，看似是老百姓与执法部门的争议，却抛出了一道深刻的法治考题：当严格执法遭遇个体困境，法律的天平该如何安放？

不服处罚，他把官司打到了法院

庭审当天，该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倾听刘某的诉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刘某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未依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从事港口经营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同时，承办法官在审查中发现：执法本身不是无懈可击。原处罚决定存在一个瑕疵——没有依法没收刘某的违法所得。

于是，一个典型的行政案件困局出现了：法院如果只盯着执法瑕疵判决撤销处罚，刘某看似“赢了”，但行政机关还得重新处罚。程序从头再来，罚款照样要缴，违法事实照样成立。

案子结了，矛盾还在。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府院联动，在规则里找到共识

“处罚不是目的，规范经营、保障安全才是根本。”承办法官没有急着下判。她依托府院联动机制，把行政机关和刘某请到了同一张桌子前。

刚开始，刘某情绪很大。法官没有打断他，让他把委屈说尽。然后，法官一条条、一点点，把法条掰开揉碎讲给他听：“港口经营不只是‘帮个忙’，它涉及航道安全、环境保护、作业规范。没有许可，就像无证驾驶——没出事，不代表没风险。无证经营必须受到处罚。”

另一边，法官也坦率地指出执法中的瑕疵。行政机关负责人当场承认：“我们确实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感谢法院的监督。”

一来一往，坚冰开始松动。

刘某开始小声说家里的难处：“我家里条件确实困难，一次性拿那么多钱出来，我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

经过法官反复沟通，最终，双方在自由裁量权的框架内达成调解：罚款金额适当降低，允许分期缴纳。行政机关借此补正执法瑕疵，规范执法行为。

签协议那天，刘某主动缴了第一笔2万元。他说：“感谢法院和交通运输局体谅我的难处。以后一定依法经营。”

有限调解，助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这起案件，是汨罗法院适用行政案件“有限调解”原则的一次生动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适用调解。

法律给了空间，法院需要做的，是在空间里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既不让违法者逃脱处罚，也不让处罚变成压垮一个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起案件中，法院通过府院联动、柔性调解，让刘某认识到了错误，主动履行义务；让行政机关补正执法瑕疵，提升了执法规范性；让公共安全得到了维护，司法公信力得到了提升，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政通人和”。

汨罗法院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完善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机制，让行政纠纷在情理与法理之间，找到那个不那么痛却同样正义的出口。

责编：杜立

一审：杜立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