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禹优香

岁在丙午，时序新春，马年说马，恰逢其时。

马的身影贯穿成长岁月：小学有李贺“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的俊朗；初中有曹操“老骥伏枥”的沉雄，有马致远“古道西风瘦马”的苍凉，更有韩愈《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的振聋发聩；高中阶段，马的意象更见豪迈：李白“五花马，千金裘”的洒脱，辛弃疾“金戈铁马”的气概，陆游“铁马秋风大散关”的赤诚，高适《燕歌行》中战马戍边的悲壮。从蒙童初识到青年思辨，马早已超越纸上意象，成为刻入精神的文化图腾。它从甲骨文中奔腾而来，更从上古神话的晨曦中驰骋而出，承载着才与遇、志与恒的哲思，化作激励世代的精神力量。

汉字里的“马”，本是一幅生动画像。甲骨文、金文的“馬”，描摹其头、身、四蹄、长尾之形，属典型象形字。从象形符号到方正字形，马由具体牲畜，逐步升华为文化符号。

这份升华，植根于华夏文明的神话本源。《山海经》所载神马吉量，缟身朱鬣，目若黄金，乘之寿千岁，赋予马超凡脱俗的神性；而“龙马负图”与“穆王八骏”的传说，更将马的意义推向文明之巅。上古龙马出于黄河，背负河图，伏羲观之画八卦、序人伦，开启华夏文明——此马形为马而具龙德，是天道人文的信使；西周穆王驭八骏西巡，越万里至昆仑，彰显开拓无疆的气魄。吉量之“灵”，赋予马生命之贵；龙马之“文”，赋予马文明之尊；八骏之“武”，赋予马天地之阔。一灵、一文、一武，构筑起中华马文化的精神根基。

这份尊崇，令古人对马体察入微、命名至精。骊为纯黑，骐为青黑棋纹，骢乃青白相间，骅为赤色，骝为黑鬃红身……一马一名，一名一色，既见古人对万物的关照，更见马在文明中不可替代的分量。

古人观马，辨色更品骨：六尺为骄，七尺为騋，八尺为駥——八尺之马即古之“龙”，正是龙马在人间的写照。诗词之中，马的风骨跃然纸上：杜甫“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赞其如吉量般忠诚可托；李白“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颂其如负图龙马般身负大道；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叹其壮心不已；李贺“快走踏清秋”，写其渴望如八骏般驰骋万里。马之高下，不在皮毛，而在筋骨与品性。万千名目与诗句背后，是对才的尊重——马各有其能，人亦各尽其才。

历史长卷之中，马与英雄相互成就，将神话中的使命化为人间传奇。楚霸王项羽有乌骓马，纵横沙场，气盖山河，兵败垓下仍留慷慨绝唱；刘备跃马檀溪，赖的卢一跃，绝处逢生；关羽赤兔马，日行千里，忠义相随，成为武圣精神的注脚；秦琼黄骠马，虽非名贵，却伴主人历经风雨，不离不弃。良马配英雄，从来是乱世争雄与治世兴邦的佳话。古人甚至不惜“堆金买骏骨”，只为昭示求贤若渴、延揽人才的赤诚。而最能道尽才与遇精髓的，莫过于伯乐相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声慨叹，道尽古今怀才者心声。

良马之才，是立身之本；伯乐之遇，是成事之缘。无千里之质，伯乐难助；无识才之眼，骏骨终老。

然而，历史的深层启示，在于超越“遇与不遇”，回归笃行。荀子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真正的千里之能，不在天赋际遇，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马之千里，不只在骨相神骏，更在蹄不停、志不改；人之成才，不只在天资聪颖，更在锲而不舍、久久为功。马的精神，早已超越形貌、际遇与疆域。真正的骏马，不因无人赏识而敛其风骨，不因境遇坎坷而改其初心。正如吉量自守其灵，龙马自怀其智，八骏自骋其志。不必困于逢时遇人。顺风则奋蹄驰骋，如八骏开拓无疆；逆风则稳步前行，如龙马守正不移。有路则奔，无路亦拓。以才为骨，以志为魂，以恒为蹄，纵无金络脑，亦可踏清秋；纵无伯乐顾，亦可自千里。这是不待外物、自立自强的君子之道。

马年说马，说马亦是说人。马始终启示我们：有才是底气，得遇是运气，守道不舍、自在驰骋，方是人生最高气象。

新岁启程，愿我们皆如骏马：怀千里之志，守十驾之恒，承龙马之智，践八骏之行。有风扶摇而上，无风笃定前行。于天地间驰骋，于岁月中立身，不待扬鞭自奋蹄，心向辽阔，自有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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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科教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