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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为何看不起曾国藩
新湖南 • 背后的故事
2026-04-17 17:03:57

文/张宏杰

曾左初会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

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县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曾国藩“才具稍欠开展”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

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曾国藩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

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拒绝再度合作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

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1853),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

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令曾国藩万万想不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左宗棠​

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来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

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摘自《领导文萃》

作者:张宏杰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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