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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游宇明

同治二年（1863）七月，湖南双峰荷叶塘（时属湘乡）一个私塾先生六十寿辰，时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的曾国藩仿苏东坡贺乐全之寿的先例，从江苏金陵专门寄来铁界尺等礼物，同时赠送给他一副寿联：“铁杖寄怀二千余里，金兰结契三十五年。”礼物和寿联看似平凡，却寄托了曾国藩对朋友的深情厚谊，铁杖象征着坚韧、清高，寿联点出了两人订交的时间非同寻常。同治二年曾国藩只有五十二岁，这就意味着他不到二十岁便与此君订交，此种友谊远非掺杂着世俗利益的酒肉朋友可以相比。

那位私塾先生名叫朱尧阶，这个名字在数十年的时光里频繁地出现在《曾国藩家书》和《曾国藩日记》中。

一

朱尧阶（1803—1872），又名朱蓂，湖南省双峰县杏子铺镇（原湘乡县二十都宣风乡）江口村人。朱尧阶天资聪慧，过目成诵，他的父亲朱玉声因为经商受挫，命令他弃学务农，他恳请乡邻劝说父亲，才得以继续学业。二十岁补博士弟子员，为大塘朱氏由明至清第一位“列名黉宫者”。此君学识极其渊博，除了精研经史，于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不通晓。同时，他还工诗，善骈文联语，双峰书院那副著名对联“两派交流，好向此间寻活水；双峰对峙，更从何处仰高山”即出自他手笔。历来在写诗作文上极其自信的曾国藩对他佩服不已，告诫弟弟：“做对子，须向朱尧阶学。”朱氏一生著述极多，由于住所曾遭洪水袭击，大多散佚，今仅存《淡禄堂杂著》两卷。朱氏一生居乡讲学，先后设馆于双峰洪山殿镇（原湘乡安上乡）洲上朱啸山家、荷叶曾国藩家、江边朱氏宗祠等处，从者如云，朱啸山兄弟、刘蓉、李长机、邓湘杰、曾国藩的四个弟弟及两个儿子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不乏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的杰出人才。

朱尧阶是二十七岁那年与曾国藩相遇的，他们同榜中秀才，性情相投，志趣相合。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说：“余与朱尧阶以道光十年论交于长沙，当时相见恨晚。曾几须臾，遂阅一终，一星终矣（在极短的时间内，就经历了一个周期，即十二年）。”“余与尧阶相友以心，相砭以道义。”咸丰二年（1852）初，当曾国藩得知朱尧阶之次女许配给曾国潢之子曾纪渠，非常高兴，写信给家人说：“我朋友最初之交无过于朱尧阶者。盖今日姻缘已定于二十年以前矣。”咸丰七年正月十八日，曾国藩在《致澄弟》信中说：“尧阶、芝生、荫亭、梅谷，凡为吾家之先生者，即为吾家之亲家。古人言亲师取友，弟可谓善于亲师矣！”曾国藩以前在写给朱氏的信中称之为“尧阶仁兄大人”，自从朱、曾联姻，称呼则变成了“尧阶仁兄亲家大人”。由此可见，曾国藩对曾家与朱家建立亲密关系是甚为满意的。

曾国藩与朱尧阶的“相砭于道义”，并非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动真格。道光二十一年（1841）闰三月，曾国藩给朱尧阶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朱尧阶尽心教育自己的弟弟表示真诚的感谢：“舍弟辈蒙教爱饮食，情谊逾于同胞。每闻九舍弟道及去年在馆诱掖之勤、督责之宽、属望之切、沆瀣之洽，薄物细故，至纤至细之曲折深厚，真令人衔感次骨，酬谢鄙忱，万言难殚。”另一方面，又期望朱尧阶在已经很高的个人修为上继续精进：“淡禄堂襟山抱水，气局开展，当是君家巩固之基。”“益望读书守己，敦朴诚，去机械，毋图小得，毋怀赊望，知足知止，苟合苟完。‘以善养人，以德服人’，此谣近似迂阔，实切要也。”曾国藩对朋友抱有厚望，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更是严格。咸丰三年（1853）三月，李续宾和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大败于安徽巢湖之滨的三河镇，曾国华战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彭玉麟的部下找了一具无头死尸，说是曾国华的，总算给了曾国藩一个交代。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在回朱尧阶的一封信中说：“三河之变，迥出意表。舍弟温甫捐躯报国，得附忠义之林，原可无憾，惟先轸归骨，尚留遗憾，深为恸惜。而鄙人以往岁违言，深思致戾之由，悔歉无穷。”接着又说：“弟重莅戎行，军务仍无起色，惟接对僚友，综治细事，不敢疏慢……阁下深交至戚，如闻敝处或有愆失，尚恳飞函示知，以便随时补救。”同治六年（1867）八月，曾国藩再度写信给朱尧阶说：“惟东南民困，捻患方炽，军务一日未平，则一日常在殃咎之中；此身一日未死，则一日难弛战兢之怀。阁下若闻鄙人有失德堕行，尚望惠书规戒，无少讳贷。即寒门子弟，或有愆尤，亦望随时启迪。”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李鸿章、曾国荃在安徽安庆、无为一带奉剿太平军。三月，李鸿章攻克仓州，朝廷闻讯欣喜，并予嘉奖：授左宗棠闽浙总督兼署浙江巡抚，不久，又补授曾国荃为浙江巡抚。而此时的曾国藩已在一年前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节制数省。曾国藩深恐“兄弟均当大任，受恩愈重，报称愈难”，请求朝廷不要补授曾国荃浙江巡抚，给他安排一个藩司（布政使）就行。这样的事，曾国藩也在书信里跟朱尧阶认真商量，可见其对后者的信任。

二

一个人长年在外，对家事很难顾及，尤其在交通和通信都不很方便的时代，此时，好朋友往往得担任“救场”的角色。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初七日，曾国藩写信给父亲：“如有便附物来京，望附茶叶、大布而已。茶叶需托朱尧阶清明时在永丰买，则其价亦廉，茶叶亦好。”曾国藩有个堂叔楚善光景极苦，不得不卖田还债，卖了田，生计又无着，曾国藩第一时间想到请朱尧阶帮忙，希望其同意租佃所管田产。曾国藩请求父亲先跟朱尧阶说说楚善的苦况，待他答应，自己再写信与其详细协商。道光二十六年（1846）九月，曾国藩的祖母仙逝，葬于湘乡二十四都木兜冲。对于此块墓地，曾国藩不满意，写信给朱尧阶，请求其代寻别的地方，只是因为曾的祖父反对而不得不作罢。后来，曾国藩的祖父、父母逝世，曾国藩都曾邀请朱尧阶为之看风水，并且对其言听计从。曾家一向寒素，朱家相对富裕，朱尧阶每年主动赠送大量稻谷给曾家，直至曾国藩在京城做了侍讲，依然“岁给不辍”。朱的这种深情厚谊使曾国藩深感惭愧。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三，曾国藩给父母写信说：“朱尧阶每年赠谷四十石，受惠太多，恐难为报，今年必当辞却。”

朱尧阶不仅在家事上极力为曾国藩分忧，在事业上也是竭尽全力予以帮助。道光三十年（1850）夏，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咸丰二年（1852）春，太平军经广西全州攻入湖南道县，先后又进入桂阳、郴州，八月进攻长沙。就在此前的六月份，曾国藩受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行至安徽太和时，突接母亲江太夫人病逝噩耗，只得向朝廷申请回家丁忧。由于路途遥远，直到八月下旬才到达老家。十一月，湖南巡抚张亮基收到上谕，诏令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出任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原本打算上疏请求“在家终制”，但经不起湖南巡抚张亮基、朋友郭嵩焘等人的劝说，十二月下旬火速赶赴长沙，与巡抚张亮基一起“查办匪徒”。咸丰三年（1853），他一边剿办土匪，一边与继任巡抚骆秉章一起组织江忠源、王錱、罗泽南、曾国葆等人在长沙抵御太平军。后来，湘军受命赴江西援剿太平军，乡勇死者八十余人，营官四人。江西解严，曾国藩又接到上谕，“驰赴湖北”。阵亡将士需要褒恤，褒恤既是对死者的盖棺论定，更是做给生者看的，可以激励士气。武昌是水城，其时，太平军的水师在长江上下游弋往来，如入无人之境，想将仗打赢，必须筹措船只。从某种意义上说，褒恤阵亡官兵、筹措战船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募勇、筹款。在此紧急关头，曾国藩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朱尧阶。

曾国藩嘱咐朱尧阶做的第一件事是在湘乡县城建造忠义祠，并对具体细节都做了安排。比如选址，他记起湘乡县城“南门节孝坊旁有户书张廷营大宅，已籍没入官矣”，认为“以此地改作最好”。比如筹款，曾国藩说：“至劝捐助费，弟先出二百千以为倡，贺石农钱百千，业经面定。此外岚暄、膏如诸兄，皆须捐助。求兄代致鄙意。”他还委托朱尧阶跟素与自己交厚的湘乡知县唐逢辰和前任知县朱孙诒联系，请其捐钱。忠义祠“规模仿河街潘氏祠，门外为牌坊之状，彼所谓‘紫岩第’者。此刻‘忠义祠’三字。将来钱多，尚须建一石坊，以壮观瞻。其内建一大厅，如庙宇正殿，两厢如两庑，以宏敞坚实为主”。曾国藩要求“木石各料，不可草简。监工者，尤须择一廉明贤干者为之，务祈兄慎选也”。朱尧阶没有辜负曾国藩的重托，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建成了此座建筑。

咸丰三年九月，时在衡州的曾国藩致信朱尧阶，请其“雇募水手三四百，须择其来历可靠、胆气略大者，资送来衡”。因为曾国藩找人所造木排的船工、桨手都想用湘乡人，“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他担心这些人见了木排害怕，特地说明“每排后须有一小船，随之以行”，“无事则随排，打仗则置五里以外暂避。或仓皇不及避，则船上之人皆至排上，以避枪炮，并万无一失”。曾国藩希望朱尧阶代雇四五十号或七八十号这样的小船，于十月半前送到衡州。同年十一月，曾国藩又写信给朱尧阶，请其代为买船，一是战船，一是民船。战船需买钓钩子（湘江中一种较大的民船），以便将船头改装安放大炮，并装载水勇；民船仍用来做买卖，“米、煤、油、盐百货日用之需，无一不具；百工匠艺杂流之人，无一不载”。曾国藩交办的这些事非常琐碎，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有时还得自己垫钱，并非每个人都愿意去做，急公好义的朱尧阶却毫无怨言地完成了任务。

三

如果有人认为朱尧阶是在“钓鱼”，先投放诱饵，再从曾国藩身上谋取好处，那就大错特错了。朱尧阶将曾国藩交办的事做得又快又好，曾国藩非常感动，奏报朝廷，朱氏以功被保选训导，后来又因建昭忠祠（即忠义祠）、东皋书院等功绩加盐提举衔。但当官并非朱尧阶之志，他淡泊利禄，更无意攀龙附凤，始终以课徒为生。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几次真诚地邀请朱尧阶出山帮衬自己。对于曾氏这种明显的提携之举，朱尧阶以“养亲”为由，毫不犹豫地谢绝了。

说到朱尧阶的高洁人品，还有许多小故事。咸丰初年，邑中豪族鱼肉百姓，贫苦农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朱尧阶帮助县令朱孙诒诛奸锄暴，革除粮饷陋规，减轻南漕帮价，泽被数世。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湘军大幅裁撤，会党势力大增。湘乡设三里团防局，曾国潢总领中里，以剿盗匪为名，常常株连无辜。朱尧阶多方奔走，多有救正。某年冬天，朱尧阶赴曾国潢家，索看“盗匪”名册。他在炉边烤火，假装瞌睡，让名册掉入火炉中，使其烧毁。曾国潢非常不高兴，但碍于朱尧阶是其老师和亲家，又与其兄曾国藩情同骨肉，也不好说什么。朱尧阶此举保全了大批无辜者。说起这个，乡人至今称赞不已。

曾国藩在官场上是个幸运儿，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三十七岁便做到礼部侍郎，官居二品。此后，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追剿太平军，虽然也受过委屈，却始终身处高位，晚年更是当上了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他的故旧或门生多是倭仁、张亮基、骆秉章、官文、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宾、彭玉麟、李鸿章这等“居庙堂之高”的人物，像朱尧阶这种乡野之友并不多。他们一个虎在山林，威风凛凛；一个鱼在江湖，不受关注，然而，无论曾国藩的地位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与朱尧阶的友谊坚如金石。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曾国藩的不势利，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朱尧阶纯净的品质在曾国藩心中的非凡地位。曾国藩逝世之后，朱尧阶极其悲痛，写了一副情真意切的挽联，还作有数首总题为《哭曾文正公》的悼诗，“今朝剪纸招忠魂，去岁邮书问病魔”“白首故人悲落落，惟公姓氏永难磨”之类的诗句催人泪下。

作者：游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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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