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杰雄

在新时代长篇小说的格局中，乡村书写、青春书写、世态书写、生态书写等方面的作品较为丰盛，但关于作为当代经济发展主体的工业题材写作少之又少，对新中国初期那段火热的工业历史书写更是难觅踪影。近年来，老作家水运宪时隔多年之后捧出最新长篇小说《戴花》，围绕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某大型电机厂评劳模事件展开故事：新进的大学毕业生杨哲民拜熔炉班老工人莫正强为师，师傅爱岗敬业，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成为劳模，徒弟安于最艰苦的岗位，屡创生产工艺的技术革新成果，最后师傅在病危时把劳模荣誉让给徒弟，徒弟从全市劳模表彰大会回来，将胸前的大红花献祭在师傅的墓碑之上。小说以扎实的叙述、隽永的细节、鲜活的语言、立体的人物与深度的精神写照，为新时代文学提供了一个工业题材的优秀文本。读过《戴花》，我们不由感慨，那个讲故事的人回来了，那个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家回来了，那个怀有悲悯之心的远行者回来了。在《戴花》中，作者建构了一个大历史背景下的小历史空间，为人物的行动与精神发展提供戏剧化的舞台，也给予故事生长的原动力，演绎了一出过去工业时代的动人剧目。本雅明论及讲故事艺术行将终结时曾说：“它作为历史的世俗性生产力的伴随物，逐渐把叙事能力逐出日常言语的王国，与此同时，又使我们得以在渐渐消亡的东西中看到一种新的美”当然，作者讲故事不会完全重复过去方法，而是一个螺旋式上升历程，因置身于新时代获得了现代性转化与升级，带有今天讲故事的语气，关注个体的精神成长，叙写大时代潮流下个体命运的流转。具体来说，作者通过“生活—个体—故事”的三位一体叙事维度来完成这段工业历史书写，实现了人物精神开掘之深与故事的精彩讲述。一方面，不只单纯叙述工厂劳动生产事件，还把大量笔墨放在工厂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把两者结合，建构了一个包孕历史内容的行业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在一个联结大时代的小历史空间中，叙述个体精神的成长轨迹，在对中国工人阶级优秀品质的传承中，获得自我确证的力量。此外，当先锋小说的修辞写作、寓言写作出现疲软，现实主义的本质性写作也存在模式化，《戴花》的故事体式具有培根固元的意义，深情召唤已然远去的讲故事的传统，回到文学本身与小说本身，联通富有活力的人民生活世界。

一、乌托邦星光下的小历史空间

如阎连科所言：“每一个作家面对中国巨大的现实与历史时，所有的写作其实都是一种小历史的存在。”受曾经泛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影响，传统历史叙事强调对重大事件和典型正面人物的关注，对主流历史进程的把握和发掘，使得个人生活经验消隐于叙事边缘，让位于第一性的宏阔正史。在这层意义上，文学隐退于历史之后，艺术的审美特质有所削弱，故事内容被历史规律规整，人物生活失去了一部分的本质活力。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具体而微的历史切片，共同汇聚构成宏伟的时代景观，个体命运和集体机制并不冲突，两者彼此交融，相互依存。纵观《戴花》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并不意图成为宏大历史的代言者，而是真诚地以个体历史经验为其小说的创作起点，描绘了一群既负有群体共有命运，又拥有独特个性和精神气质的人物，构造了一个相对独立于大时代背景的小历史空间。在这一空间内，工业技术作为工厂生产的核心驱动力，如同一个有力的保护壳，将外部强劲的意识形态隔膜在外。小历史空间在与外部时代规律保持同质性的基调下，呈现出丰富性和异质性。一方面，保留了叙事空间内部澄澈纯净的本真生命意蕴，个体生命在此得以稍微舒展，表现出一种相对松弛的、原初性的生命质感。另一方面，民间朴素人情充盈着空间内部，充满况味的民间语言为叙事空间增添温情的色彩，工人们复杂微妙的生活本色得到生动表达。由此，一个鲜动的行业生活空间徐徐展开。

卢卡奇在谈到荷马史诗中的圆满世界时提出了总体性的概念，认为总体性为“一个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它在自身中把超验性和内在性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叙事中的人物与世界的统一，意味着自我心灵与外部客观自然之间构成和谐平衡的关系。主人公在历险的过程中怀揣着某种乌托邦式的期盼，能够完成对生活本质的探索，从而实现与时代规律的合流。小说中，敬业要强的平民英雄莫正强，便是一个带有总体性特征的典型人物。就个体形象而言，他无疑具有丰富的个性特征，外貌独特，两只眼袋下面都长着胡须，使得徒弟杨哲民见他第一眼就吓了一跳。性格上粗中有细，表面大大咧咧，对待工作却极为细致认真，节假日都要安排徒弟和他一起轮流在车间值班，使得徒弟颇有微词。作为一名老工人，莫正强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他兢兢业业，为熔炉班奉献了一生，拼了命都想当劳模，认为劳模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尽管身上有着超出常人之处，莫正强也拥有普通人的小心思和私欲，对劳模的执念使得他陷入私利的魔怔，如同他事后的反省：“人一有私心，那还不就做过头了？”劳模是老工人的心结，也是那一时代集体理想的投射，如同一颗明星，指引着莫正强进入一场乌托邦星光下的淬炼。在这场淬炼中，莫正强经历着内心的挣扎和本性的考验，工人本质的纯粹性被愈发突显出来。在他鬼使神差偷钱后，主动放弃唾手可得的劳模机会，只为让自己的劳模干干净净。当徒弟杨哲民技术革新取得重大成功后，他又主动把评劳模的机会让给杨哲民。从对劳模的追求，到对劳模的主动放弃和让出，莫正强身上的工人本质战胜了个人私欲，他的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本质趋为一致，这一情节变化体现了以其为代表的广大工人阶级对“劳模”神圣性的尊重和维护。卢卡奇曾言：“尽管世界与自我、星光与火焰显然彼此不太相同，但却不会永远地形同路人，因为火焰是所有星光的心灵，而所有的火焰也都披上了星光的霓裳。”世界与自我的关系恰如星光与火焰，火焰是星光的灵魂，所有个人的火焰共同汇聚成耀眼的时代核心。与此同时，个人的火焰也都沐浴着时代的星光，成为弥散在辽阔时代中的星星之火。显然，莫正强是具有缺点的小人物，只是一个不起眼的熔炉班班长，他忠于自己的岗位，无法做出改变时代命脉的大事，只是在浩瀚的时代一隅本分地创造着自己的小历史。在他身上，既涌动着鲜活饱满的个体人性，也镌刻着特定背景的时代烙印，其成长经历同外部世界的轨迹相一致，最终理想是走向共通的圆融之境。在璀璨的乌托邦星光的照射下，莫正强这类普通人所创造的小历史并不因其微小隐蔽而失其重要性，小历史是历史这条大河的分流，最终将汇进世界的发展运行之中，成为永恒终极的一部分。在这里，生活便是本质。

总览全书，评选劳模并非仅表现为个人追求，更象征一种集体信仰。小说在叙述莫正强评选劳模时，不仅聚焦于他个人的努力争取，更大篇幅写工厂上下领导职工为其助力的场景，这也是那一历史年代的真实写照。劳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荣誉标杆，凝聚了集体精神的核心内涵，蕴含着意识形态层面的美学含义。如恩格斯所言：“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劳模评价作为当时的国家主流价值评价，饱含时代内蕴，突出了统一社会机制下群体的共有追求和精神特质，凸显了文本故事在历史层面的美学韵味。《戴花》中的故事发生在追求历史统一性和社会思潮整一性的年代，其中安宁、自明的时代气质，如同一缕来自古典时期的清风，具有温润的和谐之美。值得注意的是，《戴花》中的历史性并非对历史笼统宽泛的概括，而是聚焦于洞庭湖畔某一国有企业工厂，深入到具体的工厂内部，展现微小历史空间的肌理。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远离当时火热的主流政治语境，保留了内部纯粹的生活气质，富有淳朴的民间人情味。在集体精神的底色之上，突出地活跃着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例如，徒弟杨哲民也以集体主义精神和崇高理想为追求，但也会有自然人性的流露，被师傅占去了技术革新的名头会心生不满，为将爱人留在身边甚至心生邪念。师徒二人虽同为集体精神的捍卫者，但在具体的行事作风上有着鲜明的不同。再如技术能手段一村，更是莫正强的反面例子，他看重物质享受，生活上不检点，对待工作却很认真，技术高强，是全车间唯一的八级工。这一工人形象看似有些大逆不道，却有其存在的朴素逻辑，虽不符合时代主流价值判断，但对技术的重视和推崇符合工厂的工业逻辑，是构成工人精神内涵的核心要素之一。对性格迥异的工人形象的塑造，丰富了工人群像，也体现了小说叙事空间内部庞杂蓬勃的生命活力。在集体意识的松动空隙中，人的原初生命力得到保护和抒发，人物在其中成长、发展、产生冲突，延展出各自有血有肉的生命历程。在六七十年代贬低知识的大环境下，尊重知识技术的风气在这一小历史空间内得到留存，这一批工业大学毕业生并没有受到过多的为难和“改造”，相反得到了充满温情的照顾和培养。杨哲民第一次与师母见面时，心直口快的师母便直说：“这么细皮嫩肉一个后生伢子，怎么分配到熔炉班去当炉工？那样的工种，是人搞的事情啊？”体现了她对杨哲民不含政治偏见、长辈般的关怀。工厂还为杨哲民提供了一条安全可靠、实现个人发展的道路，最终凭借自己的扎实肯干和技术革新取得了劳模荣誉。此外，工厂中阶级斗争少了大历史环境中的腥风血雨，而多了来自民间的温度和情感。机电局局长鲁昌顺被下放到厂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得到了杨哲民的不少帮助，莫正强对他的“改造”也并非出于政治斗争的目的，而是出于诚实的本心。此处的阶级斗争依然遵循政治逻辑，但在政治逻辑之上是人的逻辑。人情意味柔化了原本僵硬冰冷的政治事件，使得人物得以暂时避开大时代政治第一性的判断标准，拥有跟随自我本心的行为自主权。整部小说因之充满人性温暖和民间喜感，体现了来自草野的、富有生命韧性的精神光晕。区别于重点关注生产与建设的宏大书写，作者有意建构了一个独具风味的行业生活空间。胡塞尔认为生活世界为“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且能够被经验到的世界。”《戴花》中的工厂空间即为一个通过具体知觉经验到的世界。工厂生产与纷繁的生活内容息息相关，行业经验、饮食男女、江湖道义、民间信仰等社会生活素材皆在这一空间内得到充分表达。通风管本是严肃的工业重地，却是汪春廷和丘三元夜晚幽会的场所。庄严的生产活动与生动的生活肌理相辅相融，整个工厂环境充满生活气息，个人愿望因而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伸展。杨哲民两次技术革新的灵感都来源于生活经验，一次源于吃饭时无意间看到的葫芦形酒瓶子，第二次源于向女工打听徐士良老家情况时偶然看到的机械。小说情节主线建立于丰润的生活细节之上，时代精神的铿锵力量感与富含温情的民间话语并行不悖。由此可见，作者构造的工厂空间既闪烁着乌托邦式的总体性星光，也焕发出生活本身的柔和光晕。

二、自我肯定性与个体精神成长

在《戴花》所构筑的别有意味的小历史空间之内，又嵌有几代工人的精神演化历程和蜕变轨迹。在那以集体主义为文化基色的时代，“德华电机制造总厂”这一颇具代表性的行业生活空间，遍布着生产活动、生活日常的繁复又交融的纹理。容纳形形色色人物的微小历史空间见证了风起潮涌，前一代莫主席、莫师傅等人艰难开拓，后一代杨哲民等人则推陈出新、另辟蹊径。彼此独立又彼此联系的个体生命深受时代洪流影响，各异的命运走向同时也是映射着时代变迁的多棱镜。一方面，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回望特殊年代，从中精炼出内蕴丰厚的时代精神内核。随着历史齿轮的运行推进，诸多个体的命运脉络交错又驰离，汇合出群体性的精神氛围和社会文化性格。组建出小说主体结构的群像式叙述之下，淀积着英雄主义与劳模精神的厚重价值意蕴，字里行间发散出跨越时空的、动人心魄的恒久魅力。另一方面，透过杨哲民带有回忆性质、体验性质的人物视角，小说又呈现出个体生命在时代精神笼罩之下具体而微的精神演变过程。 “人只有复归本心之良知良能，才能真正敞开原初的存在境域。”单一个体对命运的自我把握、对行动姿态的自我肯定，折射出人物的本心以及自觉探觅精神幽境的成长印记。在小说中，居于一方小历史空间的诸多个体之可贵品性，既是时代集体精神的缩影，又在人物行为选择潜在逻辑的“变”与“不变”中，彰显着主体特有的精神晖光。

首先，在这个小历史空间中，数代人的命运交错地流淌着，这些个体生命的道道人生轨迹，又牵系出观照时代变迁历程的细微线索。在《戴花》中，个体精神成长变化的弧线，显现于杨哲民、骆青涛等人物形象的鲜活书写之中。就核心人物杨哲民而言，其精神成长轨迹体现于个体自我肯定性逐步彰显的隐在心理过程。从认识、肯定自我，进而持存、发展自我，其间直入心灵隐秘的复杂精神活动，展现出作为个体的人随时代浪潮一往直前的心理成长曲线。这一年纪轻轻便投身炉工岗位苦干的大学毕业生，其看待命运、运气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态度，以及把握自身命运的主动选择和行为，既折射出时代精神氛围，又映衬出独有的精神特质。如罗洛•梅所言：“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对自身的认识的。”杨哲民自我肯定性不断加固的过程，亦是从自我对话以及他人反馈中，获得更为确切而深入的自身认知。不仅意味着自我认可、自我确证的勇气，也意味着自由选择与自主维持的能力。在小说前半部分，杨哲民曾如此表明：“眼下我不也当工人了吗？炉工有多辛苦你知道吗？搞革新不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少流血少流汗吗？你信不信，以后我的心思也要用在这上头。”内心技术革新想法的雏形在与他人的对话间初显，既是指向他人的答话，也是指向己身的抉择。小说借其应答之言埋下草蛇灰线，暗示着人物后续展开技术创新的一连串经历，暗示着人物选择之下的命运走向。例如，面对铁水温度不达标的问题，杨哲民旁观师傅和师兄们反复检测寻找出路，只是不由自主地琢磨其中缘由，暗自怀疑问题所在。尔后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他决定挺身而出，改进现状。伴随郑总工程师、莫主席、姜红梅等人的鼓励与支持，他对于创新的选择越发坚定，对于具体策略的思考越发深入，想方设法查阅资料并付诸实践，在成败交织的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纵观全书，在人生不同关口的数次抉择中，杨哲民始终抱持着自觉把握命运的积极态度。他清楚地意识到，生活中的某些偶然性不为人主观意志所控制，运气好坏与否并非关键因素，将力所能及之事做到极致，便是掌握了自身命运。在偶尔的摇摆与总体的坚持之间，人物身上展现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勇开拓精神以及乐观主义精神，自我肯定的姿态亦随着一波三折的人生经历而显得愈发鲜明坚定。如韦伯所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个体生命经由生活各个领域的四处探究，不断地生产意义、编织意义，居于其间也由此确认自身。主人公在生产意义的劳动实践中收获了引人钦羡的荣誉，更获得了更为坚实的自我肯定性。在观看他人与自我内在的历程中，个体探察到了心灵的幽雅胜境，也获得了生命价值和行为标准的深度确认。

与此同时，从大学毕业生入厂到两次劳模评选，一系列层波叠浪般的事件过后，骆青涛形象特性的表现也发生些许转变。小说开头便以紧凑而起伏的节奏，交代这批大学毕业生初入工厂便引发的聚酒事件。其外衣是聚酒喧闹被拍照留证的不良事件，其最终目的却是关乎各人前途的工种分配一事。在主人公杨哲民的体验感受中，审问众人的骆青涛工于心计，城府颇深。“这人肯定精通围棋技艺。他在心理把握、局势操控方面，绝对是一名九段高手。”以棋手之喻，一语道破骆青涛初始形象的鲜明特征，这一人物的描绘由此略带负面色彩。而到了小说末尾，面对着莫主席、莫正强一众曾明里暗里针锋相对之人，骆青涛最终发出了诚心实意的歉语。此处人物特写的微妙转折之下，依然剥露出特殊时代个体生命朴素而普遍的纯净精神基质。小说借助形塑杨哲民、骆青涛等动态变化着的立体人物，思考着作为个体的人如何达成全面性的精神发展。例如，杨哲民在足履实地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在技术上获得层层突破，在岗位上收获多重荣誉，更深层次上亦是收获了完善人格、丰盈精神的可能性。作为跃动于社会系统之内的一枚细胞，个体生命所要追求的不单单是局部的自身能力提升，更需不断向外、向内寻索整体精神境界的净化和精炼。

其次，在小说中还涌现出一股前后连贯、代代承继的精神潜流。对于当时的个体而言，这种承传与发扬亦是另一维度的精神成长。个体精神气质的恒常性因素，即蕴于变化之中不变的集体主义精神、工人阶级美好品质，在小说中又经由两代工人命运轨迹的映衬而浮出时代水面。不同的个体生命，一同经历了内在的思想波动与升华，在时代的泉眼处翻动出层层新鲜而清澄的精神泉流，在水波跌宕间合吟出砥砺而行的绵长悠远的精神之歌。众人争当劳动模范的荣耀感不仅仅在于证明自我、奉献自我，还在于精神信仰的薪火相传，一如莫师傅为儿女后代立下榜样标尺之愿。小说循着身为徒弟的杨哲民对莫师傅的情感、态度变化，编织出二人师徒关系或隐或显的变动。在一次因工人失误而突发的炉前事故中，莫师傅当机立断推开徒弟们，以自己的身体顶住堵钎、堵住出水口，也遏止了骇人后果的产生。小说如此描述那个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形象：“车间里不少翻砂工都跑过来，围着冲天炉观看。我师傅前步弓后步冲的样子，像一尊油光黑亮的铜雕，顶在那里纹丝不动。”这里有如一个特写镜头，起到为上一代中国工人阶级精神形象定格与定位的作用，是小说思想意义升华的一个核心场景。平时瘦小萎琐、偶有私心的莫师傅，在这个工厂重大事件中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身体凝定紧绷充满力量，有一种震慑一切的气场。如同一个英雄雕像被塑造与树立起来，具有象征和仪式意味，在展示老工人技艺老到高超的同时，也彰显了一个伟大阶级的意志、信仰与精神风貌。此时翻砂工人们的围观，象征着人民群众对时代英雄的瞻仰，也让徒弟杨哲民对师傅油然而生敬意，对工厂现代化水平有新的反思。

一方面，杨哲民虽钦佩于师傅无畏无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并不认可这一高危险系数的传统操作方式。“自我牺牲面临道德相对主义的考验。追求崇高价值的实现是自我牺牲的内在动力，但对于价值的认识却存在个体差异，带有鲜明的主观特点。”时代背景、知识背景不同的个体，往往形成互有差异的价值评判标准。在价值衡量的间隙中，对于自我牺牲举动的采用和评价也会摩擦出异议。事后反思突发故障的杨哲民倾向于革新技术，舍弃以生命与危险相搏的举措，而莫正强则更信任自身的力度和手法以期保证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表面上，作为大学毕业生的杨哲民自主发起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对前一代老工人莫师傅的部分否定，二者看似形成了因循守旧与锐意创新的对比关系。实际上，尽管此时厂内传统熔炼技术已然滞后，莫师傅、莫主席等人在年轻时也是彼时所处时代环境下的革新者。例如，莫主席曾受市里派遣，出国参与技术援越；莫师傅和莫主席在解放初期大办工业时也曾以沙为纸，使出浑身解数创新设备；对于杨哲民的革新方案，莫主席都了然于心，能提点问题亦能自我解答，洞晓新技术实现的可能性。据两代工人阶级面对新技术的态度和行动，足见彼此看待新技术的心理距离实则相去无几，并非判若鸿沟。手握数十年所积技艺的老一辈工人，虽立于代表着传统、代表着旧有事物的此岸，但自始至终身上并不缺乏创新进取的潜在意识，也能与年轻一辈拥有同向的视野，放眼注目更远更新的彼岸。以杨哲民与莫正强为代表的两代优秀工人身上，接续言说着革新奋进精神、奉献牺牲精神的不同时代表达。在小说接近尾声的部分，杨哲民荣升为车间主任，在就职感言中对自己接连发问：“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我学到了多少？当家做主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我能发扬光大吗？”既是主人公历经思想波动后指向自身之问，警示自我保持反思意识和向上意识，将关键人物的精神成长描画得更为深刻，也是小说借人物审视己身的层层追问，为文本内部精神意蕴的建构添砖加瓦。核心人物的自省自思之语掷地有声，饱含着穿透文本、跨越时空的深邃精神力量，恰是作者对当下个体生命品格的恳切叩问和深情再唤。

三、故事体与人民生活话语

由于作者对外部大历史信息与工厂生产建设采取生活化处理，重心落在工厂人际关系、家属区生活、婚姻爱情，兼纳社会风情与民间文化，历史空间就下沉到生活空间之中。《戴花》由此摆脱了对政策路线的图解与历史规律的抽象，依靠生活细节、场景、口语、风俗等构成具体内容物，蕴含基层人民生活的趣味与情致。而人物是生活空间的主体，个体精神成长不能由精神本身显示，只能体现为外部的行动，于是人物不断追求进步，生命在不断突围，催生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带有强烈的戏剧性。如叶·德米特里耶娃所言：“故事体小说这种体裁之象征蕴藉的丰厚性：把偶然的、几乎是平平常常的事情转化为惊人的奇诡的事件，通过这事件是去洞悟‘世界生活’的奥秘。”从远古时期人类先祖围着篝火听故事起，生活与故事之间就建立了异质同构关系——生活是故事的土壤，故事是生活的传奇，在故事中往往呈现生活的沉积物及其极致化的形式。有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就有什么样的文体选择，小说这种生活化、事件化特征，决定了它既不能使用宣谕式的、教科书化的宏大叙事形式，也不适合隐喻式的修辞至上的现代主义形式，而是自然而然恢复了生活和故事的亲缘关系，提示作者自觉成为一个“写好故事”的人。从整体文学史看，《戴花》承续了中外文学史上一个稳固的故事体式。在中国，承续了宋元古代话本体及之后的古代白话小说叙事资源；在西方，大致对应肇源于十三纪意大利、十五世纪传遍欧洲、二十世纪成形于俄罗斯的故事体。按照维诺格拉多夫的界定，“故事体是以叙述人言语结构为主体的一种文学样式，是作家将自己的社会生活立场转移到文学中的结果。故事体中作者假托一个故事叙述人来建构叙述结构。”这与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事的口头文学性、民间性、生活性基本是相通的，在文化原型意义上可以理解，中西讲故事体式共同遵从一个的古老的原型，《戴花》的讲述亦体现出故事体传统中某些古而弥新的元素。

首先，作者使用了类似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单体网状式结构。一方面，只讲述一个核心的故事，由一个故事吸聚所有叙事的能量，挥发出强烈的艺术魅力。如石昌渝所说：“只要是由一个故事构成，那就是单体式结构。这个故事也许时间绵延很长，空间跨度很大，故事发展分为若干阶段，每个阶段中又发生了相关故事，几个主要角贯串故事始终。”《戴花》虽有40万字篇幅，故事其实极为单纯，讲的就是“戴花”的故事。争评劳模成为小说的主体故事，师傅莫正强得与不得劳模，成为小说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同时，这一个主体故事又有足够长的时间和外溢的空间，支撑起长篇小说的长河体式。在各个阶段中，插入相关次要故事与各类小故事，如杨哲民与姜红梅的爱情故事、临时工汪春廷与莫正强的渊源、八级工段一村的故事、同批进厂其他大学生的命运故事。小说故事空间也由电机厂外延到周边农村、兄弟工厂、市区机电局，大致勾勒出一个当时社会生活的总体图景，也因之形成一个多条命运线交织、多元空间融合的网状叙事结构。但无论如何发散，莫师傅评劳模故事是主宰一切故事主体与中心，莫师傅及相关的杨哲民、姜红梅、莫德龙、骆青涛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人物，所有其他故事从属于主体故事的各个阶段，其他人物也因之间断的出现。即使很吸引读者的杨、姜爱情故事，从叙事性质上看也是为劳模故事服务的。在第一次约会那么纯情诗意的氛围中，两人也不忘谈论莫师傅评劳模的事，对劳模故事有联结和推动作用。在表层的“劳模+爱情”双主线故事中，劳模故事实为主体。另一方面，“所有各阶段的小故事在时间的序列上都含有前后的因果关系，同时又都归向起讫全篇的大故事。”在《戴花》中，作者讲故事还遵循小说的必然性原则，在时间顺序之外赋予各故事之间因果关系，形成一根联结起小说各部分的内在的逻辑线，使所有细节、场景均指向劳模故事与劳模精神，从而为全书建立起一个向内收敛的具有机性的叙事结构。如段一村推荐莫师傅调去浦陵纺机厂一事，看似友好，实藏私心，因段与纺机厂女人事科长暗通私情，本属主体叙事的节外生枝与闲趣之笔。但作者在这个外调与婚外情故事中设置了劳模情节，莫师傅要求纺机厂给劳模指标才肯调动，最后又说：“哪怕就是死，我也要埋到自已的土里。”又说明他调动不过是说着玩的，内心对自己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充满感情，体现了爱厂如家的劳模精神。

其次，作者学习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话，承继了发源于宋元话本的讲述体式。这一点是与西方故事体的叙述独白内在相通的。即采用“说—听”的叙述格局，区别于现代小说单向度的隐喻与写实。“口头文学的表演程式、叙事方式深深地影响了白话小说的篇章体制和艺术构造方式，带给白话小说浓厚的口头文字色彩。在白话小说创作中，形成了虚拟说书人叙事者和主观讲述叙事方式。”细读《戴花》，一个普通读者也会感到背后潜伏着一个现代说书人，满怀情致地向他讲述工厂的奋斗故事。这个人就相当于叙述者，是处于写作状态的作者，六七十年代有过电机厂工作经历，后来又获得了现代知识与创作经验。于是，在《戴花》中，叙述者如书场说书人表演一样，可调动所有的古代白话小说叙事技艺，尽可能把故事讲得生动、可读与可信。在叙述视角上，应合了话本小说的人物视角，采用人物杨哲民的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宋元话本在传记体中常用限知视角，因为“用人物视角、传记体讲述，可大大强化灵怪故事险怪刺激的审美效果。”而水运宪写《戴花》是对自已工厂经历的深情回顾，在某种意义上具自传色彩，采用人物视角符合话本小说的文体惯例，让读者跟着人物的行踪去熟悉环境，伴随人物一起成长，从而把故事讲得好看。这在西方故事体意义上，同样也是拓展讲述的感染力的，第一人称叙事加强读者的代入感，限制视角则加强故事的真实感。又如：在进行故事主体讲述时，承继古代白话小说叙事传统，采用大量的行动和对话推动故事发展，少用静态的场景描写与心理描写。这一点也是源于“说—听”的古代说书模式，“其叙事结构形态主要表现为事件较少，情节较简单，线索清晰，主线突出，反映小说伎艺口讲耳听，要把故事讲得明白清楚，易于听者理解、接受的口头文学属性的。”在《戴花》中，段落普遍很短，有时一句话一段，形成一条线性向前延伸的原生态叙事流。人物的说话大都采用直接引语，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和戏剧性，读者恍如置身小说场景之中，听到人物亲口说出来。作者还对人物对话进行了提炼和打磨，使之能体现人物复杂的心理律动，读者因之对人物产生同情心与亲切感。如姜红梅在爱情遭到外部阻力的时候，对杨哲民说：“我急于说服一些人，想争取他们认可你。”不再清楚平稳地说话，意思是含糊不明的，隐约透出她内心的焦虑与忧郁。此外，叙述者还调动古代白话小说的一些具体技艺，如一石双鸟、草蛇灰线、大团圆结局，先抑后扬等，努力提供给读者一个情节联系紧密、人物命运完整又可以悦读的故事文本。

最后，作者采用人民生活话语，有意疏离优美或写实的书面语言。如巴赫金所言：“这个语言应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所活动的一切方面，它的一切因素，从声音形象直至极为抽象的意义层次，都是社会性的。”与具所指功能的语言相比，长篇小说话语是一种社会性言语，具有主体性、社会性和交流性，吸取正在生活世界中流转、增殖的活生生的具体的语言。这与中国话本体脱胎于说书相通，也与西方故事体的口语化属性一致。但就《戴花》而言，叙事话语不能完全用民间话语来表征，因为一个小历史空间中，集体主义精神仍然是决定性的统一力量，每个人物身上都披拂着时代的乌托邦星光，人民性嵌入到所有的日常生活空间。具体来说，《戴花》包含两个层次的话语：一是杨哲民的准叙述话语。杨哲民这一代大学生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骨干力量，奋战在生产一线，与产业工人没有什么两样，可称作基层知识分子，也是人民队伍中的一员，且少年时期经历过贫困生活与国家发展艰难，因此怀抱时代理想与建设国家的美好愿景，又了解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故叙述者采用一种规范又不显呆滞的书面语来讲述故事，掺杂了少量方言，体现知识分子的智性与对人情世故的通晓。如讲述初见莫师傅：“这人给我的第一印象简直糟糕透顶。用一句文明话形容，那叫乏善可陈。”前一句是生活化口语，后一句是标准书面语，可谓知识分子素质与生活化语言的杂语体。另外，他在人际交往中，语言有种诙谐机智，与姜红梅恋爱时说话俏皮，有情趣，善解人意，都应是有一个潜在的生活来源的。二是小说中各色人物话语。作者使用直接引语，照录人物现实生活的说话，体现了鲜明的口头文学性与民间性。作者采用大量方言、谚语、歇后语、比喻、行话、乃至粗话来构成人物话语，为小说植入了一个地方生活语系。这些话语取自劳动人民的实际生活经验，蕴含生活中的形象，揭示生活的真理，语言形象、地道、鲜活，重构了一个接地气的活力涌现的人民生活世界。如“淡吃萝卜咸操心”“木板上打口钉子，背后还要卷个脚”“门板上剁狗尾，一刀两断”等，分别写人的操闲心、慎重、绝交，都是富有生活表现力的，读者心领神会又觉意趣盎然。如艾亨鲍姆所言：“叙述型故事体小说内主要以添加说笑，同音异义的谐语为主；再现型故事体小说则加进一些伴着语言而出现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之类的手法。”由于人民生活话语的大规模采用，还给《戴花》带来一种民间语言的表演化、狂欢化效果，读来有一种天然的幽默感，这有着民间节庆仪式和巫祀文化的古老渊源，也是人民在艰苦的生产劳动中乐观主义精神的表现，为小说增加了可读性品质。

四、结语

洪子诚在谈及五六十年代工业题材小说时曾说：“‘当代’的‘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总体上乏善可陈。描述范围的狭窄，人物、情节设置的公式化，是普遍性问题。”指出了当代文学史上工业题材创作的一个尴尬处境：那些从现代走过来的经典作家擅长写农村、写革命历史，一旦面对当时的工业题材，下笔就变得捉襟见肘了。这里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反映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心工作严格规约着作家文笔，乌托邦的星光遮蔽了个体心灵的火焰，作家在素材和艺术上可发挥的间隙很窄；二是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农业文明传统，耕读文化基因仍然流淌在当时作家的血脉中，心中眷恋的是乡村伦理与乡土诗意，对工业文明缺少文化认同。从写作方式看，当时作家的工业题材写作属于一种同步采访式书写，即作家写的是同时代的重大题材与事件，那时还是新中国现代化建设初期，缺少隔着时间对生活的洞悉以及现代艺术的涵养，且大都是作为工厂的外来者获取写作素材，写的是自已不熟悉的生活，难免有隔膜感。与之相比，《戴花》的工业题材写作是一种隔代亲历者书写。当下我国已进入一个现代化发展相当充分的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世界注目的新文明范式，作者隔着半个世纪回看那段工业历史，隔代看得更清楚，在时光反刍中能悟到历史的秘密，且经历过新时期以来多种文学思潮的洗礼，拥有更宽阔开放的文化视野与丰富多元的文学经验，更有优势的是，作者在六七十年代曾有12年工厂工作经历，写的是自已亲历的生活，如数家珍，能写出生命的真切体验。因此，在水运宪笔下，这段工业历史呈现出新的面貌，为当代工业题材写作提供了新的范式。相比五六十年代写作，在《戴花》中，乌托邦的星光与个体的火焰相互映照，从过去的典型写作走向水运宪式的样本写作。典型是社会生活本质的载体，是时代集体意识的公共象征与符号，此外少有其他；样本同样联通社会生活本质，但它保留了生活的质感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个体的成长与时代精神发展、工人阶级优秀品质传承是交融互动的，构成小说内部的总体性。这些样本就是作者笔下的杨哲民、莫正强、姜红梅、莫主席等，他们爱岗敬业，忠于祖国，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他们又是生活中的人，在乌托邦星空之下存有幽昧不明的心灵空间，在那里涌动着爱与恨、思与诗，隐藏着生命个体之间的声息相通。当然，应该看到，作者在《戴花》中也存在有意提取人性样本的倾向。如小说中都是好人，没有一个坏人，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是和谐圆通的，人和人之间充满脉脉温情，每个人都必然会发展到最好的结局。这样设定固然出于守护工人阶级优秀本质的纯粹性，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对大时代的历史必然性也有印证作用，但把历史的真实性也染上了个人亲历的怀旧光晕，以及做了理想化、诗意化的过滤，从而遮蔽了大历史空间的复杂性与对人的规制。如何在历史本质性揭示与个体精神史书写之间取一个平衡，对于当代文学史来说，历来是一个普遍的难题。

（原载于《中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3期）

责编：周听听

一审：周听听

二审：蒋茜

三审：周韬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