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凯希

小时候上学，虽然有些寒酸，但更多的却是乐趣。

家里姊妹多，负担重，大的哥哥姐姐估计没上过几年学。我懂事的时候，只有三个姐姐在读书了。学校就办在大队，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大姐姐读高年级，另外两个姐姐年龄悬殊不大，读的同一个年级。

因为没人照看，母亲便让我每天跟着姐姐们去上学。往返路上，和上学的小伙计们一起追打、嬉闹，倒是蛮有情趣。“叮叮叮”上课铃一响，姐姐们上课去了，就开始有些单调乏味了。我胆子小，不敢一个人去玩，只好爬在教室的木窗口，踮起脚跟，看她们上课。站得累了，干脆一屁股坐到教室的门槛上看。

老师在讲台上盯着学生，拼命讲课，不时转过身，在黑板上写起来，粉笔字像会走路的小虫，很快排成整齐的队列。孩子们一个个正襟危坐，专心听讲。偶尔也有借东借西、交头接耳的，但只要老师的教鞭在黑板上轻轻一敲，立刻会鸦雀无声。若是老师提问，不管会不会回答，大伙都会争先恐后，齐刷刷地举起小手，不停撞击着桌面，教室里响声一片，氛围超燃。课堂原来如此神秘而美妙，我开始羡慕姐姐们上学，开始有一种“成为学生”的本能向往。

童年的愿望像春日的竹笋，顶着沉重的泥土也要钻出来。那以后，我便天天吵着要上学。母亲却说，年龄还小，再等一年吧。我坚持不同意，母亲拗不过我，便为我准备了一件白色小衬衣、一条蓝色的棉绸裤，还有一个军绿色的书包，决定让我去上学。

开学那天，我穿着一新、兴高采烈地跟着姐姐们去。母亲把攥在手里的两块钱塞进我衣袋，反复叮嘱我不要弄丢。至于姐姐们的书籍费，估计一时半会拿不出。或许是习以为常了，姐姐们也不讲多话，牵着我就走。到了学校，校长要我数了数，问了我一些问题，分明感觉不错，但不同意接收我，原因很简单：没满六岁。我急得嚎啕大哭。校长忙得很，有些不耐烦，叫嚷着要姐姐送我回。姐姐强拖着出了门，但我哪里肯罢休，倒在学校附近的毛公路上，练地打滚，不停哭闹。母亲知道后，丢下手上的活，赶过来做工作，但也无济于事。实在没办法了，母亲便把我拉起来，带到学校，重新去找校长讲好话，诸如“孩子想读书没有错”“读不进不会怪学校”之类的，讲了很多很多，校长才终于松口。母亲平日基本守在家里，这样出门跟外面去交道，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多一个人上学，家里负担自然更重。很多时候，一些学习上的困难，家里根本没法顾及，得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交不清书籍费，老师就不会发新书，好在上一届用过的课本，内容变动不大，借过来就可以用，只是有些卷角或破损，没了那种淡淡的书香。借不到书，就只能干着急。老师在教室里来回巡走的时候，就只能找些作业本摊在桌面，两手紧紧压住，低着头，一脸涨得通红。不带课本上课，被老师发现了，肯定要挨批评的。

文具也是个大难题。才上学用铅笔，问题倒不大，五分钱一支，带橡皮擦的也就八分钱，有时扫教室还能捡到一截，别人不要了的。不过要用得爱惜，笔铅削得太长或是太尖，稍稍用力就容易折断。削来削去，一支铅笔也用不了几天。

三年级要用水笔了。一次性投入买一支，要几角块把钱，有些吃紧。关键是水笔的皮囊每天要吸饱墨水，不然完不成工作。那时候，盒装墨水有“鸵鸟”“英雄”好多牌子，但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奢侈品”。通常，我们就去买墨水粉泡制，这种“泡墨水”与盒装墨水颜色有些不同，却很划算。有时墨水不多，便偷偷抹上一滴口水，或是用力将笔摔几下，或许能将就过去，但墨水弄到别人衣上、脸上，就免不了要争执几句。实在不能写了，还得跟同学借墨水。两只笔拿到一起，笔尖对笔尖，轻轻一挤，盯着蓝黑的露珠沿着笔舌滑进皮囊，心里才踏实。借墨水要还，心里得有数。

图画课用的蜡笔，也基本靠借。为了省些麻烦，有时干脆到山上找黄栀果替代。青果捣出赭黄，熟果挤出绛紫，用上它，可以涂出秋天里的麦浪、暮色里的炊烟，涂出火红的太阳、黛绿的菜畦。大自然为我们收藏了这个色彩匣子，我们就用那些晕染的斑驳，当作最朴素最纯真的回赠。

与现在不同，那时候读书，分数和升学似乎并不看重，学习也不要花太多功夫，大人们认的，就是简简单单，健健康康，孩子长大就好。我起初成绩不错，基本都是“双百分”，老师都喜欢我，经常抱起我举得老高。后来耍心重了，成绩就有些滑坡，尤其是算术一落千丈，“通分和约分”“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始终弄不清“砣数”。可母亲从来不过问这些，老师也只是私下里问我是啥原因，要我加把劲，倒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也有“无心插柳”惊喜。一次，临近期末考试，两个同年级的姐姐在煤油灯下背政治题，我躺在凉床上迷迷糊糊想睡。姐姐的诵读声如细密针脚，缝进我惺忪的睡意里。“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耕者有其田”，这些陌生的概念，渐渐在我心里扎下根子，长成了藤蔓。后来，我们搞政治考试，居然考的同一套试题。毫无疑问，我一分不漏，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惊讶。

除了上课，我们没少劳动。学校劳动项目多，大伙都乐意参加。少了工具，就从家里带，箢箕、扁担，锄头、扫把，你带这样，我带那样，从不吝惜。小小年纪，我们挑过石灰、担过红砖，也取过墙沟、清过垃圾，还参加过好多勤工俭学活动，吃苦流汗，简直就是常事。

晨光初染茶山，雾气裹着凉意。班主任哨声一响，我们踩着露水，钻进了乡林场的茶林，开始利索地勒茶叶。林场的老伯走过来，笑眯着眼，帮我们矫正动作。采茶讲究一芽一叶，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嫩尖，然后手腕轻提，像拈着蝴蝶翅膀。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凑起重量再说。晌午，太阳烤着脊背，茶筐越来越沉，我们的指尖沾满了黑色茶汁，肩胛也被背带磨出深深的红痕，一身疲惫地瘫坐在茶垄上。哨声又响了，这次是要收工。我们顿时来了精神，一窝蜂地往山下赶。茶站早已排出了一条长龙，大伙背着茶筐，眼巴巴地等着过秤。过秤的老伯却慢条斯理，抓起茶叶不停地搓捻，狠心地扣掉了“老叶杂质”的重量。望着秤砣游移的轨迹，我第一次懂得，原来汗水也可以用秤杆来计量。

那时候假期特多，除了暑假，还有插田假、秋收假、寒露假，只要农忙季节，都会配套放假，我们便把这些假期交付给了无垠的田野、无尽的远山。

插田是我们姊妹的“强项”。田整出来了，就第一时间去“占”，而且专挑亩数大的。扯几个秧放在田角，或是插下一小块秧，别人就不会再“抢”了。于是，天还没亮，就去扯秧。吃过早饭，担的担、提的提，把秧弄到田埂上，再均匀撒开，就开始插田。姐弟们站成排，弓下腰，比谁插得快，田里只听到水声。我动作没那么快，经常被姐姐们“关”在里面。为了完成预定指标，中午太阳再大，我们也不会歇息，直到月色朦胧，才拖着一身泥水收工。一天下来，腰酸腿痛，但挣得几十个工分，心里很高兴。毕竟，家里得靠工分养家糊口。

收割时节，我们便挎着竹篮、光着脚丫，去收割后的稻田里拾稻穗。烈日炙烤、泥水滚烫、谷芒刺手，也乐在其中。捡回的散穗摊在坪里，晒干、碾压，再用风车除去草屑瘪谷，脱粒的稻谷便能成了家里青黄不接时的重要补给。

寒露时节就捡茶籽。找根竹竿，绑把镰刀，踏双烂鞋，背上篓子就进山。茶树是别人摘过了的，漏掉的茶籽很少，要么颗粒小，要么摘不到，但只要有，总会要想办法弄下来。捡茶籽必须全副武装，一不小心被毒蜂蛰了，就会肿出一个大包，像吹胀的气球，皮肤紧绷得发亮，碰一下痛得要命。

平时，我还跟姐姐们一起上山打柴、捡菌子、摘毛栗，下田抓鱼、捡田螺、寻猪草，还有河边放牛、矿区扫煤、荒坡收粪，等等，只要能做的事，没有哪样没做过。

晚上才是我们开心玩耍的“黄金时段”。暮色未沉，远处坪里架起了白色的银幕。匆匆扒口饭，一阵风似的奔过去，只为抢占放映机正前方的“C位”。《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鸡毛信》这些片子，是孩子们的最爱。即使送片不及时、停电或放映机故障耽误，也定然会耐着性子等，直到“挖了台脚”才走。第二天，课间便变成了“电影复盘会”，大家一起讨论剧情，模仿动作，讲的眉飞色舞、惟妙惟肖，听的全神贯注、如醉如痴，教室宛如一个沸腾的茶馆。

没有电影看，就自己找乐。晚饭以后，无需约定，大伙都会到队上的晒谷坪玩。打籽、踢毽子、滚铁环、跳房子，项目多的是，想玩啥就玩啥。那种开心，就像田野里的蒲公英，风一吹，飘得到处都是。在成堆的禾毛屑里打洞，钻到里面躲迷藏，这种游戏最过瘾，不过身上沾满草屑，出奇地痒，但回家洗个澡就没事了。玩到八九点，大人们开始在门口喊睡觉了，才恋恋不舍的回家。

就这样，在这块被汗水浸透、又被笑声晒暖的沃土上，我们慢慢地长大。我想，人生本就是一副苦乐交织的缎锦，苦是密实的经线，撑起生存的韧度；乐是跃动的纬线，织就生命的华彩。真正的快乐，永远生长在认真吃苦的土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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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教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