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君华

郁达夫《毁家诗纪》十首

一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

二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

三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

四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

五

犹记当年礼聘勤，十千沽酒圣湖濆。

频烧绛蜡迟宵柝，细煮龙涎涴宿熏。

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减李香君。

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

六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开日，愁听人歌缓缓来。

七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

八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

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

九

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

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

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樊素貌应肥。

多情不解朱翁子，骄俗何劳五牡騑。

十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郁达夫（1896-1945），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其生命轨迹恰似一幅浸透现代性困境的文人长卷。这位生于富春江畔的才子，早年以《沉沦》震破旧道德的铜墙铁壁，将青年的苦闷与觉醒熔铸成白话文学的惊雷；晚年以《毁家诗纪》完成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在七律七绝的格律间剖开灵魂的褶皱；最终在苏门答腊的丛林中，以鲜血为墨封印其跌宕传奇的一生。他的笔端始终激荡着传统士大夫的赤子心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清醒痛——留学日本时，既汲西方浪漫主义的自由火种，又植明清性灵文学的风骨；抗战军兴时，既以笔为枪奔走呼号于救亡前线，又在流亡途中将私人情感的碎玉，缀成映照民族命运的珠串。《毁家诗纪》正是这种精神双重性的极致绽放，十首诗词既是婚姻破裂的血泪自白，亦是烽火连天的民族心灵史；既是个体情感创伤的诊疗记录，更成为探照中国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棱镜，映照出历史巨变中个体尊严与家国大义的纠缠与坚守。

展读《毁家诗纪》十首，宛若推开一扇斑驳的朱门，门后既是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情感残局，亦是一个民族在战火中的颠沛剪影。这些创作于1936至1938年间的诗作，在个人情爱的剧烈震荡与家国命运的深刻危机之间，织就一座令人窒息却又不忍离去的抒情迷宫。若要读懂这迷宫，需同时执两柄钥匙：一为文本细读的放大镜，辨得用典背后的肺腑私语；二为历史语境的望远镜，见得字句之外的烽烟万里。

《毁家诗纪》最惊心动魄的，是郁达夫将中国文人讳莫如深的“闺房之耻”，裸呈于时代的聚光灯下。第四首中“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两句，化用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怅惘，以“琵琶别抱”直指王映霞的情感转移；诗下自注更毫不避讳地记述丽水旅居时与许绍棣的邻舍细节，将古典诗词的含蓄美学，推向现代性自我暴露的极致——宛若在锦缎上撕开一道裂口，让脓血与真心一同淌出。

这种情感的赤裸书写，在第五首中达到高潮。“犹记当年礼聘勤，十千沽酒圣湖濆。频烧绛蜡迟宵柝，细煮龙涎涴宿熏”，诗人以王羲之坦腹东床聘郗璇的风雅、侯方域与李香君桃花扇底的痴情，复刻与王映霞初遇时的浓情蜜意；然笔锋陡转，“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今昔对比如冰火相击，将曾经的鸾凤和鸣与现今的劳燕分飞并置，撞出震耳欲聋的情感轰鸣。更耐人寻味的是，郁达夫在自注中详记追求时的“酒资”“烛费”，这种将情感量化的尝试，恰似给浪漫蒙上一层现代性的薄纱——既是对爱情物质基础的清醒认知，亦是现代人情感异化的无声叹息。

第六首“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则索性揭开婚姻的物质内核。“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媒”，以“铸铁成错”的悔恨、“一饭论交”的凉薄，道尽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无奈；“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的意象，既承袭李商隐“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缠绵悱恻，又注入现代人对婚姻现实的冷峻打量——金盆覆水难收，心篆成灰难燃，古典的诗意与现代的困境在此交融，酿成《毁家诗纪》独有的苦涩回甘。

《毁家诗纪》的深刻，从不只在于个人情爱的悲欢，更在于它将私人情感的涟漪，扩写成民族命运的波澜。第一首“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看似是寻常的离愁别绪——元宵佳节本应灯火可亲，却只剩诗人独对高楼的寂寥；然细品便知，这“寂寥”不止是夫妻分离的孤苦，更是战时知识分子流亡无依的集体写照，一盏孤灯映出的，是千万游子的漂泊身影。

而第三首则完全挣脱私人情感的桎梏，转向公共领域的家国书写。“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诗人以“劳军”之行切入，笔下是春风拂过中原的生机，是军营大纛飘扬的威仪；“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更直接呼应台儿庄大捷后的振奋战局，将个人行迹与民族抗争牢牢绑定，字里行间满是“还我河山”的壮志豪情——此时的郁达夫，不再是沉溺情伤的文人，而是胸怀家国的志士。

这种公私领域的频繁切换，在第七首中织就奇特的复调结构。“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渭城曲”的离歌本是私人离愁的载体，却在“愁如大海”的喻体中，漾开时代的愁绪——那愁，既是夫妻离心的苦，亦是山河破碎的痛；“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更将离婚诉讼的琐碎，与“天荒地老”的永恒并置，让私人的恩怨在时间的长河中，染上史诗般的悲怆——仿佛个人的悲欢，本就是民族命运的微缩镜像。

最令人动容的，是第八首那近乎遗嘱的绝唱：“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彼时郁达夫已预感自己或将客死南洋炎荒，却在“万死”的绝境中，将对子女的嘱托视作唯一遗言。“为侬清白”四字，既是对自身名誉的最后坚守，亦是乱世中父亲对子女的深沉牵挂；而这份牵挂背后，更藏着一个知识分子对民族未来的期许——子女安好，便是山河重光的希望。私人的生死预感与家国的飘零感在此交融，让个体的情感获得了历史性的重量。

《毁家诗纪》的精妙，更在于它构建了一套复杂的时间修辞学，让诗人在时间的维度中，完成从创伤到超越的精神救赎。第二首“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开篇，将个人婚姻的悲剧置于“中原扰攘”“大劫将至”的民族危亡背景下，让小我之痛与大我之难相互映衬，消解了私人哀怨的狭隘；而第九首“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则通过“江山依旧”的空间不变与“境全非”的情境已变形成强烈对比，将时间带来的创伤性变化具象化——曾经的温情之地已成伤心之所，山河未改，人心已远。

第十首作为组诗的收官之作，更是郁达夫精神超越的宣言。“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仍写乱世的飘摇与个人的惶恐；然笔锋一转，“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将个人的苦难重新阐释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考验，从被动承受转向主动担当；“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则借重读文天祥《正气歌》的契机，与先贤的爱国精神共鸣，最终达成“我比前贤路已宽”的精神和解——前贤虽有气节，却未见证民族抗争的曙光，而自己虽历苦难，仍可投身救亡，这条路，比前贤更宽，也更有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毁家诗纪》的时间顺序并非随意排列：从个人离愁的“元宵寂寥”，到国家危难的“劳军征程”，再到精神超越的“正气长歌”，实则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创伤叙事机制。郁达夫通过诗歌的编排，将破碎的情感经验、混乱的时代记忆，熔铸成有序的审美对象——他不再是创伤的囚徒，而是创伤的重构者，在诗行间完成了自我救赎。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私人写作”案例，《毁家诗纪》的价值，早已超越一组情诗的范畴。它打破了公与私的壁垒，让私人情感成为观察时代的窗口；打破了传统与现代的隔阂，在七律七绝的格律中，注入现代人最赤裸的情感体验——既保持“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的用典精当，又拥有“州似琵琶人别抱”的直白尖锐；更打破了抒情与纪实的界限，诗与注相互印证，让文学的诗意与生活的真实交织共生。

郁达夫以惊人的勇气，将古典诗词这一传统文体推向现代情感表达的极限——他证明了，古老的格律不仅能吟诵风花雪月，更能承载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同时，他也暴露了这种文体的局限——当情感过于汹涌、现实过于残酷时，格律的枷锁仍会束缚表达的自由。这种探索与矛盾，恰是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真实写照。

如今重读《毁家诗纪》，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男人在情感破裂中的挣扎，一个诗人在艺术与生活间的徘徊，更看到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家国、私密与公共之间的艰难求索。那些浸透血泪的诗句，早已超越了个体的悲欢，成为研究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珍贵标本——它像一面镜子，既照见了一个时代的烽烟，也照见了一颗灵魂的赤诚。

责编：王相辉

一审：张颖琳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