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我与青少年打交道的机会很多。每一个孩子及其背后的家庭，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我见过他们因困扰而焦虑、封闭，也见证过在关系发生变化后，重新焕发生命力的过程。但现实中，当我告诉一些家长“你们自身也需要改变”时，他们往往感到惊讶，甚至本能否认——仿佛从未想过，孩子的问题竟与自己如此密切相关。

初三男生W的案例，至今让我印象深刻。他来访时，已在家休学半个月。父母焦灼地说：“我们现在完全没心思工作，每天都在想孩子什么时候能返校。”面对“拒学”，家庭咨询往往更合适，因为这从来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困境，而是整个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W的故事要从幼儿园说起。自他记事起，父母就频繁争吵，甚至动手。争吵后，父亲外出喝酒，母亲则把委屈倾诉给年幼的他，反复说着对婚姻的后悔，以及“等你考上大学我们就离婚”。

“那时候我总觉得是我的错。”W低着头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妈也许能去找自己的幸福。”

这份愧疚感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捆绑了他十几年。直到初二，他在游戏中找到片刻喘息——“只有在游戏里，我才是舒服的。”矛盾在一次父亲指责他玩游戏时彻底爆发，多年压抑的情绪喷涌而出，W挥拳打向了父亲，而那时，他的身高已与父亲相当。

家庭冲突从夫妻转向父子，激烈到父亲一度报警。后来，父亲认定“孩子出了问题”，联系了一所偏僻的文武学校，连哄带骗将W送了进去。那里没有文化课，却充斥着罚站、体罚和羞辱，还被要求给父母发信息：“在学校过得很好，感恩父母。”他两次逃跑都被抓回，只能假装顺从，三个月后才被接回家。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愿与父亲说话。

我问他：“这么难的日子，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这个始终低着头的少年，眼睛湿润，却带着一丝恨意：“我想将来建一所‘家长学校’，把那些打孩子的、夫妻动手的、阻止孩子玩游戏的、从不表扬孩子的大人，还有文武学校的教官，都关进去。”

那一刻，他的话像重锤，敲在在场每个人心上。W的父母从震惊，到不知所措，再到沉默落泪。经过六次家庭访谈，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也尝试调整与孩子的沟通方式。最后一次见面时，W说：“他们的事是他们的事了，可能会离婚。虽然我不希望家散，但这样对每个人都好。”他顿了顿，眼神亮了些：“我也要考虑自己的事了，最近已经断断续续回学校了。”

W的故事并非个例。在咨询室里，我见过太多青少年因游戏成瘾、厌学封闭、校园欺凌而身心受困。他们的成长，需要一道安全的心理“栅栏”守护。将其称为一场“青少年心理保卫战”，并不为过，而这场战役，需要孩子所处系统中的所有人并肩作战。

家庭，是孩子一生最重要的营地。夫妻关系的裂痕、亲子沟通的错位、代际冲突的延续，都会让孩子背负本不属于他们的重量。过度宠溺会削弱抗挫力，过度期待会加重“必须优秀”的枷锁，而忽视成长阶段、漠视创伤经历，则会让孩子觉得“我从未被真正看见”。比“教好孩子”更重要的，是父母先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与关系。

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域。除了知识传授，更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建立常态化的心理筛查机制，让心理咨询室不再是“问题学生的专属地”，让老师具备基本的心理识别能力和共情能力，当孩子出现情绪波动时，能及时伸出援手。

社会机构需要形成合力。心理咨询机构应提供专业的家庭治疗、个体辅导等多样的咨询方式，社区可开展亲子活动与家长课堂，媒体应传播科学的教育理念，让“文武学校”这类打着“管教”旗号的伤害性机构无处遁形。医院通过专业的评估诊断、多学科的资源整合、及时的干预治疗，为青少年的提供医疗安全保障。

家庭治疗领域曾有统计：一个人向上追溯三代，血脉中汇聚着约150人的生命印记。当青少年明白，自己的困扰可能源于家庭模式的延续，而非“都是我的错”，他们便能少一些自责，多一些选择人生的勇气。

就像W，当他不再为父母的婚姻背负原罪，当父母开始直面自身的问题，改变才真正发生。这场心理保卫战，最终的目标是家庭能够建立健康的互动模式，让每一个成员，都能在关系中获得成长与疗愈的空间。

株洲市子亮心理工作室创始人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 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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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众卫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