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灿

在艺术创作中，可钧习惯于给自己制定一个长远的目标，然后又将其分成不同的命题。这些命题带有很强的连贯性。每个阶段完成相应的思考，而对于长远的目标而言，它便在日积月累中得到了逐步深入。可钧的艺术探索已经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习惯所带来的好处。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现代艺术的冲击之下，传统中国画开始对自身文化进行质疑与反思，从而产生了新时期中国绘画艺术形式。与很多艺术家仅仅站在传统中国画的对立面进行形式上的探索不同，可钧并没有陷入到风格主义的泥潭，而是始终让画面充满着鲜活的生命力。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当代绘画的探索，既体现在画面的形式语言上，更体现为其画面所承载的人文价值和思想精神。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符号的中国画艺术，如何来适应现代的审美方式以及如何表达现实生活，显然是可钧艺术创作中一直贯穿的问题，这使其具备了无限可能。

前几年，可钧将自己的创作命名为“我们的故事”。这是一个系列作品。他将传统的经典图案进行锤炼，再赋予其现代的观念与形式。画面表面上看不出叙事的痕迹，它们象征了过去的某些物象或精神，似乎也借用过去的“经典”图像来讲述今天的世界。虽然这些都归属于传统这个大范畴，但彼此之间仍旧是有区别的。比如凤凰的形象，它归属于皇家传统和民间传统。“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对于上层的皇家来说，凤凰预示着天下太平，也表示自身的高贵不凡。“凤皇于飞，翙翙其羽”，对于下层的民众来说，凤凰图案是生活和谐美满的象征。可钧虽然使用了凤凰造型，但是在解释这个意象时，强调更多的是它与楚文化的关系。在传世文献中，楚人与凤的关系与一个寓言相关。故事说，一个楚国人花重金将山鸡当成凤凰买回来准备献给楚王，被周围的人所嘲笑。楚王听闻之后却感动不已，反而给了他更多的赏赐。“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后来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讽刺楚人对事物分不清真假。但是，如果换一个叫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楚人性格中天生就具备浪漫色彩，以至于模糊了现实与理想的界限。可钧吸收了楚文化中的情怀，却没有迷失在这片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他的凤凰在画面中或栖息，或飞翔，自由自在。

除了凤凰之外，可钧的画面中出现的更多意象则来自于文人传统，比如仙鹤、太湖石、竹子等。这些带有文化品格的审美意象是从宋代才开始形成的，其共同特点就是：清、瘦、雅、淡。从色彩上来说，这类物象的朴实与凤凰的华丽形成强烈反差，但它们都被可钧非常和谐地统一于自己的画面之中。

可钧对于传统是兼收并蓄的，既不孤高自傲地标榜自己的学院精英角色，将自己的画面意象局限于传统的文人审美格调；也不简单地追随当下热衷于猎奇的习气，把任何一个新发现的民间传统视为民族文化的精华而进行使用。他有取舍，更有改造，将“经典”进行了时间与空间的转换。因为他知道，仅仅是将这些现成的传统文化符号直接搬到画面上，并不能体现出一个艺术家的创造力。事实也是如此，进入博物馆我们就可以看到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金箔凤凰，或者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的玉雕凤凰，它们已经存在几千年了；而翻开文人画，早已被赋予了深厚文化内涵的鹤、太湖石或者竹子更是随处可见。

正因为将自己定位于中国当代绘画的探索与表达，所以可钧将这些经典的文化符号赋予了一种当代形式——这个评价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每个画家都在对传统进行借鉴和超越，但每个画家都活在自己的时代之中。我将之放在可钧身上的时候，感觉自己似乎正在陷入一个论调空泛的陷阱之中。不过，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方法多元化的今天，可钧的探索确实有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他的作品会被广泛关注。

在“我们的故事”系列的几幅早期作品中，他使用了单纯的水墨形式。先用墨色在画面上制作出残破的毛边纸的感觉。毛糙而质朴的纸张意象，透露出一种禅的味道。这得益于水墨的特殊性能与可钧对于材料的把控能力。然后，再用较深的墨色染出几道纹路，似乎是不经意间的结果，但处处都有安排和设计。所有的一切，都在匠心独运中透露出一种妙手天成的自得。他花费了大量功夫营造画面的这种氛围。氛围烘托到了比较完善的程度，才用白色颜料将精心提炼过的图案画上去，使其显现出锡箔的质感。简而愈简，静而愈静，画面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似乎在追忆那些过去的“故事”。

后来随着思考的深入，可钧艺术实践逐渐进入到了更为宏阔的视觉表现格局。他逐渐打破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将自己艺术话语的建构放置在古典与当代、东方与西方的场域之中。可钧从绘画出发，并始终将自己的艺术话语的建构置于中国绘画时代性话语建构的语境里。最近几年的《时代·筑梦者》又体现出他对外部世界的深刻关注，而《谱》《书谱》《致宋人丘壑》《烟岚》《道不自器》等系列作品，则表达了对传统的致敬和对当代文化的思考。

概括地看这些作品，他将取自于生活中的图像平面化，打散拼贴，反复提炼，再根据画面的节奏重新安排，将其变成了几块抽象的色块组合。显然，可钧在注重对材料性能的表现的同时，也在思考在当代艺术中如何延续传统这一宏大命题。

可钧并不将思维局限于绘画的本体问题，而是带着浓厚的使命感去触摸文化的脉搏。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形而上的目标给可钧身上赋予了一层理想主义的气质和光芒。他常常在言语之间毫不掩饰自己的文化使命感，其创作的系列作品，正是在向传统文化致敬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当代思考。不过，他自己强调说：“对过去传统和经典以及时代语境的研究，只是我创作的基础和功课，或者说成为我创作的营养来源，而我的目的在于探索中国绘画当代艺术表现的各种可能。”

对中国绘画在当代语境下的探索，要解决三个命题：传统与当代、本土与西方、民族与世界。其中，民族与世界是核心命题。在全球化的时代，民族艺术只有参与到世界当代艺术的构建当中，才能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部分，其生命力才能得到凸显。可钧的艺术实践是开放的，包括绘画语言与精神价值等，都可以从画面中看出其用心之处。作品中的各种传统文化造型符号，因为借助于现代形式与观念恰到好处的呈现，便不只属于东方文化范畴，而可以进一步被其他文化背景的民族所接受。所以，在经典文化符号之下，可以看出可钧将中国当代绘画的探索融入人类当代艺术构建的努力。

2024年5月28日，岳麓山下。

（作者系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岳麓书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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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