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陵

作家彭晓玲怀敬仰之心、以深情之笔创作了长篇传记《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谭嗣同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戊戌六君子”以自己的从容就义，在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一曲慷慨悲歌，揭示了一个腐朽封建王朝必然崩溃的命运。英雄不死，浩气长存。作家彭晓玲书写谭嗣同，试图写出她心中的英雄，塑造一个有新意的历史人物形象。

写作本书之前，彭晓玲出版了散文集《寻访谭嗣同》，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谭嗣同》。经过了扎实的思想探索和艺术积累，才着手创作一部难度更大、更有挑战性的人物传记《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这个漫长的体验和写作的过程，让作家的思想得以成熟，艺术得以提高，更是让作品如评论家刘彦君所准确评价那样，“触碰到了中国近代史的深度和高度”。

所谓历史的“深度”应该是将作品主题思想触及到时代深刻的矛盾冲突。19世纪末的中国，朝廷腐朽、国家贫弱、社会动荡、百姓水深火热。西方列强的侵略与欺凌，清政府的软弱与无力等内忧外患，都在表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正挣扎在崩溃的边缘。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加深了国家的灾难，也加速了清王朝走向灭亡。在这个危机深重的时候，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足、民族的振兴，成为这个时代仁人志士的渴望和理想，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这种进步的思想，必然与一个破败没落的王朝统治发生剧烈的冲撞。“戊戌变法”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虽然维新变法只有短短百日就悲惨地失败了，却强力动摇了封建王朝，催生了一种真正的改变国家命运的革命力量。

所谓的历史“高度”显然强调了作品的高站位、大格局和长远目光。作品能够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到唯物史观的思想层面上，去认识百日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去评价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唐才常等近代进步知识分子与维新派的历史贡献，去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和历史的必然性，由此突出了历史精神和历史的力量。

在厚实的思想基础上，作品努力塑造谭嗣同人物形象。“戊戌变法”后期，1898年的9月5日，谭嗣同受到光绪皇帝召见，与杨锐、刘光第、林旭任四品军机章京，正式参与朝廷新政。而到了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就血洒菜市口。如果从谭嗣同抵北京算起，前后也不过三十余天。这当然是百日维新斗争最惨烈的日子，也是谭嗣同人生最为耀眼的时刻。他的政治抱负、人生理想和性格，都在最后的时刻绽放出夺目的光芒。实际上，他有时间避险逃脱，躲过捕杀，然而他选择了死，从容而豪迈地走向了刑场，用他的生命给这短命的变法画上一个悲剧的感叹号，由此铸就了他不死的英雄魂魄。作品紧紧抓住这段历史展开叙述，写出了一个视死如归的英雄。

与此同时，作品更加注重展现人物的成长史，把主要篇幅放在细致描写英雄品格的形成上，力求使谭嗣同这个形象与现实环境、历史文化融为一体。谭嗣同生在一个关系较为复杂的官僚家庭，虽然从小就跟父亲走南闯北，颇见世面，但父子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要他学桐城派八股，以便参加科考，走为官之路。但他很聪慧，学什么都充满兴趣，一学就会，却偏偏不喜欢八股文。在他那个年代，流行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派理念，他佩服的是王夫之“经世致用”的思想，感兴趣的是《化学鉴原》《代数术》《声学》《电学》等西方书籍，一心向往西方先进技术的学习。同时，他又是一个受传统礼教影响很深的孝子，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愿，不敢抗拒父亲的安排，不得不多次参加科考。随着他每次乡试不中，他与“洋务派”思想则越来越接近。他周边的朋友们也都带有进步倾向，主张维新变法，因此，作为一个才华过人、思想活跃的青年，谭嗣同成为了他们中的领袖人物，并且顺理成章地成为光绪皇帝变法坚定的支持者。可以看出，谭嗣同身上的英雄性格中，也在暴露不可克服的软弱性。他身上的那种忠君意识来自对父亲权威和封建礼教的服从，由此也透出了他性格内在深层次的矛盾，使他的热情底下潜藏着某种历史性的危机，也使得“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彭晓玲曾经采用虚构艺术方法，塑造了一个充满时代激情又带着时代矛盾的小说人物形象。当她还原出一个真实的英雄的时候，仍然保持了人物性格的冲突性，从而更有深意地呈现出形象背后的时代悲剧。

作品引用了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谭嗣同的评价：“他不愧为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大运动的最高理论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中一个代表时代精神的大哲学家。”评价精准到位，至今仍然有新意。冯先生的思考，一定源于对谭嗣同代表作《仁学》的研读。这部著作激情的社会思想、鲜明的现实针对以及锋锐坚定的分析，都体现了谭嗣同理论家哲学家的思想与水平。总之，《拔剑欲高歌——谭嗣同传》使谭嗣同的英雄气概得以升华，更显“深度”和“高度”。

摘自《中国艺术报》

作者：张陵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范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