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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彭剑 马嘉钰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由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所驱动时代，文生视频模型已突破了内容创作的专业壁垒[1]，将动态视觉的生成能力交到每一位普通用户手中。在此背景下，“AI魔改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文化实践，泛指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既有文化符号进行再创造的创作形式。这一实践不仅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的二次创作，更涵盖青年亚文化中以“玩梗”“戏谑”为特征的内容生成。其发展的背后，折射出技术资本、平台算法与大众参与之间的复杂互动，成为观察数智时代文化生产机制的重要窗口。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当下，国内学者捕捉到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学者孟婧指出，“AI魔改”在本质上是一场由技术驱动的“符号狂欢”，更暗含了技术异化与失控的风险[2]。与此同时，研究也观察到，“AI魔改视频”呈现出强烈的“魔性”特质，它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风格，为年轻一代提供了宣泄压力与表达自我的数字飞地[3]，呼应了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欢节”式[4]的世界感受。

然而，当学术目光与公众讨论大多聚焦于其文化反叛意义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时，老年网民的境遇与体验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公安部2025年的数据揭示，在涉老年人的AI诈骗案中，冒充类诈骗高达62%[5]。这指向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在青年群体利用“AI魔改”进行戏谑与狂欢的数字疆域里，老年群体为何却成为了“赛博陷阱”的重灾区？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经典影视作品的AI改编、面向老年人的AI课程销售现象，或是围绕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困境及其原因等方面展开[6]，尚未将青年亚文化中涌现的各类抽象化、戏谑性“AI魔改视频”纳入研究视野。

本文将此类新型“AI魔改视频”纳入分析范畴，构建代际影响框架，系统阐释技术的生产、社交与移动可供性如何因代际差异而被差异化激活——最终导致青年群体获得文化表达赋权的同时，老年群体却面临价值观认知偏差的风险。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起源：从媒介特性到社会行为可能性

本文的理论基石是运用媒介可供性理论，该理论起源于吉布森生态心理学中的“可供性”概念[7]，该概念的核心在于强调生物体与环境的互补关系。直至传播学领域，伊恩·哈钦比与纳乔·莱斯特等学者系统地将可供性理论媒介化[5]，他们主张技术本身并非单纯的中性工具，而是以其特定的物质性与符号结构，为特定的社会行为与实践提供了可能性与约束。正如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理论所暗示的[8]，媒介技术虽呈现出越来越符合人性与需求的趋势，但这种“契合”如何被不同群体差异性地实现，正是可供性理论所要解答的问题。

（二）核心可供性维度：生产、社交、移动可供性

在“AI魔改视频”的生态中，生产、社交与移动可供性共同塑造了代际认知的断裂。

1.生产可供性通过低门槛创作使鲍德里亚所述的“拟像”成为日常[9]，青年群体借以构建后现代表达，而老年人却难以辨识其表演性，易将算法筛选的个案误读为社会常态。

2.社交可供性推动传播范式的裂变转型，在为青年构建数字部落的同时，却向老年人定向推送诱导性内容，使雪莉·特克尔所论述“群体性孤独”[10]在连接中异化为更深的理解危机。

3.移动可供性则通过无缝嵌入生活的媒介实践，将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11]分化为青年的“符号游乐场”与老年人的认知壁垒。

这三种可供性在赋予技术普惠表象的同时，也因数字素养的鸿沟加剧了代际间的不平等，使同一技术在不同群体间呈现出“赋权”与“围猎”的双重面向。

（三）整合视角：代际互动与AI可供性的三元结构

1.青年群体的“可供性驾驭”模式

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年群体凭借其较高的数字素养、对网络亚文化符号的熟悉度以及批判性媒介解读能力，能够主动地、策略性地驾驭可供性。（1）他们利用生产可供性进行戏谑性创作，实现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言的“狂欢式”[12]的世界感受，完成对主流的象征性抵抗。（2）他们深谙社交可供性的规则，通过算法获取流量，在迷因传播中强化社群归属。在此模式下，技术可供性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交货币，其结果是赋权与狂欢。

2.老年群体的“可供性围猎”模式

作为“数字移民”，老年群体受限于数字技能鸿沟、传统媒体形成的认知框架，以及可能存在的“群体性孤独”与社会参与度降低，他们在与技术可供性的互动中处于被动地位。（1）他们难以辨识生产可供性制造的“超真实”拟象（如AI伪造的医疗权威专家）。（2）他们被动陷入由社交可供性（算法推荐）和移动可供性（便捷接入）共同编织的“信息茧房”与“拟态环境”中。其结果是，他们从“可供性的享有者”异化为“可供性的捕获对象”，面临信息误导、情感操纵与认知混淆的风险。

3.整合视角：代际互动与AI可供性的三元结构

在AI技术日益嵌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青年、老年与“AI魔改视频”之间构成了一个动态的三元关系结构。具体而言：（1）青年群体凭借其技术熟悉度，成为AI内容生态的“定义者”与“引领者”，而老年群体在技术中处于“受制者”的位置；（2）“AI魔改视频”作为技术中介，既可能因代际能力落差加剧数字鸿沟，也可能在积极的代际互动中成为沟通的桥梁；（3）从更宏观的社会技术系统看，青年与老年并非孤立地面对技术，而是共同嵌入由AI可供性所重构的传播生态中，二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行为模式与权力关系，持续受到这一生态的塑造与调节。

本文框架将“AI魔改视频”视为一个由技术可供性构成的“场域”，青年与老年群体凭借其不同的“资本”与“惯习”在这一场域中进行实践。通过这一视角，揭示“创意舞台”与“认知陷阱”这一图景背后的作用机制，为后续的案例分析与结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法，选取抖音平台传播的“AI魔改视频”，系统考察该类视频对代际认知模式的影响机制。

在数据收集方面，首先对案例视频进行系统的文本分析，识别易引发代际认知差异的关键特征。其次，采集用户互动模式等数据，重点分析不同年龄段用户的评论差异。再次，整合与案例相关的网络讨论，构建完整的语境档案。最后，选取代表性用户评论进行细致的语义分析，以揭示代际认知框架的差异。在分析方法上，本文综合采用比较案例分析与内容分析法，先对每个案例进行独立剖析，梳理其内容特征与传播模式；再通过横向比较；最后依据媒介可供性理论，构建代际认知差异的解释框架。借助“AI魔改视频”这一可观察的材料，揭示不同代际对网络文化符号的理解差异及其本质，为认识数字时代的认知差异提供新视角。

四、研究分析：可供性错位与代际认知鸿沟的呈现

（一）青年亚文化：可供性赋能下的戏谑狂欢与文化抵抗

1.生产可供性：技术赋权下的代际认知错位

青年创作者通过低门槛的AI视频生成工具，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符号的创造性转化。抖音平台上的“地铁博爱座争夺战”“用AI流浪汉骗爸爸看他什么反应”等作品展现鲜明的代际戏谑性。他们与年轻受众共享社会议题认知，却利用AI技术刻意制造时空错位，实践着巴赫金所描述的狂欢节精神[13]，以此解构现实、表达自我。然而当这些“文化玩笑”触及缺乏解码能力的老年群体时，单纯的戏谑便转化为代际文化隔阂的缩影，凸显出AI时代跨代际传播中亟待解决的认知协调困境。

2.社交可供性：算法驱动下的迷因传播与社群建构

在社交可供性维度，“AI魔改视频”的传播呈现出典型的迷因化特征，这在抖音流行的AI视频“猪妞”系列中尤为显著。该系列以一个不爱上学、酷爱吃火鸡面的仓鼠形象为核心，通过AI技术生成其在各种生活场景中的趣味表现。算法系统在识别其爆款潜力后，通过精准推送激发用户的二次创作热情，迅速衍生出系列内容，形成完整的迷因传播链。这一过程催生了独特的社群互动模式。对青年而言，“猪妞”代表着对刻板教育的幽默反叛；而对缺乏相应解码能力的老年观众，则可能误解为对不良行为的鼓励，凸显了代际间的文化隔阂。

3.移动可供性：时空解域下的文化渗透与代际隔阂

移动可供性使AI魔改文化深度渗透日常生活。青年通过移动设备在碎片化场景中即时创作与反馈，推动“猪妞”等亚文化符号快速迭代，并在私人化空间中获得创作自由。然而，这种全天候传播也加剧了代际隔阂——当老年人在家庭场景中接触到这些内容时，因缺乏文化解码能力而易产生误解。移动终端的场景交融使亚文化内容不可避免地进入跨代际传播，持续扩大着代际认知鸿沟。

（二）老年群体：可供性围猎下的认知混淆与情感陷阱

在数字技术普及进程中，相同的技术可供性，因代际数字素养、社会角色和情感需求的差异，使老年人在数字生态中处于弱势地位。社交与移动可供性的结合，为老年人构筑了一个难以辨识的“拟态环境”。算法通过“您的好友也在看”“权威专家推荐”等标签赋予AI内容虚假的社会认同，而移动终端则让这些内容无缝嵌入日常生活，使得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指出的“日均143分钟观看时长”不仅是一个数据，更成为老年人深陷数字围猎的现实写照[11]。生产可供性的发展更直接冲击了老年人的传统认知框架，AI技术轻易伪造“110来电显示”、创建逼真的“权威专家”数字人像[15]，使其既有的信息鉴别体系不堪一击。

（三）小结：从可供性错位到认知鸿沟

AI魔改视频引发的代际问题，本质上是技术可供性与用户主体能力之间错位的集中体现。青年群体能“主动”驾驭可供性，而老年群体则被动“陷入”由可供性构筑的陷阱。沃尔特·李普曼提出的“拟态环境”与让·鲍德里亚警示的“类像”理论[16]，在老年群体的媒介体验中成为了现实，他们难以分辨青年亚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戏谑”符号，最终在虚实交织的“魔境”中，思想认知被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操纵。

结语

“AI魔改视频”对青年是赋权工具与创意舞台，对老年人则可能成为认知陷阱与风险源头。这一现实警示我们，技术的民主化若忽视代际数字素养鸿沟，将加剧社会不平等。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在技术治理层面，通过在AI生成视频中强制标注内容来源，增强老年人对视频属性的直观识别能力，从源头上降低其因误判内容性质而产生的认知风险。

二是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通过课程形式由年轻一代向老年人系统解析网络亚文化符号与表达逻辑，提升其对AI内容的辨识与批判能力。

三是在社会支持层面，构建老年人数字权益保障网络，依托社区开展常态化防骗教育，并开发适老化的安全防护工具，以技术手段弥补其风险感知滞后性。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基于二手案例与文献分析，虽然能够揭示结构性特征，但对个体复杂体验的捕捉尚有不足。未来研究可通过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更精确地测量代际感知差异。在技术快速迭代的今天，构建一个全龄包容的数字环境已成为紧迫的社会命题。

（作者彭剑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马嘉钰系该所硕士研究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彭剑 马嘉钰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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