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旧照​

文/何晓木

敦煌莫高窟，这座承载着千年文明的艺术宝库，在历史的长河中见证了无数的故事与传奇。1942年，两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敦煌学家向达与画家张大千在此相遇，他们的交集犹如一场跌宕起伏的戏剧，不仅深刻影响了彼此的人生，也在文化界引发了强烈震动，更折射出特殊历史时期人们对于文化遗产保护的不同认知与态度。

向达（1900—1966），湖南溆浦人，字觉明，笔名方回。1935—1938年，他远赴欧洲，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等地，痛心于祖国文化瑰宝的飘零，发愤图强，拍摄、抄录了数百万字的敦煌文献，撰写出重量级研究成果，成为中国敦煌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回国后，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1942年10月9日，向达抵达敦煌莫高窟，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聘请，参加两大机构联合组织的西北史地考察团，来此进行考察。初至敦煌，他见到了著名画家张大千，听说后者在此临摹壁画已一年多，成绩可观，很是赞赏。两日后，他给西北史地考察团联络人、中博院总干事、考古学家曾昭燏写信报告情况，提及张大千，如此称赞：“此君住千佛洞年余，雇十余人为之描画，于壁画年代推究，不无可取之处，并发见唐人书壁莫高窟记，及上元二年画工题记，皆可贵也。”

其后二人多有来往，相交甚欢。比如，当时原本收抚的哈萨克游牧部落叛变，驻军已派兵前往堵截，此事对他们在莫高窟的工作可能有影响，张大千听说后，立即告知向达，让其早作准备。又如，当地人拟将所藏敦煌写本高价售予张大千，张大千留下表示考虑考虑，向达在张大千居处看到后，借过去抄录一通。再如，向达发现，莫高窟“唐代诸窟所绘女供养人，头饰甚为繁复。面额贴有花钿，口角处间绘鸥鸟一对”，不解何意，问询于张大千，张大千答此所谓唐人诗中“醉鸥”之辞，但不能举其出处。学风严谨的向达自然不能同意，遂拜托千里之外的李庄友人查找抄录有关资料。

不久，向达一个个洞窟考察下来，一次次看到张大千团队十多号人对莫高窟壁画肆意破坏。他义愤填膺，忍无可忍，因以三天之力，撰写出一篇一万三四千字的长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论敦煌千佛洞》）。文章向世人报告了敦煌莫高窟壁画正惨遭毁坏的现状，呼吁将其收归国有，设立相关机构进行保护研究。

在文中，向达发出警报说：过去几十年来，敦煌莫高窟壁画遭到了一轮又一轮有组织、大规模的剥离和无所顾忌的破坏。“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的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

毁坏者是谁？他就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张大千。张大千还在莫高窟的石壁上洋洋自得地题记落款：“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智率同画工□□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顿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郡张髯大千。”这相当于他组织剥离壁画的自供状。当时的张大千并不认为这是破坏，还以为实乃一次重大发现，逢人就宣扬。

11月5日，向达给曾昭燏写了一信，连同万字长文寄往史语所、中博院驻地所在，有“战时学术城”之称的四川李庄镇。同时，向达也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中博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写了一信。

对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径，向达在这两封信里有着更火爆的揭批，怒气几乎喷出纸面。在给曾昭燏信中，向达斥责道：“盖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自去岁以来，举室迁居此间，雇用喇嘛四人，益以子侄学生之助，终日在此临摹北魏隋唐五代壁画。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

他激愤地数落道：“而最足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他悲叹道：“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是国家所有，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张氏何人，彼有何权，竟视千佛洞若私产，任意破坏，至于此极？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又说：“千佛洞如不收归国有，设立管理机构，张氏在此更二三年，将毁坏殆尽，不可救药矣。”写到后面，他越发激动，直称张大千为“妄人”，《论敦煌千佛洞》一旦发表，“希望能引起社会注意，使千佛洞收归国有，托付有人，不致竟葬送于妄人之手，岂不幸甚！”。

向达在给傅斯年、李济的信中，也说了大体的意思，只是更为概括：“张大千氏以一江湖画家，盘据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或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

收到向达的文章，傅斯年命人油印几十份，给相关人员和机构寄送出去，包括陈布雷、于右任、陈立夫、陈果夫、张道藩、朱家骅、戴季陶、王世杰、蒋廷黻、陈树人、徐悲鸿、宗白华、卫聚贤等各界名流，中央图书馆、古物保管委员会等文化机构，《大公报》《云南日报》《中央周刊》等媒体，以及甘肃省政府。

12月27日、28日和30日，重庆《大公报》以署名“方回”刊载了向达的长文。不过该报删去了描述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段落，因此，一般读者并不知道《论敦煌千佛洞》有着明确的批判对象。即便如此，由于先前收到油印件的人员很多，此事牵涉范围很广。此时正逢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期间，许多人聚在一起观展、闲聊，如今借着《大公报》刊文公布，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消息得以迅速广泛传播。在1942年末至1943年初，张大千一事便成为当时社会一大舆论热点，反响巨大。

向达文章在《大公报》发表半个月后，远在莫高窟的张大千还不知道，仍与向达保持友好往来。1943年1月13日，向达在给曾昭燏信中讲述说：莫高窟到敦煌城的中途有一片古代墓葬群。最近张大千拟请敦煌驻军帮忙发掘一两座，以瞻究竟，与向达言之数四。向达心想这事最好由专业考古学者做有系统的发掘，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因此没有正面回应张大千的询问。

其后没多久，张大千听说了向达长文的事情，态度剧变。3月5日向达致信曾昭燏，报告说：“张大千近来想已见到《大公报》所刊一文。自达于城中归来后，态度剧变，惟谅其不敢有他。达自知应付一切，诸公不必为我虑也。”远在李庄的亲友，特别是史语所、中博院的同人很为向达的安危担心，曾委托在兰州的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了解情况。陶孟和回信说：“觉明（按：向达字）在《大公报》上所发表之文字发生了影响，教部曾有电查办。张大千曾向向质问，向以文示之，语并无毁伤张之意。张云余不识字，遂未谈。两人颇为水火云。”

面对亲友的担忧，向达回信安慰说，他与敦煌现任县长、敦煌驻军团长往来较密，感情尚好，请他们勿虑。2月15日致函曾昭燏，云：“个人在此，安全无问题，张某当不敢有何妄动。尚祈诸友好释念为荷。拙作承寄来油印本一份，陈君叔谅又剪寄《大公报》一份，现俱赠陈冰谷县长，聊当备案。此间驻中央军四十八师一四二团，正月初二曾为其官佐讲演《西北在国防上之地位》一次，感情尚好。以如是因缘，诸君可以不必为我担忧也。”

饶是如此，向达毕竟孤身一人，而张大千一方有十多号人，还大都是血气方刚的年轻后生，即使张大千不“妄动”，也保不准后生们哪一天不“妄动”。据有关资料，双方至少发生过两次冲突。

第一次冲突发生在张大千一帮人离开敦煌之时。向达的文章发表后，在重庆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政府当局不得不予以重视。1942年12月29日，就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之事，教育部高教司询问了王子云，后者为该部派出的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刚从敦煌回来。王子云说确为事实。12月31日，教育部分别去电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教育厅厅长郑西谷，请速设法制止张大千的破坏行径。1943年3、4月间，谷正伦去电敦煌县县长陈儒学（即陈冰谷），令其转告张大千。电文云：“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这封还算客气的电报，对张大千而言，无疑是一道逐客令。他提前结束了临摹工作，离开敦煌。

5月6日，张大千一行人与向达在车站撞见，他们都计划此日乘班车离敦煌赴安西。当时，敦煌军、政、商、学重要人物全来为张大千送行。其声势之浩荡，向达感觉，就算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来敦煌视察，“亦远有不逮”。车上乘客过于拥挤，双方起了冲突。向达临时变计，推迟离开，免得和张大千他们挤一车，一路上不知还会发生什么。

第二次冲突发生在安西县（今瓜州）万佛峡榆林窟。张大千到安西后，于5月8日赴榆林窟。5月10日，向达乘车到达安西，当地驻军负责人田团长听说向达一行三人也要去榆林窟，竟然叮嘱向达，让向达他们不要住洞窟中，“恐碍张老先生看画也”。5月12日，向达一行抵达榆林窟，除原先三人，田团长给配了两名士兵，安西县政府也派一警士引路。向达发现，有一连安西士兵驻扎在此，其中两排驻万佛峡，一排驻万佛峡北的蘑菇台子。他问了一些士兵在这里做什么，士兵们纷纷回答：“为保护张委员作画来也！”在给曾昭燏的信中，向达特意在“委员”二字下面点了着重号。这个“委员”指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机构，此时尚在筹备。教育部在1942年9月给张大千寄出了筹备委员的聘请函，1943年1月18日重庆《大公报》也刊载了筹委会筹备委员名单，张大千为七名筹备委员之一。这就显得很可笑，一个破坏敦煌壁画的人，竟然是保护敦煌莫高窟的管理机构的筹备委员。

张大千及随行十几号人，以及在万佛峡负责保护的两排驻军，已先行占据能住人的庙宇房屋。向达等六人后到，“达等不得已，以卧佛殿为‘行辕’，夜即卧供桌上”。说得潇洒，其实是反话，分明能感觉出向达有多窝火。

同处一地，窟数又不多，难免要见面，且有妨碍到彼此之处。比如，向达的工作目的是考察和记录各窟壁画内容、题记文字，需要每一个窟都转遍。张大千一方是临摹，占据一窟，一两天可能都不动地方。向达到了此窟，看到张大千一方的绘画工具遮挡了某些部位，难免要请其挪动一二。遇到此时，若张大千一方的年轻后生犯犟，就是不挪，故意找事，双方冲突难免。

后来向、张二人果然起了冲突，具体原因不详。对峙中，张大千底下数条彪形大汉围立向达四周，向达处于绝对劣势，不想吃眼前亏，脑子急速转动，瞅见身边的条凳，计上心来：真要动武，他就举起这条凳，杀开一条血路出去。还好，“战争”最终没有爆发。一年后，向达给同到敦煌考察的夏鼐等人讲述当时剑拔弩张的情景，夏鼐这样记录：“（向达）言时以手作势，虎虎有生气，令听者色变。”夏鼐还给此段插曲拟了一个章回体小说的章节名：“双雄相争，向觉明扬威榆林窟。”

面对十多号人的张大千一方，向达底气自壮的根本原因，是他自信文章所写没有不实之词。虽然在万字长文（并非信件）中，他不露声色地描述了张大千剥离壁画的行为，但从行文看，只是把张大千自己在洞窟石壁上的题记落款客观记录下来，并没有声讨张大千，诚如傅斯年所言，“盖愿国宝之保存，非求私人之争执”。

对于向达所言张大千剥离壁画的具体情况，曾昭燏建议向达最好予以摄影，一旦张大千一方一口咬死不承认，有照片为证。向达遗憾地表示：“唯以无照相机及胶片，摄影之事恐难办到耳。”又说：“不过鄙意此事最好不打架，因剥离壁画，劳、石二公在此，亦所不免，一旦反唇相讥，将何以对？故曰最好不必打架也。已往不究，来者何追，如此而已。”“劳、石二公”是先于向达到敦煌的西北史地考察团成员，在向达来到前已离开。向达担心，如果非要和张大千论个是是非非，因为自家成员也曾在此，难免说不清楚，因此最好不追究个人的过失，重点在于未来的防范。

向达与张大千这段发生在敦煌莫高窟的恩怨纠葛，不仅是个人间的冲突，更是文化保护理念的激烈碰撞。它永远铭刻在历史长卷中，时刻警醒着后人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守护。

作者：何晓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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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