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湖诗群：大湖文脉的当代续写

蒋士美

洞庭湖古称“云梦泽”，其浩渺烟波与深厚人文，早已超越地理范畴，演变为一个承载着华夏民族集体记忆与文化想象的精神符号。从屈原“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彷徨悲歌，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再到杜甫、李白等无数文人墨客的吟咏题刻，洞庭湖的文脉奔流不息，汇入中华文明的宏大叙事。时至今日，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个以岳阳诗人为主体的“大湖诗群”悄然崛起。他们并非对古典文脉进行简单的复刻与膜拜，而是以当代人的敏锐感知、深沉忧思和诗性智慧，主动肩负起“续写”的使命。他们的诗歌，既是向悠久传统的致敬，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回应，更是一场关于生态、文化与人性命运的深刻对话。本文旨在通过对岳阳市大湖诗群近期文本的细读，从古典意象的现代转译、生态书写的警示与救赎以及在地性认同中的现代性反思三个维度，探讨大湖诗群如何实现大湖文脉的当代续写与创造性转化。

一、 古典意象的现代转译与精神返乡

大湖诗群的诗人们深谙，续写并非摹写，真正的传承必然伴随着创新。他们巧妙地化用、激活甚至颠覆古典诗词中沉淀已久的洞庭意象，赋予其鲜明的现代意识与哲学思辨色彩，完成了一场场精彩的精神返乡。

李冈的《九龙舞》堪称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典范。诗人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九龙舞"从民俗表演提升为文化图腾："离开水，照样腾跃自如/托举着一片两千多年的穹顶"。这里的龙不再是神话生物，而是文化血脉的具象化，"一节木棍"中蕴藏着"排山倒海的气势"，舞动的是"一条滚烫的脐带/连接着山村所有的期盼"。诗人敏锐地指出，这不仅是艺术表演，更是"他们的另外一种根系"，是现代人与传统文化最直接的血肉联系。这种对民俗的诗性升华，展现了大湖诗群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文化深意的非凡能力。李冈的另一首《登塔》则以登高望远这一传统题材为切入点，在"借助风力/将南湖和城市缓缓放低"的物理上升中，完成精神的超越与哲学的叩问。诗人深刻指出"人与佛的距离何止一座塔高"，揭示了外在攀登与内心修行的辩证关系。

同样精彩的转译见于刘创的《危险的渔火》。“渔火”，在张继的《枫桥夜泊》中是“江枫渔火对愁眠”的静谧与羁旅之愁，成为一种永恒的审美定格。然而在《危险的渔火》中，这一意象被彻底重构：“渔火是旧的，漂在多维的江面 / 像一句不肯沉没的谶语”。这里的“渔火”不再是慰藉，而是充满悖论的象征。它模拟温暖，却“从不承诺救赎”；它像是指引，实则“引诱我们走入深水”。诗人尖锐地指出：“在黑暗中航行太久 / 光便成为危险的慈悲”。这是一种深刻的现代性隐喻：在价值多元、方向迷失的时代，任何看似绝对的光亮与信条都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诱惑，使人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最终导向“温柔的溺亡”。诗人由此提出一种悲壮的觉醒：“我们逐渐学会用熄灭辨认航道”。这种对传统意象的祛魅与重构，体现了当代诗人批判性的独立思考，他们不再沉溺于古典田园牧歌的想象，而是直面现代人复杂、矛盾甚至危险的生存处境。

“水鸟”（或惊鸿、沙鸥）在古典诗词中常是自由、飘逸或孤独的化身，如杜甫的 “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刘创在《惊弓之水鸟》中，则将其塑造为现代人普遍精神困境的喻体。“一只被弓箭惊吓过的水鸟 / 或许已渐渐认不出自己的形状”，开篇便定下了创伤与异化的基调。水鸟的飞翔不再是自由的象征，反而成了“一条捆住自己的绳索”；它的迁徙，则是对命运无可奈何的顺从，“永远说服不了奔流”。诗人由物及人，发出震耳欲聩的慨叹：“多少漂泊者，终其一生 / 都在水中打捞天空的倒影”。这“天空的倒影”恰如现代人所追逐的虚幻梦想与身份认同，求而不得，永在途中。这首诗超越了个人伤怀，升华为对一代人精神漂泊状态的集体写照，古典意象因此承载了厚重的存在主义哲思。

扁舟、落日、芦苇等意象也都在大湖诗群的笔下获得了新生。程岳华在《湖边独步》中，将湖面波光转化为自我发现的镜像：“他看见另一个自己，从波光中站起”，实现了古典“对影成三人”式的意境现代化。其《一座楼的呼吸》更是将岳阳楼这一文化地标人格化，“楼窗似肺叶，于风雨中翕张 / 吞纳岁月沉淀的沧桑”，让古建筑焕发出生命的节奏与体温，喻指传统文化仍在呼吸，并与当代城市血脉相通。杜华在《洞庭秋月》中描绘“渔村夕照”，既保留了“落日的翅膀 / 拍打一江绚丽的嫁妆”的古典诗意，又清醒地指出“古老的渔猎已然落幕”，在怀旧与现实的张力中，勾勒出时代变迁的轨迹。而宋北丽在《再写采桑湖》中，则让“桑叶”与娥皇、女英的神话对话，让“芦苇”成为“季节的睫毛”，以细腻的女性笔触，为古典传说注入了新的生命气息。晏杰芳的《湖镜》以极简诗语重构古典意境："每日，你与天空对镜/与飞鸟击掌"，将湖面喻为亘古之镜，在"摆渡的桨声"中照见永恒与瞬间的辩证，延续了"湖光天色"的传统审美又赋予现代哲思。

这种转译能力，表明大湖诗群的诗人并非传统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能与古人进行平等、深度对话的阐释者与创造者。他们让古老的意象重新开口，诉说当代的困惑与求索，从而实现了文脉真正意义上的活态传承。

二、 生态书写：从田园牧歌到环境警示与行动呼吁

如果说对古典意象的现代转译体现的是大湖诗群的文化自觉，那么他们对洞庭湖生态危机的深切关注与犀利书写，则构成了其诗歌最震撼人心、最具当代价值的核心部分。他们的生态书写，已然超越了早期乡土诗中常见的田园牧歌情调，呈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和行动导向，将诗歌推向了社会介入的前沿。

叶菊如的《致江豚》无疑是大湖诗群生态诗歌的扛鼎之作。这组长达11节的诗歌，融合了抒情、叙事、纪实和议论，堪称一部关于长江江豚的微型史诗。诗人首先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江豚的可爱与灵性：“领头的那只，又是点头 / 又是微笑”，其乳名“江猪子”更赋予其与人亲昵的在地化特征。然而，笔锋迅速转向严峻的现实：“告诉你一个秘密：江猪子的数量 / 比野生大熊猫还要稀少”。诗人引用具体数据和志愿者徐亚平的话，使诗歌具有了无可辩驳的纪实力量和警世效果：“他只想做一个拯救江豚的志愿者 / 而不是江豚追悼会的志愿者”。

这首诗的深刻性还在于，它并未止于情绪宣泄，而是深入揭示了生态危机背后的复杂成因：采砂船和运输船“伤害了江豚的家园”，捕捞船进行“误会式屠戮”。更值得一提的是，诗人通过渔民老何“把打渔船变作巡护船”的感人故事，树立了一个从索取者到守护者转变的典范，暗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解的可能路径。诗中“哭泣的江豚成了网红”一节，更是对现代社会围观式环保与消费式同情的尖锐反讽。最终，诗歌升华为一种坚定的行动呼吁和沉重的文化反思：“我相信，我们都爱洞庭湖”。这种爱，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基于深知与责任的、具有实践力量的深沉情感。

刘创的《变形记》则以高度凝练的象征和超现实的画面，描绘了一幅生态濒临崩溃的末世图景。“卸下秋风。湖蚌目睹一片汪洋 / 在一夜之间退向茫茫滩涂”，开篇即营造出一种巨大的失落感。树杈上“谁遗落的外套”，空袖子向逝水告别，宛如一个文明的葬礼。“穿解放鞋的老人，深陷沼泽 / 而他的羊群，在化成云朵之前 / 仍低头啜饮浅湖”，这些意象充满悲悯与荒诞，暗示了农耕文明在生态灾难前的无力与异化。诗的结尾极具冲击力：“在低洼处，一只湖蚌让出肉身 / 大湖蜷缩为一捧水 / 静静躺在，它再也不能合拢的空壳里”。湖蚌与洞庭湖的命运在此重合，一个宏大的生态系统最终萎缩成一个可悲的象征物。这首诗不再是对具体环境问题的指控，而是对整体性生态悲剧的哲学寓言，其艺术感染力令人窒息。

此外，拾柴在《滩涂日志》中以独特的实验性语言，记录了生态系统的细微变化。诗人用"调弦河口 溯流而上清冷春雨织起低声部乐章"这样富有音乐性的诗句，将自然声响转化为艺术表达。"匆促记下：东偏北30度方向异人出没伤百株苜蓿"的日志体记录，赋予诗歌一种生态监测的现场感，这种形式创新拓展了生态诗歌的表现边界。戚寞在《水路》中则以相对朴实的语言，表达了对洞庭湖生态的深切关怀："碧波荡漾/八百里洞庭宽阔无边/恰好装下一片湛蓝的天空"。诗人通过"居住在洞庭湖畔的人们/距离天堂，最远/不过一条水路"的诗意表述，既描绘了洞庭湖的理想形态，也暗示了这"天堂"般的环境需要用心守护的现实。

蒋鑫爱在《汨罗江》中将生态污染与屈原的悲壮传统并置，让河流的伤痛与文化记忆的伤痛相互叠加，倍增其沉重感：“时间的伤口 / 划过苍茫天空那声凝叹”。操和常在《我抱着半湖残浪喊你》中，则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直接批判所谓的“洞庭湖大草原”是“贫血的荒芜”，他呼喊李白、杜甫、范仲淹笔下那个“浩浩汤汤”的洞庭湖归来，这是一种基于文化历史主义的生态观，将生态恢复视为文化复兴的前提。

大湖诗群的生态诗歌，因此具备了三重核心维度：一是作为现实记录者，忠实反映洞庭湖的生态变迁；二是作为尖锐批判者，剖析危机背后的人为成因；三是作为积极呼吁者，以诗歌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与行动自觉。他们让诗歌承担起了生态启蒙与社会批判的重任，这是大湖文脉在当代最具紧迫性和现实意义的续写。

三、 在地性认同与现代性反思中的文化张力

大湖诗群的写作是深深植根于洞庭湖这片土地的，强烈的“在地性”是其鲜明的身份标签。然而，他们的“在地性”并非封闭、自恋的乡土情结，而是在与现代性的碰撞、对话和反思中展开的，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张力。诗人们在深情回望故乡的同时，也冷静审视着现代性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变迁、冲击乃至撕裂。

章仙踪的《大风吹过家乡》组诗是这种在地性书写的典范。诗人用细腻温暖的笔触，描绘了家乡“碾子堰”的风物与生活。风的声音像“在杯沿啜饮满溢的酒水”，傍晚时分被称为“打夜野子”，母亲“燃灯”的习俗蕴含着对“灯神”的朴素信仰。这些独特的方言、物候和民俗，构建了一个充满温情、秩序井然的乡土世界，是诗人精神的家园和情感的锚地。然而，现代性已然悄然侵入，“母亲已多年不再燃灯 / 她日夜不辍的是 / 给神龛上续香”，传统的仪式发生了现代转型，“灯神变成了香神”。这种变化细微却深刻，记录着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缓慢流变。

杨厚均在《遇溺白水江》中讲述了个体与地域的特殊关系："从此我便有了两个母亲/一个是怀我十月的亲娘/一个是溺我重生的白水江"。这种将自然河流视为生命本源的认识，深化了在地性书写的哲学内涵，体现了人与土地之间超越实用主义的精神联系。

毛一民的诗歌以质朴深沉的笔触，延续了这一乡土书写传统。在《晚归》中，他通过"六十三只羊"、"一头老牛"和"一个人"的并列叙事，勾勒出田园牧歌式的晚归图景，而"回家的路/被夕阳斜挎/略显忧伤"的结句，为这幅画面注入了淡淡的现代忧思。《田埂》一诗则将田埂喻为"父亲腿肚上爆起的血筋"和"故乡系在我身上的一根脐带"，生动展现了土地与人的血脉联系。

万辉华的《柳庄》通过两株古柳与左宗棠故居的时空对话，以"爬山虎与紫藤把头伸进墙来"的鲜活意象，在历史记忆与现实景深间建立诗意联结，重现湖湘文脉的深厚底蕴。

然而，现代性的冲击无处不在。肖春林在《驱车过洞庭湖大桥》中，提供了一个现代性的观察视角。飞驰的汽车与大桥本身即是现代科技的产物，诗人透过车窗，看到的麋鹿仿佛“文学家”，“在洞庭湖边走来走去采风”，而自己“却在桥上看了五千年的风景”。这一视角巧妙地将瞬间与永恒、自然与文化、行进与静止并置，暗示现代人虽能以更快的速度穿越风景，但与之深度交融的可能却在减少，一种疏离感油然而生。而韩新卫笔下的《汨罗江湿地草原》和李海英登临《岳阳塔》的远眺，则从不同的空间视角，继续书写着对这片土地复杂而深沉的情感。朱开见在《岳阳楼·邮局》中巧设意象，将家书投寄于历史名楼，余立坤在《池塘边》与《圣安寺》中寻觅旧影与禅意，蒋正亚则以《农具忆旧》组诗为消逝的农耕文明立下诗意的碑铭，燕归来描绘的《渔歌小镇》和杨厚均感悟的《我和我的苍鹭》，共同丰富了这片地域的生活纹理与精神维度。马克仁的《大湖断想》与李良树的《我心南湖》，则最终将个人情思升华为对洞庭湖历史与未来的宏大思考。

李冈、刘创、叶菊如等大湖诗群诗人的诗歌实践，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大湖文脉的当代续写。他们不是复古主义者，而是以清醒的现代意识，重返古典意象的精神源头，并赋予其批判性的当代意涵；他们更不是沉溺于风花雪月的田园诗人，而是以深沉的生态良知，为正在遭受创伤的自然立言，将诗歌转化为具有现实干预力量的生态启示录；他们的在地性书写，充满了与现代性对话、博弈的张力，真实记录了转型时期一片土地及其人民的复杂情感与精神历程。

他们的写作表明，大湖文脉的续写绝非在博物馆里瞻仰文化遗存，而是在时代激流中主动参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洞庭湖在他们笔下，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文学背景，而是交织着生态危机、文化记忆、人性探索与未来希望的当代现场。大湖诗群以他们的集体性努力，证明了诗歌不仅关乎审美，更关乎生存；不仅记录时代，更塑造灵魂。他们续写的，不仅是洞庭湖的文脉，更是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守护精神家园、如何与自然万物重修旧好的文明启示。这或许正是大湖文脉在当代最厚重、最具现实价值的回响。

【蒋士美，文学博士，在站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岳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责编：王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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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