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杰雄

在文学创作上，王跃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他的视角绝不仅限于某一个领域，既有官场权谋斗争的奸诈黑暗，又有乡村自然万物的纯净灵动；既表现特定场域中人性的扭曲与异化，又书写民间视域下爱情亲情的温暖与感动。20世纪末，王跃文凭借官场题材的长篇小说《国画》进入文学圈的公众视野，在小说界大放异彩，迅速赢得读者的拥趸与市场的青睐。随后他又陆续创作出《大清相国》、《苍黄》等相同题材的官场小说，更让他蜚声文坛，得到主流评论家的认可。2014年，他的中篇乡土叙事小说《漫水》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再次证明他小说创作的文学性与纯粹性。然而，官场小说的挤压群雄，却固化了读者、批评家对王跃文的认识和理解，评论界通常将目光都聚焦于他官场题材的创作，把他称作“官场小说第一人”或“畅销书小说家”。以至有批评家说：“王跃文之于官场小说，就相当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二月河之于帝王小说。”其实这是以市场眼光和通俗文学标准来衡量王跃文作品的价值，是对他的一种极大误读和片面研究。事实上，不管从写作空间、理念追求，还是艺术手法上看，王跃文的小说都称得上是有价值、有灵魂、有人道情怀的创作。“官场”并不是王跃文小说创作的重心，政治观察只是他视角的切入点，官场仅仅是为表现人性选取的一个特殊场域，他的官场小说“不仅是官场生活的表象描摹，背后还隐藏着作家严肃的批判精神，既有对官场腐败和权力厚黑学的辛辣讽刺，也有对官场人性异化的悲悯关怀”，他真正要探求的是生命的本质和人性的真实。深入王跃文的文学世界，无论是官场题材、乡土题材还是情感题材，他都能够与社会历史、社会现实构成有效的关系，并极力挖掘人性的深度，回归人类原始本能状态，重视诗意美好的创作表达。他的小说创作叙述从容、沉稳、机智、精辟，具有坚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人性关怀和忧患意识，其对复杂人性的深度透视，对生命意义的深邃思考，对存在价值的强烈追索，无疑让他的创作具有高于某一具体题材的纯文学品格。

一、生命与人性的微观审视

文学记录人的生活和人的生命敞显，是人类价值建构和精神生长的过程，是人类生存意义的自我确证。它帮助人理解时代，通晓人性，并激励人类追求至善至美的生活。经典文学作品离不开对人的书写，离不开对生命意义和人性多面的思考。对王跃文而言，文学不是消遣娱乐的工具，文学就是人学，它具有独立性和纯洁性。他曾多次为自己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对文学的热爱、内心的召唤以及责任的担当促使王跃文努力实践着文学的功能，扮演着官场、俗世、乡村人性勘探者的角色。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雄实的创作经验使得他对人性的挖掘与探究具有多重向度：或追摄政治视角下的人生百态，或反思现代社会下的婚姻爱情，或审视淳美乡土中的平凡生命。但无论是何种向度，始终都渗透着作者对生命、人性的哲学思辨。

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出现“好看小说”与“好小说”相融合的趋向。从文体的角度看，“好看小说”大概对应通俗小说，指主要靠故事、情节和悬念吸引读者的那一类小说，一般艺术手法平庸，缺乏原创性，但通常受到市场的青睐；而“好小说”则对应严肃小说或纯文学小说，指那种艺术上追求原创性和纯粹性，具有较高美学含量的小说，通常只有少数人能欣赏，受市场的冷落。王跃文的小说一方面具有通俗文学的外壳，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悬念、鲜活诙谐的细节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另一方面又具有纯文学的内核，深潜对人本身的关怀，体现出独立的审美价值，较好地实现了“好看小说”与“好小说”的合一。《国画》、《苍黄》是在政治视角下创作的优秀现实主义之作，它们的文学价值不仅在于表现官场的庸俗黑暗及平常琐碎的官场生活，更重要的是刻画出人性的压抑、扭曲和堕落，大胆质疑现代社会官员的道德立场和价值取向，在表象背后思索命运，拷问人性。朱怀镜、李济运是小说中良知尚未全失的官员，但是在面对官场的生存原则和游戏规则时，会身不由己，无法做到独善其身，道路的选择决定着未来的命运。他们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是现实中大小官员的真实写照，呈现的是一个庞大、森严、神秘而又混沌、荒诞、残酷的官场幻象，是权力与地位的较量，是官场与人性的冲突、调适、纠缠。王跃文将现代社会大小官员的日常生存状态和心理流变投射到小说文本中，再现官员的政治伦理、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概括出当下错综复杂的社会阶层关系的缘故，揭示权力对人性的侵蚀，其意义绝对超出通俗的官场小说。

《爱历元年》同样体现了王跃文对纯文学品质和历史深度的追求，是他作为一个有高度的纯文学作家的自证之作。他发掘出生活本身的魅力，用日常生活场景置换了政治生活场景，用日常叙事表现时代脉象，映照中国三十年的历史变迁；用凡俗婚姻生活和爱情故事，叩问时代变幻中生命的意义；用普通人的命运流转，反映岁月流逝中人性的复杂。作者把主人公从纯粹的情爱故事中解脱出来进入现实生活，爱情除了浪漫与甜蜜，更多地的是现实生活的繁复枯燥，他们接受着生活的洗礼与考验。孙离和喜子在相爱之后立下爱的誓言，然而生活的压力与周围的诱惑逐渐削弱他们的意志力，对婚姻的背叛致使两人走上离婚的边缘，但责任意识与人性善的本能，驱使个人欲望与幻想最终让位于家庭的温暖。人们在人性的原始本源上飘忽不定，随波逐流，孙离和喜子曾经迷失过自己，但又在亲情的感动中回归了本我，找回初心。小说在情感叙事中隐伏着史诗性元素，以爱情寓言表达真情救赎，呼唤人的道德良知，揭示社会的精神症候。孙离和喜子及周围人的情感心路只是小说的外在架构，内在的价值是人到中年，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迷失心灵的找寻。孙离夫妇的感情出轨和亲情回归看似庸俗老套，却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使小说更具可读性。在大量隽永的细节，机智的生活化语言和通透的人情世故背后，渗透着一层怜悯和疼惜的情感，有着文学审美意义上的反思，既体现作家本人对自我创作突破的有效实践，又对人性的挣扎、对社会风尚的嬗变和传统道德的回归进行了深层的揭示。

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还在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得到不同的价值体验。一些评论家说王跃文的作品着重于描写人性的阴暗面，笔法过于苛刻、冷峻。他以六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的作品：“冷峻、荒诞、微妙、尴尬、悲悯、温暖”。以此证明自己的作品是有温度的，并认为“作家心里应该有爱、爱生活、爱人类、爱芸芸众生，爱天地万物。有爱做底色，小说的内涵就是温暖的。”以《漫水》为例，漫水的生活虽平静无常，却感应着时代的潮起潮落，漫水人的日子虽波澜不惊，却拥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勇敢正直、手艺超群的余公公，淳朴简单、长相平平的余娘娘；美丽温柔、知书达理的慧娘娘，笨拙憨厚、诚实善良的慧公公，这两对夫妻的互相陪伴简单而平凡，然而他们能将彼此的爱情化为日常生活中的温暖点滴。漫水的青山绿水间深藏着伦理规范，民风习俗，但这并不代表人们对于道德规矩就毫无自主见地。现代生命意识和传统的伦理有机结合，既实现自我价值，又满足了他人的诉求。正如“漫水没有坏人”，也没有“地富反坏右”，表面上是说的漫水这个地方，实则是人内心的那片净土。人内心深处的留白和自然生态中的缤纷五彩是如此的互补契合，作者寻求的正是人类与自然的相切点,就像一个诗人在精神贫困时代应该做的:“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因此,诗人就能在世界黑暗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者”。这一类型的乡土小说是王跃文穿越当下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迷障，在农村这个诗意栖居之地上的真诚心灵叩问，也是现代人心灵上的再次返乡。余公公和慧娘娘平凡的举动、无怨无悔的奉献处处渗透着他们人性深处善的光辉，敞显着作为本真的人的身上的诸种神迹,于无声处传达了人们对美好人性的真切向往。

二、生存困境与存在意义的理性反思

文学最基本最伟大的功能是赋予人的精神意义，探求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纵观王跃文的文学创作，他从不同层面表现了生存的状态和存在的意义。他擅长将外部环境对人造成的影响明示出来，突出外界环境对人的改造，以及人类顺应环境生存而做出的改变，从关怀人物的生存困境出发，提出了人类被物质欲望侵蚀下是否还能坚守精神世界的话题。

文学即人学，是“对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文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处境，因此小说站在什么样的视角，以怎样的立场和姿态写人，体现了作者的创作品位和基本的价值观。《国画》、《苍黄》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全息图景，王跃文痴迷于从大小官员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流变去表现人的现实困境。在权力至上的官场中，人只有努力向上爬才不至于被踢出局，但在潜规则支配着的黑暗官场环境中，身处权力底层的官员为了靠近权力中心区域只能以牺牲人性善与道德人格底线为代价，坚持自我只能以失败告终。《国画》的朱怀镜面对伦理道德之路上越走越远的境遇，也曾有过纠结、挣扎，说明他对两难抉择有着深刻的思考，但道德伦理的约束最终依旧完败于本能欲望的驱使。他与雷拂尘、宋达清、梅玉琴应酬酒席间各种烦腻虚伪的客套话，不仅显示了作者独特而深入的观察能力，同时从冗长冰冷的言辞间，也透露出作者本人对酒席间所谓“酒文化”的厌恶与唾弃。但这是跻进官场内部高层的第一步，所以无论朱怀镜看得有多明白，内心对权力与名利的渴望让他“陶醉”其间，这也正是他面临的困境：一方面他清醒认识到官场游戏的滑稽性，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享受着这种游戏规则。从人的潜意识层面来讲，朱怀镜的本能反应是内疚、痛苦，但是官场权力周旋的无力感促使他一步步走向堕落，良知屈从于权力的尴尬场面正好生发出人身在官场不由己的生存难题，这也正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主题。《苍黄》以县委办主任李济运为主要叙述人物，以县政府选举拉开序幕展示了官场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冲突矛盾。小说中，作家对人性的描摹开始从负面揭示到正面建构，李济运一方面履行县委办主任的职责，尽可能忠实地执行县委书记刘星明的官僚化指示，殚精竭虑为他的某些荒唐行径打圆场，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冰冷的官场运作中保留了人情味和对人的悲悯。他对另一个同名的乡干部刘星明悲惨境遇深怀同情，与宣传部部长朱芝的爱情萌生，亦为灰色的世俗官场图景增添了一抹人性的亮色。正如作家所说：“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探求生命的本质和人性的真实，探求人类生存状态的真实。我的写作过程其实是我不断探求思考人的生命、人性、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过程。人、人性、人类已然的生存状况和应有的生存状况，永远是我关注的主题。”从对官场的描述到对知识分子发出的呐喊，都体现了王跃文对于现实社会的严峻思考以及担忧，其中触及到的人性问题更是将其作品推进到更深的一个层次。王跃文以旁观者的角度，冷静观察官场的黑暗勾当以及各类官员的日常千姿百态同时，对置身官场大小官员人生处境又有着同情理解，在冷静平实的叙述背后，分明隐含着一种极深的悲凉，一种对生存艰难的哀婉。尽管作者没有在小说中对痛陈官场的黑暗腐败，但深刻的批判意识已经隐藏在文字的缝隙里，给人无限思考。《蕨草青青》关注的是特殊时代下乡村的人和事，再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敏感历史时期被错判人的悲惨遭遇以及社会人民艰难的生存境遇。面对历史现实的逼迫，学识、志向在持续不断的斗争面前弱败，脆弱的个人终究无法战胜残酷的现实。作者不忍将这种悲剧的气氛延续到底，所以小说结尾处郁郁苍苍的蕨草给人以希望与期盼。“他爹坟上长着厚厚的蕨草，就像棉絮样的把坟盖得严严实实，那坟也显得比别家的高大而壮实。蕨草经雪霜打过，稍稍有些发红，远看仍是郁郁苍苍。”这样的结尾与鲁迅《药》的结尾颇为相似，革命志士夏瑜的坟上长满了小花，陈邵夫坟上长满了郁郁苍苍的蕨草，两部作品虽然描写的时代背景不同，但是寓意却相似，小花与蕨草都预示着希望，这是作者内心的期盼与呼唤。反思历史，关照现世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作者写作的主要目的。

擅长官场叙事的王跃文，对个人情感婚姻困境的演绎同样引人深思，几乎每部小说都有男女主人公情感故事的细腻描绘。与众不同的是，作家不但描写男女主人公之间感情的悲欢离合，还表现他们彼此背叛爱情后内心的愧疚、矛盾。

《国画》中朱怀镜在妻子和情人梅玉琴之间不断周旋，他舍不得离开梅玉琴，但内心深处对妻子又满是内疚。作者对情感上的出轨没有给予任何的评价批判，而是顺着故事的推进，由人物自身去做出选择，在经历恩怨风雨和心灵磨砺之后小说人物逐渐实现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爱历元年》具有丰富的意蕴和文体的张力，不仅描写了中国近三十年的社会现实生活，更是深入人的心理结构，探索了当代社会中婚姻爱情的困境。孙离和喜子初期的爱情弥漫着浪漫与幸福，即使生活环境清贫，他们依旧能坚守爱情，并制定了属于两个人的“爱历元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他们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底层走向中产阶级，自身的成长没有抵抗住外界的诱惑，反而引起精神境界与现实环境的不协调，内心的空虚、迷茫和无助诱使他们双双出轨。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外的想进去，城内的想出来。孙离和喜子没能打破“围城”的怪圈，在婚姻的旅途上经历了从浪漫诗意的顶点跌落情感冰点，再到自我救赎、回归原点的曲折过程，这种情感的反复，无疑是社会转型中婚姻时常面对的困境。作者在描述婚姻爱情的基础上，探索人的心灵，发出拯救人的呼喊，寓示了对爱情的思考和社会的批判。与《爱历元年》的真情救赎和情感回归不同，《漫水》是浪漫温馨笔调下的爱情书写。余公公与慧娘娘在如诗如画的漫水边演绎了一段纯洁唯美的爱情故事，故事里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但静谧如诗的点滴细节汇成了一片爱的汪洋。在自然纯朴的乡村环境陶冶下，余公公与慧娘娘的爱情呈现出一种心与心的交流，无需冗长的言语只需有距离的守护，两颗平静如水的心贯穿故事始末，这种诗意的叙事方式既表现出余公公与慧娘娘情感的超凡脱俗，又凸显了他们善良质朴的本性。也许漫水并没有消除物欲世界对人精神上的蚕食，但作者注重的是人自然和谐的生命状态。比之《漫水》的和谐温婉基调，《蕨草青青》里的情感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与紧张气氛。小说中翠玉的爱情既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她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后来却有了孩子，但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她为了维护那个男人，最终也没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翠玉的爱情终究笼罩着一层迷雾。毋庸置疑的是王跃文的小说自始至终都关注着时代与社会，关注着普通人的生活，他对人生存状态与困境的深入挖掘以及严谨的写作态度，彰显出他的责任担当与普世情怀。

三、诗性叙事与诗意世界的建构

对小说而言，叙事的艺术性赋予作品更多的艺术生命。王跃文小说创作在艺术上的魅力是独具一格的，其诗性的叙事和极具地域性的言语表达，既是作家以纯文学立场对待写作的表现，又是其作品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所在。

王跃文的小说创作带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但也决然不是那种纯客观反映生活的零度叙事，在冷冽的笔锋之外，还树立了一个新的笔调，那就是在叙述中蕴含诗性。他的语言朴实、自然，洋溢着地方的生活气息；细节描绘隽永、细腻，深入每一个角落。在故事的描述上，既没有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又没有大善大恶的人物，只是慢条斯理地勾勒平常人的普通生活，营造一种置身静谧山林聆听潺潺溪流缓缓流淌的唯美氛围，散发出一种诗意美好。《漫水》的叙事节奏是舒缓悠闲的，故事是浪漫温情的。王跃文笔下的漫水村如梦如幻，村民本性善良纯真，遵守着传统的伦理道德，现代理念与民主精神并未完全渗入他们的潜意识中，个体的生命依旧保持着原始的性情和自由自在的精神追求。余公公是漫水村乡土文明的继承者和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努力践行着传统的民族文化，以自己的典范为村民树立楷模。漫水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包蕴着乡土大地的“美”和深藏民间的“真”，在潜意识中满足了人们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此外，在叙事手法上，王跃文并不拘泥于传统，《蕨草青青》的叙事手法明显区别于其他的作品。作者围绕几个中心人物采用片段式的插叙叙述故事，章节之间看似零碎断裂，却又前后关联，在若隐若现的脉络中，观照陈纲、翠玉、陈劭夫等人变动不居的生存状态，感受特殊年代严峻与荒诞的政治环境。作为以爱情故事为主线的《爱历元年》，则采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方法，叙述睿智风趣，话语风格轻快，湖湘文化的浪漫气质和忧患情怀交织在一起，无疑为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文本。

自然与生命，是人类精神气质和美学情趣典型的呈现方式。“自然景物描写是文学作品诗性的重要栖居地”，王跃文既是官场人性的勘探者，又是乡土诗意的续接者，相对于他官场小说的尖锐厚实，对人性多面的审视反思，其乡土小说更体现出他对完美诗意世界的憧憬。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日益挤占着传统文明的生存空间，乡村已然成为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就像评论家所说：“中华文明赋予乡村的文化灵气，在青山绿水间，在晨暮变换间，在清风白露里，在春绿秋黄里，在欢生与喜丧间，也在家族伦理里，乡村还残存着中国的某种诗意文明。”王跃文为数不多的以写乡土为主的小说，“写出了传统农耕文明的诗意与温情，写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依存及乡村伦理在历史进程中遭遇的裂变”。在他眼中，漫水诗意葱茏，具有生命之美、人性之美和神性之美。“漫水是个村子，村子在田野中央，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村子东边的山很远，隔着溆水河，望过去是青灰色的轮廓；南边的山越往南越高，某个山洞流出一股清泉，那是溆水的正源；北边看得见的山很平缓，溆水流过那里大片的橘园，橘园边上就是县城；西边的山离村子近，山里埋着漫水人的祖宗”。漫水是现代社会下的桃花源，充溢着诗情画意，宁静悠远、恬淡安详的生活环境保存了人的本初状态，作者于原生态的自然中书写诗和美，充满传统农耕文明的淳朴与温情，乡土的愚昧和苦难是要被摒除的，而它的宁静祥和却是要永存。可以说，《漫水》通过一种近乎淳化的描写( 如对乡村世界秩序的外来干扰采取虚化处理)，完成了对健康纯美人性的诗意建构。它展现的是田园牧歌般的乡土世界，是民间立场与视野下生命诗意的凝望。既是作家发自内心对故乡挚爱的真情流露，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也是作家对纯文学创作的不懈追求。

文学作品除了建构理想人性和诗意生活，更重要的是发现现代社会的病灶，捍卫内心的美好愿望与追求。难能可贵的是王跃文对漫水的诗意建构并不是固步自封，脱离现实的，而是与时代紧密相连，顺沿时代的脉络，与时代共呼吸，在表现漫水诗意生活的同时，又透露着对现代社会不断冲击、瓦解乡土文明的忧虑。如果我们只在意其笔下诗意文明的美好，那么我们就会只执着于追寻乡村一成不变的一个状态，而忽略它日新月异的变化，无视传统乡村文明的没落。在《漫水》的结尾，强坨承认自己偷走了龙头杠，表明旧有的文化秩序已经被打破，传统的乡土文明正逐渐被现代文明置换。余公公是漫水村唯一代表着乡土文明的人，假如他离去，谁又能承担起传承乡土文明的重任？在此之后，漫水的文明将向何处发展？事实上漫水已经徘徊在诗意的边缘，些许不慎即有可能坠入享乐至上、混沌荒诞的现实世界之中。王跃文竭力描摹生命诗意的栖居地，无疑是为了将现实世界与理想当中的诗意世界拉扯联合，在诗意的空中楼阁里找到现实补充和基垫。回归乡土，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桥梁，为自由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而努力，正是王跃文在乡土叙事上对前人的超越。

无论是对独具地域特色的乡风民俗的从容叙述、善良淳美人物形象的精心刻画，还是对和谐明丽乡土生活的全景观照，对生命与土地关联的深沉审视，都表明王跃文在自觉地传承与拓展沈从文、汪曾祺等乡土叙事的诗化传统。从创作本质看，王跃文是为文学而创作的人，在其深层意识里追求的是灵魂写作，以作家所独具的良心与情怀来塑造一个个人格饱满的角色，在人物之间的交往对话里实现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王跃文自己也说：“我是一个用心创作的写作者，不屑于作缺乏灵魂的僵死文字。”“做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生活表面的繁复掩盖不了灵魂的丰富，对人类的一些生存困境和精神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使得他的作品充满张力，底蕴厚重。显然，王跃文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态创作，并一直将个人的写作与历史时代相结合，他的写作视角能在“官场”、“爱情”、“乡林”之间自由切换，收放自如，不能简单的看做是其创作上的某种蜕变，而应视为作家生命诗意和存在价值寻求的自然呈现，是创作上坚持文学审美特征和基本规律的体现，凸显了作家的文学担当和作品的纯文学内质。

（本文发《湘潭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后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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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