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碧水中的湖湘文化与生态书写

——刘创诗集《大湖之境》的诗学维度解析

周爱勇

“守护一江碧水” 的时代命题与湖湘文化的精神血脉，在诗性维度上交相辉映。刘创的诗集《大湖之境》以洞庭湖为精神原乡，在碧水烟波之间构建了一个熔铸历史记忆、生态哲思与文化基因的诗性世界。这部诗集突破了地域书写的局限，以 “水体考古学” 的独特视角、“去人类中心主义” 的生态叙事、楚文化基因的现代转译，以及时空折叠的诗学技法，锻造出一套极具独创性的诗歌美学体系。诗人以水为镜，既照见湖湘文化的深层肌理，也折射出当代文明的生态困境，使洞庭湖成为观照人类命运的诗性透镜。诗人以诗性之笔重构人与自然的精神契约，在大湖之境中照见文明的未来。

一、在水体考古学中打捞文明的沉潜诗学

在《大湖之境》中，洞庭湖并非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一座隐没在湖水中的文明博物馆。诗人以 “水体考古学家” 的姿态，潜入时间的深水区，打捞被湖水封存的历史遗骸。《大湖之骨》里的北宋铁枷是典型的 “文明化石”—— 这个 “锁不住浪的怒号” 的刑具，在枯水季节露出 “乌青发亮” 的真身，如 “沙碛中静卧的千年老龟”，将暴力历史转化为 “泛着湖光的慈悲” 意象。铁枷的 “不锈不蚀” 与 “锈蚀的覆水之声” 形成张力，既是物理存在的永恒，也是历史创伤的隐喻。诗人抚摸铁枷的 “冷峻的物理本质”，实则是在触摸文明的 “青铜色哈欠”，让北宋的政治风云与湖湘大地的沧桑变迁在 “金属脉象” 中重新显影。

这种考古学视角贯穿于诗集中的器物书写。《沉船》里的古船是 “痛饮时间的容器”，“旧物围绕着我 / 我迅速成为一个旧我”，船体的碎裂与诗人的自我重构形成互文；《编钟》中 “龙兽之纹从编钟上跳下来”，青铜纹饰的神性复活，让春秋战国的礼乐精神在 “太阳般的音质” 中跨越时空；《阴沉木》则将千年古树化为 “湖的尽头和墓碑”，其 “收敛和妥协” 的姿态，既是自然对人类暴力的静默抵抗，也是文明在水火淬炼中的涅槃见证。这些器物不再是被动的历史标本，而是具有 “言说” 能力的文明载体，构成湖底的 “文化暗物质”，等待诗人以诗性之光照亮其隐秘的精神密码。

诗人对水体的考古，还体现在对语言的打捞与重构。《洞庭考》中 “水文志翻开的潮汐，无名无姓 / 那些涨落的动词，亟待 / 一柄训诂的桨，测春秋深浅”，将水文现象转化为语言考古的对象；《楚语》里艾蒿、菖蒲以 “中药的芬芳” 与楚人 “穴位交谈”，植物成为解码楚文化的活态文字。这种将自然物象转化为文化符码的书写策略，使诗歌成为一部流动的 “湖湘文明志”，在水体的波纹中映现文明的多重褶皱。

二、生态书写中让自然成为叙事主角

《大湖之境》的生态书写打破传统山水诗以人类情感抒发为主的抒情框架，以 “后人类主义” 视角为切入点，将自然从人类叙事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赋予其独立的主体意识与叙事权力。在诗人笔下，白鱀豚、白鲟、麋鹿等濒危物种不再是被观赏、被怜悯的对象，而是作为生态悲剧的直接言说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

在《白鱀豚走进茶馆》中，“视觉极度退化” 的渔者与 “凭借超声波讯号” 挪移的白鱀豚形成镜像对照。这种对照不仅模糊了二者的身份界限，更深刻暴露出人类在生态危机面前 “失明” 的本质 —— 人类因过度自我中心的发展模式，丧失了对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感知与判断能力。而在《白鲟标本》里，“刷上桐油” 的防腐处理，既是对自然生命的物化过程，也象征着人类文明对野性力量的规训与压制。“希望有一条白鱀豚，在时光里突然转身” 的祈愿，字里行间暗含着诗人对生命自主性的深切呼唤，渴望自然生命能够摆脱人类的控制与伤害，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生存轨迹。​

诗人对濒危物种 “临终叙事” 的关注，是其生态书写的另一重要维度。在《濒死的鱼》中，“补丁一样地打在湖滩之上” 的鱼骸，以其 “藐小的鱼肚白” 照亮 “湖的局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鱼骸，其袒露的腹部成为反抗生态暴力的微型舞台，无声却有力地控诉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麋鹿奔跑》里，“胆怯而坚定地偷渡” 的鹿群，坚决拒绝 “投食和驯化”，坚守着 “理想国” 的自由精神，这无疑是对现代文明驯化机制的尖锐批判。诗人的这些书写，摒弃了对自然居高临下的怜悯式观照，而是将自然视为与人类平等的 “生态主体”。当 “大湖羸弱之时”，让 “无法呼吸的鱼” 发出 “沉默的余响”，深刻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本质实则是人类文明的认知危机 —— 人类错误的发展观念与认知偏差，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失衡与破坏。​

《大湖之境》将洞庭湖置于生态系统的核心位置，以洞庭湖为依托，让白鱀豚、白鲟、麋鹿等濒危物种成为叙事的绝对主角。在《水中手语》中，白鱀豚用 “流线型的善意” 丈量人类的疲惫，其声呐系统传递的不仅是单纯的生物信号，更是对生态危机的强烈警示。而《白鲟标本》里，刷上桐油的标本 “宛如一面诡异的魔镜”，清晰映照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的无情戕害。诗人坚决拒绝将自然作为抒情的背景板，而是以 “大湖希声” 的哲学姿态，赋予沉默的湖水、迁徙的候鸟、锈蚀的铁枷等自然元素以叙事主体的地位。在《守湖人》中，守湖人打捞 “沉没的物种名录” 的动作，与白鱀豚 “失声的咽喉” 形成巧妙互文，生动揭示出生态保护与文明演进之间的深层矛盾。这种生态书写彻底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在 “水穷处” 的留白中，让自然以其原始而强大的生命力，重构诗歌的伦理秩序，也为人类反思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与深度。

三、楚文化基因的植物性转译

楚文化的精神血脉在诗集中以植物谱系的形式得以激活。诗人以《离骚》的香草意象为基因图谱，在菖蒲、白芷、菌桂等植物中植入现代性的文化密码。《菖蒲》里，“一丛丛青绿，顺遂心意 / 在泱泱楚水聚集起来” 的菖蒲，不仅是 “楚辞走失” 的荪草后裔，更承担着 “建一个远去的、蓝图中的楚国” 的文化使命，其 “干净的香气” 成为对抗 “横行的疫气” 的精神武器；《白芷》作为 “《离骚》埋下的伏笔”，“白白净净的白芷，不言不语 / 仿佛是做了错事的孩子”，将屈子的忧思转化为植物的沉默美学，其 “根部的痛苦” 与 “楚人心底未愈的痛苦” 形成跨时空的痛感共振。

在《楚语》的宏大叙事中，艾蒿、菖蒲、芷、蕙兰等 “楚国水乡的原住民”，从楚辞中 “跑出来”，以 “萤火虫是水边植物开出的花蕾” 的诗意想象，重构楚地的语言系统。“艾蒿菖蒲们想说出，浅蓝色天空下 / 一群飞离的玄鸟，像夕阳余晖散尽的伤痕”，植物成为历史记忆的携带者与文化创伤的见证者。当 “编钟的余响” 与 “植物的私语” 在诗行中交织，楚文化不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在植物的根系中蓬勃生长的活态传统。这种 “植物考古学” 的书写策略，让楚辞的香草谱系在现代语境中完成 “基因重组”，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刘创的诗歌如同行走的《楚辞》注本，将兰草、蕙芷、菖蒲等香草意象进行现代性转译。《菖蒲》里，“干净的菖蒲拒绝嬗变”，以楚水赋予的青绿 “筹划建一个自己的水乡”，将屈原的高洁品格转化为植物的生存哲学；《白芷》中，“白白净净的白芷，不言不语 / 仿佛是做了错事的孩子”，用拟人的笔触解构传统香草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楚地伤痛记忆的载体。诗人更以 “植物考古学” 的视角，在《采莲图》《荷语》中重构 “芙蓉国” 的美学谱系，让荷花从文人笔下的隐逸符号，变为 “分娩微型江南” 的生命母体。这种 “植物性转译” 打破了古典意象的固化认知，在 “野葱煎蛋” 的日常性与 “纫秋兰以为佩” 的神性之间，构建起楚文化基因的当代传承路径，使诗歌成为生长在湖湘大地上的精神植被。

四、多重历史维度的诗性并置

《大湖之境》的时空结构充满现代物理学的哲学意味，诗人以 “时空折叠术” 将不同历史维度并置于同一诗性空间。《黄庭坚登岳阳楼》中，“雨落在不同的朝代，滴答之声 / 清晰地敲打着同样的栏杆”，将北宋文人的忧乐与当下诗人的沉吟折叠在一起，栏杆成为穿越时空的情感坐标；《岳飞的一片羽毛》里，“南宋绍兴五年的烽烟” 与 “现代性的杀戮” 在晚霞中 “痛饮江湖”，历史的暴力与生态的危机在 “羽毛的轻” 与 “铁枷的重” 之间形成张力；《废弃的小火轮》静卧 “辛亥年间干涸已久的滩涂”，却能在 “漏风的驾驶舱” 里 “复活困守的航程”，物理时间的停滞与精神时间的流动构成悖论式的时空景观。

最具哲学深度的时空折叠出现在《洞庭龙宫遐想》中：“溺水的最后时刻，我听见 / 有人提到了我的名字 / 就像有人在 ICU 里叫我”，将屈子投江的古老神话与现代医疗场景并置，“龙宫” 既是神话空间，也是重症监护室的隐喻，传统与现代、死亡与重生在 “水做的镜子” 中相互映照。这种时空折叠并非简单的古今对照，而是通过 “量子纠缠” 般的诗性逻辑，让不同时代的文明困境在湖水中形成共振，揭示人类面对自然、历史与自我的永恒困惑。

刘创的《大湖之境》以洞庭湖为精神实验室，完成了对诗歌本体的革命性探索。诗人以水体考古学的深度开掘，让器物成为文明记忆的活体载体；以生态书写的去人类中心化，赋予自然以悲剧性的主体地位；以楚文化基因的植物性转译，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激活；以时空折叠术，创造了多重历史平面并置的诗学奇观。当铁枷在湖底泛出 “慈悲的光”，当白鱀豚在茶馆里 “静坐成谜”，当编钟的兽纹跃入 “当下人间”，诗人不仅为洞庭湖书写了一部诗性的 “水文志”，更构建了一个照彻文明危机的精神坐标系。

在这个 “大湖重新觉醒” 的时代，《大湖之境》的独创性在于：它拒绝将湖泊简化为抒情的背景或文化的符号，而是将其升华为一个容纳历史、自然与人类的复杂生态系统。诗人以水为笔，在 “千重水” 的褶皱中书写文明的沧桑与希望，让每一滴湖水都成为折射人性光辉与阴影的棱镜。正如《湖之语》中所言：“放生的野鹳，消隐于沧浪 / 所有被大水孕育之物 / 终将，归还最初的苍茫”—— 这种对生命本源的敬畏与对文明出路的探寻，正是这部诗集给予当代诗坛的启示：在技术理性肆虐的今天，唯有重返大湖般的包容性智慧，才能在 “水穷处” 遇见精神的新岸。

（周爱勇，文学博士，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编：王相辉

一审：张颖琳

二审：徐典波

三审：姜鸿丽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