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了情

——怀念我的弟弟曾永乐

曾康乐

苏轼在诗中写：“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初读这首写给弟弟子由的诗时，我只觉字句清雅，却不懂其中藏着怎样的肝肠寸断。

直到大学第二年年末，农历十二月的寒风卷着岳麓山的枯叶掠过肩头，这几句诗突然像淬了冰的针，一下下扎进心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懂得，“骨肉分离”四个字究竟有多沉重。

寒假临近，我盘算着给弟弟永乐带本新出的《说岳全传》。他总爱缠着我讲城里的事，眼睛亮得像藏着星星，听完就会攥着拳头说：“哥，等我长大了，也去城里给你挣学费！”那时的风里都是少年意气，我从没想过，有些承诺会永远停在时光里。

变故来得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那天我正对着阳光眯眼构思剧本台词，有个同学气喘吁吁地冲过草坪：“曾康乐！传达室有你加急电报！”在那个连公社电话都稀罕的年代，电报从来不是寻常物件。往老家汨罗打电话，得先打到县总机，再转公社总机，最后靠邮递员跑到村里喊人，一来二去要耗大半天。唯有天塌下来的事，才会用电报这种“按字算钱”的方式传递。我的心跳瞬间漏了半拍，指尖猛地凉透，像被草尖上的霜冻住了。

我几乎是踉跄着冲进传达室，电报单上五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眼底：“父病危，速归。”父亲？那个一辈子历经磨难的教书先生，那个清瘦肩背总在灯下批改作业的父亲，怎么会突然病危？同学们围上来递钱、帮我收拾行李时，我只觉得眼前的人影都在晃，脑子里反复浮现父亲送我离家时的模样：他总站在村口老槐树下，直到看不见我的身影才肯转身，沉默的背影在风中微微发颤。

火车向北疾驰，铁轨撞击的“哐当”声里，每一秒都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到桃林寺火车站时，冷雨斜斜地打在脸上，混着眼泪往下淌。舅舅撑着油纸伞在站台等我，看见我就别过脸抹了把脸。“我爸……”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你爸没事。”舅舅的声音像浸了水的棉絮，沉得发闷，“就是想你了，叫你回来看看。”我死死盯着舅舅躲闪的眼神，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断了，猛地抓住他的胳膊：“是永乐，对不对？我弟弟怎么了？”舅舅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最后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地哭：“没来得及啊……永乐他……没了……” 七个半大的少年去洞庭湖给造纸厂砍芦苇，八个人挤一条小划子。货轮驶过掀起的浪头像只巨手，把小船掀得底朝天。四个会水的扑腾着游上了岸，剩下四个，包括永乐，都沉在了那片浑浊的湖里。“你爸得知消息，一口血差点喷出来，现在躺床上起不来……”舅舅的话像冰碴子砸进心里。我忽然想起那些走村串户的算命先生，捏着永乐的手胡诌：“这孩子煞气重，怕是留不住。”那时永乐总梗着脖子反驳：“我哥会保护我！”如今想来，字字都成了剜心的刀。

推开家门的瞬间，寒气裹着纸钱味扑面而来。柴火塘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满屋子乡邻的脸——堂弟红着眼圈蹲在门槛上，手里攥着根没点燃的烟；堂哥攥着拳头靠墙站着，指节捏得发白；堂妹香香站在角落里，眼圈肿得像核桃，看见我进来，悄悄别过了头。我径直扑到父母亲床前，两位老人的手枯瘦得像老树枝，抓着我的手腕抖个不停。“爸妈，我回来了。”我的眼泪砸在他们手背上，“以后有我呢，就当你们只养了我一个。”父亲张了张嘴，嘶哑的声音像从破风箱里挤出来：“养了十五年……他还没给我端过一碗热茶啊……”母亲浑浊的眼泪成串地滚进皱纹里，我这才发现，不过短短几日，父母亲的头发竟一夜之间全白了。

永乐只比我小一岁，性格却与我截然不同。我性子怯懦，遇事总小心翼翼；他却像头小豹子，浑身是胆。他对读书毫无兴趣，却痴迷于习武，练拳耍棍样样上心。七八岁时，村里几个比他大二十多岁的汉子都曾在他手下吃过亏。有个三十多岁的壮汉找他比划，他趁对方不备冲到跟前，朝着裆部狠狠一击，那大汉瞬间倒地动弹不得；还有个懂棍术的大块头，他不等对方举棍，就迅速在对方握棍的手臂上连敲两棍，直接将人打得瘫倒在地。老家范塘曾的土话叫这“骰气大”，说的是赌性强、有肚量，行事有魄力、有智慧——他明明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做事却总透着股让人信服的定力。 我们兄弟感情一直很好。我读大二那年寒假，弟弟竟独自一人坐火车去学校看我，可我临时改主意回了家。好在宿舍留校的同学接待了他，后来同学告诉我：“你弟站在宿舍楼下，仰着头看了半天，说‘我哥住这么高啊’，冻得鼻子通红，却不肯吃我给的馒头。”这件事成了我心中永远的遗憾，像根细刺，时不时就扎得心疼。

次日，我揣着父亲攒的几块钱，雇了条船去洞庭湖。湖面雾蒙蒙的，像蒙着层哭肿的眼翳。驾船的颜师傅是放排出身的老把式，对水里捞人很有一套。他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溺水的人，得亲人对着浪头喊魂才能浮上来。前几个都是这么捞上来的，时辰分毫不差。”我站在船头，寒风灌进单薄的棉袄，扯着嗓子喊：“永乐！哥来接你了！回家了——”喊到后来，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喉咙里全是血腥味。

四十分钟后，铁钩“哐当”一声钩住了什么。当永乐的身子浮出水面时，我腿一软跪在了船板上。弟弟的眼睛闭得紧紧的，脸上还沾着湖底的黑泥，紧握的指缝里嵌着湿沙。那件他常穿的蓝布褂子被水泡得发胀，脚上的解放鞋只剩一只，鞋帮磨出了洞，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我还没给你买新鞋啊……”我把脸埋在他冰冷的胸口，哭声被风吹得七零八落。父亲曾在信里说：“永乐总念叨，说哥穿皮鞋好看，他也想有双带鞋带的鞋。”可这最简单的心愿，我终究没能帮他实现。

夜里守灵，我坐在灵前看着那口小小的薄棺，往事像潮水般漫上来，几乎要将我淹没。我想起他大病初愈回家时，怯生生躲在父母亲身后，睁着大眼睛看我，手里攥着块医院给的红薯干，悄悄递过来说：“哥，甜。”想起院子里的葡萄架，是他十三岁那年夏天搭的，“哥怕热，我给你种个凉棚。”少年光着膀子在院子里挖坑，晒得黝黑的胳膊上全是蚊子包，却笑得露出白牙。那年秋天第一串青葡萄熟了，他踮着脚摘下来非要塞给我：“哥先吃，读书人费脑子。”

我想起那次去洞庭湖打鱼，自己笨手笨脚抓不住鱼，反怪他没帮忙。后来才知道，他是帮邻居家的瞎眼奶奶拿午饭才耽误了时辰。我气冲冲甩了他一耳光，指印在那张倔强的脸上挂了三天。可到了晚上，他却揣着个烤红薯钻进我被窝：“哥，甜的，你吃。”想起父亲让他打我时，那个能把壮汉撂倒的少年，抱着父亲的腿哭：“爸，别罚我哥，是我不好。”父亲叹着气说：“这孩子太善良，怕是要吃亏。”如今才懂，那哪里是善良，是刻进骨子里的疼哥哥啊。

我考上大学那天，弟弟跑遍全村报喜，回来时裤脚全是泥，却举着个红鸡蛋笑：“哥，村里老规矩，中了举要吃红鸡蛋！”那天晚上他躺在我身边小声说：“哥，我不读书了，我去砍芦苇挣钱，供你读到毕业。”我当时还骂他没出息，现在才懂，那是十五岁少年能想到的，对哥哥最深的疼惜。

整理弟弟的遗物时，我在枕头下摸到个皱巴巴的本子，最后一页歪歪扭扭地写着：“请哥给我寄本书，要带画的。”旁边还有行更小的字：“等我挣够钱，就去省城看哥，给哥买冰棍。”他甚至没留下一张照片，我翻遍家里的箱子，只找到一张小学全班合影，角落里那个咧着嘴笑的小黑炭，是他唯一的影像。我把照片揣在怀里，像揣着块滚烫的烙铁。

出殡那天，堂姐默默递给我一块手帕，上面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映山红。堂哥扛着幡走在最前面，背影挺得笔直。我望着洞庭湖的方向，突然明白父亲那句“太善良不好”的深意——弟弟总是替别人着想，替哥哥着想，替这个家着想，却唯独忘了自己。

埋弟弟那天，我在坟前立了块木牌，上面刻着“弟永乐之墓”。摸着粗糙的木面，苏轼那句“他时夜雨独伤神”终于在心里落了地，我终于懂了什么叫肝肠寸断。风吹过坟头的茅草，呜呜咽咽的，像是弟弟在说：“哥，别哭。”

回校的前一晚，父亲攥着我的手说：“你得好好活，替你弟看看这世道。”我望着父亲鬓边的白发，重重地点了点头。岳麓山下的樟树依旧常青，只是从此，我的世界里，少了个会追着喊“哥”的少年。

这些年，每逢夜雨，心里总会隐隐作痛，那是永乐留在我生命里的疤。但更多时候，这份未了的兄弟情是推着我向前的念想——我要带着他的份，好好活，活成两个人的模样。就像他当年说的“我哥会保护我”，如今换我来守护他的心愿，看遍这人间烟火，告诉他这世道的美好。来生若能再做兄弟，换我来为他搭葡萄架，买新鞋，听他再喊我一声“哥”。

（曾康乐，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中南大学法学院在职研究生毕业。曾担任央企驻湖南分公司负责人。发表小说、散文、论文近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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