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仕柏 颜英俊

2025年伊始，大家的手机都被“横空出世”的杭州“六小龙”纷纷刷屏：深度求索（DeepSeek）凭借“AI+教育”的技术优势，不光成为智能教育领域的领军企业，还利用大数据分析迅速提高了各个行业的工作效率；宇树科技生产的机器人不仅在春晚上“扭秧歌”，还在国际市场上大放异彩，成为中国智能制造的亮丽名片；强脑科技的脑机接口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展现了中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实力；云深处专注于智能机器人制造，为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群核科技通过云端设计软件系统，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各个省份都在谋求新突破、新发展，浙江省向兄弟省市展示了科技赋能经济的强实力，并采取系列大胆改革、勇于尝试的工作举措，究竟能给湖南带来怎样的经验与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课题组前往浙江省、湖南省多个市县进行实地走访调研，访园区，进企业，走社区，经过与相关领导干部、社区工作者、科技企业的创新人才、民营企业家等多方交流会谈，有力破解浙江如何创新“服务型政府”培育杭州“六小龙”的密码。通过两省之间的发展对比，借鉴经验，寻找优势，弥补不足，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一、浙江做对了什么？

政府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重塑

浙江民营经济与科技产业的崛起，根本驱动力并非政府的直接干预或短期政策刺激，而在于地方政府成功实现了从“划桨人”到“掌舵人”，再到“生态营造者”的角色转变，其经验核心可概括为：

1.“店小二”式服务理念。政府强调主动服务、精准服务和智慧服务，聚焦于帮助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是企业对浙江政府服务的总体评价。为了更好地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政府不再是技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主动开放与协调“测试场景”，成为新技术的“首席体验官”和“场景提供商” ，通过发布“未来场景”清单、举办创新大赛等方式，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真实的落地应用环境。对于宇树科技、云深处科技：政府协调在亚运会场馆、智慧园区、公安巡检等场景中，为其四足机器人和智能机器人提供示范应用机会，使其技术得以在实战中迭代升级；对于强脑科技：则在教育、康复等领域为其脑机接口产品提供试点机会，加速技术成熟和市场验证；对于深度求索（DeepSeek）：鼓励其大模型技术在政务办公、城市治理等场景中先行先试。

2.“雨林式”的生态培育。不追求“移栽大树”，而是致力于“播种育苗”，通过营造适宜的营商环境（阳光、雨露、土壤），让创新型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自然生长、形成良好生态。据了解，杭州“六小龙”平均成立时间不足十年，注册资本大多只有几百万元，人数在200人—400人之间，虽然团队规模有限，但人才配置集中在技术研发核心业务，技术及研发员工占比超50%，有的甚至超过70%。除了“播种育苗”之外，浙江还围绕龙头企业，布局高能级研发平台（如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引进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举办世界级行业峰会（如云栖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形成“政产学研用金”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生态。这种“雨林式”生态培育使得人才、技术、资本、信息高效流动、碰撞、化合，最终催生出像“六小龙”这样不断自我演化和升级的“新物种”。

3.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平均每6.5个浙江人就有1个“老板”，每千人便拥有民营企业56家，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比重近七成。为充分激发民营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创造力，浙江省邀请万家民企进行评价，营商环境好不好由企业说了算，并连续4年获评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一是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企业家座谈会、党政领导与企业家“早餐会”等机制，省市领导定期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现场听取意见并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二是打破了政企之间的“玻璃门”，政府第一时间了解产业前沿动态和企业真实需求，从而制定出更精准、更接地气的产业政策。三是开展营商环境“无感监测”，在全省布设监测点，通过大数据对营商环境进行常态化、动态化评估，发现问题即时整改，而非依赖年终考核。

4.坚持“长期主义”战略定力。尊重产业发展和企业成长规律，不因短期经济波动或领导更替而改变长期产业规划，一任接着一任干。在培育新动能上，政府不是“撒胡椒面”，而是聚焦重点、精准滴灌，主动扮演 “天使投资人”和“创新合伙人” 的角色。给予全生命周期的科创基金支持，构建覆盖企业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的全链条政府基金体系，特别是浙江省级创新引领基金、杭州市的科创基金等，敢于在技术的“无人区”和企业的“死亡谷”阶段进行投入。据了解，“六小龙”企业在发展早期都获得了省、市、区各级政府产业基金的战略性投资，这种投资不仅是“雪中送炭”的资金支持，更是一种强大的政府信用背书，能帮助企业后续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助力企业形成“政策引导—研发投入—税收减免—加大研发投入”的正向循环。例如宇树科技在2018年初刚推出第一款商用四足机器人，即遭遇了资金链濒临断裂的危机。危急关头，政府担保基金出手相助，仅用了3天，基金就完成了尽调，7天放款2000万元，帮助企业度过了燃眉之急。创始人王兴兴表示：政府基金放款的速度和额度“在其他城市难以想象”。

5.从制度上保障了“好马吃好草”。一是给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是全国首个以立法形式明确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准入、平等保护等权益。二是加强法治环境建设，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设立知识产权法庭和维权中心，严厉打击侵权行为，保护“六小龙”等企业的核心创新成果。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进“一业一证”改革，企业开办实现“一日办结”。三是“亩均论英雄”改革倒逼资源优化配置。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亩均效益”综合评价（主要指标包括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全员劳动生产率等），依据评价结果将企业分为A（优先发展）、B（鼓励提升）、C（监管调控）、D（落后整治）四类，实施用地、用电、用水、信贷等资源要素的差别化配置政策。此举迫使低效企业转型升级或退出，将宝贵的土地、能源和信贷资源向“六小龙”这样的高产、高效、高科技企业倾斜，从制度上保障了“好马吃好草”。

6.“数字赋能”治理模式。利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服务效率与透明度，让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实现治理现代化。一是打通各部门数据壁垒，数字化转型实现“政策找企业”，依托全省一体化、智能化的公共数据平台（如浙政钉、浙里办），建立“企业码”和“惠企政策兑付平台”。二是通过大数据对企业进行精准画像，变“企业上门申请”为“政策主动推送、资金直达快享”，例如灵伴科技在申报一项政府奖补资金时，通过“亲清在线”政商服务平台（杭州市级平台，与省级平台协同）在线提交申请，“8分钟到账300万元”，全程无需提交纸质材料，无需人工层层审批，此案例已成为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乃至“一次都不用跑”的典范。此举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能将全部精力投入研发与市场，营造了极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7.用机制为“担当者”松绑。2023年起，浙江将深入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悉心培育创新创业友好型营商环境。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过程中，突破常规和惯例，大胆探索新型机制和模式，对于出现失误错误的，只要在法纪的底线红线之内，不是明知故犯、没有谋取私利、未造成严重后果，经认定后可以容错。对必需的环保、消防、安全等检查，相关方面实行联合行动，最大程度减少次数……

以上成功经验表明，浙江能够培育出“六小龙”并非偶然，而是长期坚持“服务型政府”理念，通过数字化改革实现精准服务、以市场化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以“亲清”政商关系稳定预期、以场景开放赋能技术迭代、以耐心资本陪伴企业成长等一系列组合拳的结果。对湖南的启示在于：进一步纠治政绩观偏差，约束“扭曲之手”，强化“服务之手”，激发全省上下的创新创造活力，督促各地将工作重心从创造“显性政绩”转移到创造“隐性价值”——即优质的营商环境、活跃的创新生态和可持续的发展动能上来，才能培育出属于湖南自己的、能够引领未来的“经济N小龙”。

二、湖南怎么做？

2024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明确了湖南第一批重点推进的改革事项，按照“中央有要求、湖南有需要、工作有共识、近期可见效”的要求，争取到2026年在重点改革任务有重大突破，其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被列为改革重点。2025年1月，省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努力建设人民满意政府”。各地迅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呈现了可喜的变化，具体体现在：

（一）发展导向：从追求“显绩”向创造“潜绩”转变

聚焦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在科技浪潮之下，没有盲目追求短平快的虚拟经济热点，而是沉下心来继续巩固和扩大在制造业领域的优势，相比杭州的“六小龙”，湖南正在打造自己的“小巨人”军团：全力打造“三个高地”，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航空动力等相关产业持续精进，在全国领先并形成产业集群，释放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活力与发展动力；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的建设如火如荼，吸引了一批高水平研发机构落户，构筑出了具有湖南特色的创新平台体系；四大实验室（岳麓山实验室、湘江实验室、芙蓉实验室、岳麓山工业创新中心）的成果持续涌现，除了“老三样”之外，持续建设“新三样”（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现代石化），并着力培育“未来三样”（新材料、节能环保、生命科学），为湖南的长远发展蓄能；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群，通过实施企业培育“倍增计划”，全省拥有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些企业或许不如“六小龙”般声名显赫，但它们在细分领域建立了技术壁垒，成为产业链上不可或缺的“螺丝钉”，展现了湖南经济的深厚底蕴与发展韧性。

（二）政府角色：从“管理主体”向“服务伙伴”转变

1.优化营商环境成效明显。2025年6月20日，印发了《湖南省推动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若干举措》的通知；出台了《湖南省政府关于持续打造“三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提出了打造我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工作目标，并明确支持各地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先行先试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措施，建立完善误差免责减责机制，激发各地改革创新动力；大力推行“湘易办”服务端，目标实现“一机在手、一键登陆、一网通办、一次办好”。这种对标浙江的“最多跑一次”策略，提升了经营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2.“四湘行动”成效显著。省委、省政府高位推动“湘商回归”“校友回湘”“湘智兴湘”和“湘企出海”工作，广泛汇聚创新资源，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是推动大湾区湘商、校友回湘投资兴业，2025年湖南—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合作交流会期间，省领导拜访在深知名湘商企业，举办港澳湘商（校友）座谈会、新能源产业链“校友回湘”项目对接专场活动，邀请大湾区湘商代表参加各主要活动、专题活动。二是持续补链延链强链，围绕我省13条重点产业链，编制各产业链的“一图两库”（招商线路图、产业链招商库、招商项目库），力争引进一批总部型、研发型、链主型、引领型湘商、校友项目。三是聚焦“4×4”现代化产业体系，系统梳理16条产业链的发展现状、发展目标、支持政策等关键信息，让广大投资者、创业者有领域可进、有项目可投、有利润可取，积极参与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三）成果共享：从“数字政绩”到“民生温度”转变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湖南更加注重民生福祉与生态环境的同步提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持续保障在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投入，对长江“一江一湖四水”的系统治理与生态修复，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此外，地方经济发展也涌现了不少亮点，长沙县工程机械、浏阳烟花爆竹、醴陵陶瓷、双峰农机、邵东小五金、衡东土菜、安化黑茶等一批主导产业脱颖而出。

（四）引智兴湘：从“输送人才”到“湘智兴湘”转变

目前，湖南正处于创新态势活跃、综合实力提升、引领作用突出的大好时期，迫切需要在更广范围、更大力度吸纳全球智力资源。2025年9月19日，湖南举办了首届“湘智兴湘”大会，参会者不乏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这是湖南面向全球招才引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以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为目标，大力引进高层次湘智人才，出台《支持顶尖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一事一议”实施办法》，“一事一议”对国际顶尖人才提供最高1亿元的综合支持，大学生主导的创业初期项目提供最高100万元的启动资金，青年创业人才提供不超过400万元担保贷款，并给予50%贴息。一组数据可以体现引智兴湘的成果：过去两年，湖南共引进各类科技人才超1500人；过去五年，十大技术攻关项目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86项，区域创新综合实力跃升至全国第9位。

三、相关建议

（一）强化“前置引导”，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指挥棒”

科学设定差异化考核指标。借鉴浙江省对不同功能区实行差异化考核的做法，湖南省对长株潭核心区、洞庭湖生态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区等，设置各有侧重、符合其功能定位的考核指标体系。适度提高科技创新、生态环境、民生福祉、营商环境、风险防控等指标的权重，降低短期经济增速指标的权重。构建“生态思维”，从培育企业转向培育产业集群，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等优势产业，继续推行“链长制”及“链长到一线”行动，领导亲自挂帅的重点不是“招商”，而是“促联”，鼓励龙头企业开放供应链、链主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通过政策引导，催生企业内部创业和衍生裂变，努力打造几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生态圈”。抓住绿色智能计算，智能衡器计量，北斗规模应用等特色发展的良好势头，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大扶持力度，拓展应用场景，打造新的国内领先优势产业集群。

（二）优化“过程监测”，安装政绩观偏差的“预警器”

1.建立“数字化政绩监测平台”。学习浙江省先进的数字化治理经验，整合发改、财政、自然、统计、审计、环保等部门数据，建立全省统一的政绩运行监测信息化平台。对政府投资项目、债务规模、生态环境指标、市场主体满意度等进行动态监测和智能分析，对可能出现的偏差（如债务增速过快、投资效益低下）进行黄色、红色预警。适时引入“第三方常态化评估机制”，委托高校、科研机构、专业智库等第三方，定期对各地市的营商环境、政策效果、民生满意度等进行独立评估，评估结果作为考核参考，打破政府部门“自我评价”的闭环。

2.畅通“企业群众反向评议”渠道。既要浇灌好“参天大树”，又要悉心培育好“小花小苗”，让创新性中小企业有更适宜的生长和壮大的空间。针对反映比较强烈的涉企检查的问题，例如检查频次过高、随意检查、重复检查等现象，既可以像杭州市一样，建立“企业家座谈会”、“基层联系点”等制度化渠道，让服务对象成为政绩观的“判卷人”，也可以借鉴北京市“扫码检查”机制，如果执法人员不扫码，企业有权拒绝检查，在检查结束后，企业可在线上平台上对检查行为进行评价等，以此来迈出反向监督规范涉企执法的第一步。据了解，“扫码检查”已覆盖北京市49个部门、950个执法主体、2.6万余名执法人员的数据信息，实现了检查信息的可共享、可追溯，起到了良好的反向监督效果。

3.因地制宜“谋一方发展，惠一方民生”。湖南每个地方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千差万别，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长期主义”发展思维，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才能更好地发挥“一县一特”的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近期，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发布了《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旨在从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加速现代农业发展等15个关键领域，为县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未来还将加强考核结果的运用，把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成绩作为县市区主要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在资金奖励和政策、项目上给予全方位支持。

（三）实化“结果评价”，用好干部考核的“筛选网”

1.坚持“显绩”与“潜绩”并重。虽然“显绩”是看得见、摸得着，短期内见效快、可以量化的政绩，“潜绩”是不显山、不露水，周期长、见效慢的工作，但在事实上，“潜绩”是“显绩”的基础，“显绩”是“潜绩”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实际调研中我们发现，浙江省不只有“六小龙”，其他中小科技企业也可谓“灿若繁星”，据杭州市科技局的数据显示，该市仅2024年认定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就有0.43万家、省级3.47万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2017年底的0.28万家增长到2024年的1.6万家，足足增长了5.7倍。同比来看，我省今年上半年新认定1323家企业为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虽然远超全年800家的目标，但对比浙江等发达省市还有差距，未来还要更加重视培养“发展后劲”。

2.开展“政绩成本效益分析”。建立重大决策和项目的后评估制度，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生态账”、“社会账”、“长远账”，对项目实施后的综合效益、债务负担、群众获得感进行科学评估。例如浙江省的“亩均效益论英雄”改革就倒逼了“决策者”不得不更为慎重的决策，侧重于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考虑问题，降低了“拍脑袋”决策的机率。

（四）实行“宽严相济”，既要严肃追责也要容错纠错

1.建立健全决策终身追究及责任倒查机制。对不顾条件和需要盲目举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无论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通过严格的制度约束，让“乱作为”付出沉重代价。

2.探索实践为“担当者”担当机制。容错有温度，用制度为“担当者”担当，浙江省发布了《深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实施办法》，规定了21种具体的容错情形，给敢闯敢拼的干部吃“定心丸”。目前，湖南也在通过澄清正名、回访教育等措施，体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未来还需持续强化统筹协调，汇聚各方力量，从完善制度、明确导向等方面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提供支持，为勇于创新的干部保驾护航，才能更好激发全省干部干事创业、勇于担当的活力。

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岭”。当前我省正处在从“破局”到“深化”的关键时期，此次调研，我们通过深刻对标浙江等优秀省市，明确优势，找到弱项，在“十五五”开局之际，迅速补齐在服务文化、生态构建、数字治理和战略定力上的短板弱项，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画卷中，为高质量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绘就独具特色的“湖南篇章”！

（作者分别系湘潭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处长）

责编：张英

一审：李焱婕

二审：欧阳金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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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