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禄丰

嘉庆十九年，对于那些刚直不阿、不畏强权的“海瑞”式官员来说，是一个相对安全的时期，这与嘉庆皇帝的个性和经历密切相关。嘉庆还是皇子时，目睹了父亲乾隆在政治斗争中的狠辣手段，这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在亲政后，仍然心有余悸。

与其父祖不同，嘉庆并不热衷权力斗争。康熙、乾隆善于权力斗争，雍正则勇于权力斗争。相比之下，嘉庆更倾向于“守文为政”，是个相对宽仁的皇帝，他知道清王朝在乾隆后期国势大跌，不复往日的荣光。面对父亲留下的烂摊子，政治天赋有限的嘉庆，只能小心翼翼地扮演一个守成之君。在亲政初期，他倾向于重用那些勤勉但略显迂阔的积年老吏，生怕激进的大臣生事，把大清这个烂摊子给折腾散架了。

嘉庆的《守成论》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政治理念。他认为，后来的君王，才具往往不如开创之主，既然英明的祖宗已经制定了完备的典章制度，后来者就不要随意变更祖宗家法。他告诫那些激进的大臣，不要搞无益的创新，国家的法度不变就不会坏，频繁更改只会徒招祸患。在他看来，许多亡国之君就是因为不懂得守成而失败。

度过了青涩的执政初期，嘉庆一度也想有所作为。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在中年之后，他早年所努力营造的一团和气的氛围，反而成了朝臣们变得颟顸琐屑的缘由。他的守成，实际上变成了故步自封。对于那些嘉庆初年已掌握大权的重臣而言，既然要一团和气，自然就要把那些不肯和气，想要做大事的人淘汰出去，如此方能天下太平无事。

嘉庆以为，他对大臣宽仁以待，朝堂上一团和气，正直清廉、持政公平的大臣就能脱颖而出，却不知若是想要有所作为，朝堂就绝不可能一团和气，国家有所兴作之际，必然有改革派与守成派的剧烈冲突，这就是所谓改革的阵痛。一团和气的局面，最终只能导致一潭死水。

嘉庆朝手握权力的大臣，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吏务精熟，在定制的章程下，能兢兢业业地按既定流程完成本职工作，他们戏称这种工作作风为“依样葫芦”。但凡要触动他人利益，承担一定责任的事务，他们都会敬而远之，恕不奉陪。不负责任，不担风险，不做出头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他们尊奉的原则。在一团和气之下，官员最关心的事务是捞钱，“三敬”“谢仪”“陋规”“耗羡”“浮收”，他们收得不亦乐乎，和气生财，是嘉庆朝吏治最好的概括。

对于那些不肯与他们“和光同尘”的官员，那些想办大事的“刺头”，他们自然会默默地将其排挤掉。但这是一群颟顸而懦弱的老滑头，他们在碌碌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游刃有余，自然不想，也不敢破坏这样的大环境。所以他们排挤他人，也只能用一些见不得人的鬼蜮伎俩，把他人调走或架空，却不敢像其他时期的权臣那样，杀个人头滚滚——他们都是懦弱无刚，没有血性的人。

州县的官员经过上级的调教，也大致如此，面对懦弱如羊的民众，他们自然是大肆收取“浮收勒折”，中饱私囊。而一旦遇上强有力的民间豪侠，敢纠合民众，暴力抗税，同这些官员“血溅五步”，他们也不敢镇压。反而因为害怕地方有了民变，导致自己有失察渎职的嫌疑，他们会刻意为这些抗税的人隐瞒包庇。贩卖私盐，走私鸦片都是嘉庆严厉打击的重罪，但只要你能武装上百人的走私团伙，敢和缉私的兵丁武装冲突，州县和军队就只能让你来去自如、视而不见。嘉庆一朝钱粮亏空极多，一个重要原因是“浮收勒折”太过，民众交不上税，就只好抗税。而既然已经抗税，就干脆一点都不交。若在雍正朝，地方官一定会使用武力勒逼这些抗税民众，而在嘉庆朝，地方官只能独自承担压力，向上级报备亏空，甚至有些懦弱的官员，会自掏腰包，填补府库的空虚。

正因如此，嘉庆一朝的政治，是一群圆滑的老官僚把持朝堂，竭力维持那一潭死水。新进大臣只要稍微有点激进，就会被他们赶走。倘若真出了一个不怕事的大臣，不是稍微激进而是极其激进，敢和他们展开既决高下，亦分生死的斗争，他们就会退缩，哪怕这个大臣推行的变革，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本就是胆小懦弱之人。在一个连党争都不见血的平庸年代，智者通常是落寞的，但勇者却是无敌的。

随着执政经验增加，嘉庆的思想也有所改变。他知道钱粮亏空的朝廷，需要整顿吏治，适当地局部变革。既然要整顿吏治，局部更革，就得放松对大臣的控制，让有风骨的大臣敢站出来。乾隆后期，为了堵塞言论，权奸和珅推荐的御史都是精力衰退、老迈平庸之人，以便他们在都察院缄默不言。为了开通言路，嘉庆规定御史不能任用过于年迈之人，即年龄不能超过六十五岁，这正是陶澍在监察御史的岗位上有所作为的机遇。

陶澍正是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人，作为理学的信徒，他的意志无比坚定。他的目标何其远大，只要给一点机会，他就会拼命推动他改变天下的主张。陶澍不但想办大事，而且善于办大事，他擅长调和人事，虽刚强却不鲁莽。他生平最擅长团结自己人，争取中间派，恐吓反对派，集结一切力量冲击懦弱的守成者。以宣南诗社团结同人也好，抑或提携培养湖湘晚辈也好，他都在默默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陶澍也非常会观察时势，直到借助时势以成大事。嘉庆初年，国势尚可支持，嘉庆也无意更化，他的消寒诗社，就只聊点风花雪月。嘉庆执政十八九年后，国事渐不可为，天子也有意振作精神，有所兴作，陶澍的宣南诗社，就开始积极讨论经世之学。王焕錪在《陶文毅公年谱》中说，陶澍“虬髯山立，洪音瑰辩，遇事勤敢，不避嫌怨，廉而不刿，严而不苛”，他的诸多品质，决定了他是数百年难得一见的改革家。

陶澍对朝堂之上的情形洞若观火，他知道虽然从表面上看，任何敢出头的官员都会遭到排挤，但只要他足够激烈，那些压制贤人的权奸反而会退缩，于是在御史任上，他狠狠地参劾了好几件大事。

陶澍参劾的第一个人是个小官，新近补官的刑部安徽司员外郎张师泌，江苏巡抚张师诚后母所生的兄弟。陶澍为什么要拿张师泌率先发难？因为张氏兄弟的父亲张春苞，张师泌之母、张师诚的后母王氏都已年逾八十。王氏卧病在床，很多年不能行动，张师诚曾上奏称其后母“神气昏散，危在呼吸”，向朝廷请假回家侍奉后母。王氏是张师诚后母，张师诚尚且能尽孝道，而张师泌作为王氏所出，关切之情却不如兄长。生母病重，他反而在京师悠游自得，安心坐等补官。尤其在嘉庆十七年（1812），嘉庆下谕让张师诚回家为父母贺寿，张师泌却安坐京师，当时已引起物议纷纷。陶澍上任后立即弹劾张师泌不孝，“张师泌并非朝廷不可少之人，其官亦非不可离之官”，应立即回家侍奉生母，以正伦理，光大教化。

陶澍弹劾张师泌，作为他就任御史的开门利市，显然是富于策略的。御史的第一封弹章非常重要，既要起到震动天下的作用，又不能初次弹劾就失手，还要借这次弹劾立住人设。儒家以孝为教化之首，国家以孝为治天下之本，张师泌的行为，虽不是贪赃枉法，然而违背孝道比违背国法更严重。陶澍作为御史的首次亮相，不是弹劾违法之事，而是弹劾失礼之事，充分体现了他不仅仅是一个官僚，更是以天下教化为己任的儒者。治天下首在治人心，按照传统政治理论，人伦教化是一切根本。吏治是一时之功，教化为百世之业，陶澍先谈教化而不谈吏治，彰显了他作为圣人门徒的自觉，不仅仅是一个治世的官僚，更是一个人伦师、天下师。经此一战，陶澍的立意和境界，就远远高出了其他胡乱攀咬大臣的言官。

张师泌不是高级官员，但他却是封疆大吏张师诚的同父异母兄弟，因他兄长的地位而为天下所知。陶澍通过弹劾封疆大吏的兄弟，起到了震动天下的作用。陶澍在弹章中既帮张师诚教训了不孝的兄弟，又宣扬了张师诚侍奉后母的孝义，将他的孝行宣扬天下。张师诚不但不会因此憎恨陶澍，反而对他心怀感激。后来陶澍奉旨巡漕，在江南大包大揽，几有越权的嫌疑，张师诚却投桃报李，坚决配合。陶澍在一些政见上与张师诚不和，比如陶澍支持海运，而张师诚坚持河运。在陶澍主持海运前，张师诚拼命给海运派捣乱，可是陶澍到任后张师诚就立即敛手，皆是这封弹章种下的因果。

摘自《印心石在：陶澍的实学与实行》，岳麓书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