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波

刘建强教授集20年的努力，一直“坚苦真诚”地研究谭延闿。这本《我所知道的谭延闿》（东方出版社2025年），就是作者及其指导的研究团队的论文辑录，共22篇，是一个较为全面的谭延闿研究成果汇集。

读完这部书稿，觉得本书关于谭延闿的研究内容有三大特色。

首先扑面而来的是谭延闿与他同时代历史人物的交往。例如，谭延闿对“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 （第26页）——孙中山的支持与帮助，在关键时刻成为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重要助手，在孙中山逝世后，继续执行孙中山既定的政策。在这篇《谭延闿与孙中山》一文中，作者不仅写出了谭延闿与孙中山先生之间的患难真情，也写出了谭延闿如何积累政治筹码，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对象的真正原因。在《谭延闿与毛泽东》一文中，作者通过青年毛泽东对“乡邦英俊”谭延闿的肯定和赞赏，通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人合作共事的经历而展开议论。他们虽同为湖南人，都曾主张湖南自治，但他们一个是“官治派”代表，一个是“民治派”先锋。作者通过讲述谭延闿不惜以都督身份去为毛泽东的“文化书社”开张剪彩，题写招牌的故事，建立了谭延闿充当毛泽东开展革命活动的“保护伞”的联系。作者还客观公允地记录了大革命后期，谭延闿“渐次右转，最后附蒋分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对象” （第40页）的转变过程。此外作者记录了谭延闿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权力之争给予过诸多便利与帮助，介绍了谭延闿与“温文如新贵”的汪精卫共同襄助孙中山并交往频繁的故事，挖掘了谭延闿与黄兴的“互相倚重”，与“关系密切，交往颇深”的熊希龄“政治上互相支持”等诸多历史细节，通过谭延闿一生中的不同历史阶段，与不同的历史人物之关系的概要书写，作者笔触所至，皆有让人印象深刻留恋不止的地方，值得好好品味。

其次是从不同的方面或者视角来观察已知事实。在这本《我所知道的谭延闿》一书中，作者还原了谭延闿在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诸多人生困境，快意恩仇，这也是作者通过他所知道的谭延闿“过去”的历史带给读者“现时”感受的一种阅读体验。例如，在《谭延闿与黎元洪》一文中，作者先是铺陈他们“有两大相似之处”的“事实”。其一，都是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都督，一个是湖北都督，一个是湖南都督；其二，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一个官至中华民国大总统，一个官到国民政府主席。然后重点记录了黎元洪极力为“二次革命”中的谭延闿开脱的尘封往事，并认为这对谭延闿的影响“尤为重要”。在这篇论文末尾，作者用谭延闿挽黎元洪联，还原谭延闿自己与黎元洪交往的心路历程，联云：“夷险一节，以忧国为心，垂死病中犹古语；艰危屡处，赖吾公相拯，难忘台下作深谈。”（第196页）这样书写历史中的人物交往，着实令人感动。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作者意图通过一个个地建立谭延闿与他同时代的人际交往谱系，一件件地讲述谭延闿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以及“中山舰事件”“济南惨案”的善后对策等历史事件的关联关系，一段段地介绍谭延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武汉国民政府”“宁汉合流”和“南京国民政府”等历史时期中的作用，使得我们在回头重新审视谭延闿思想轨迹时，或许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基于此，一个“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谭延闿，是如何在一波一波的政治风浪中，成为“民国一完人”的历史评说，也就跃然纸上了。

三是通过《谭延闿日记》和历史史料的互相佐证，将谭延闿与湖南自治运动、湖南早期现代化以及对湖南近代教育的贡献等文章汇编成册。这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的总结，更主要的是可以全面了解谭延闿其人其事。我们也正是通过作者著述的《我所知道的谭延闿》一书，一个从晚清会元到“三任湘督”，一个由立宪派首要到国民党元老，一个由孙中山国民革命的重要助手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伴食宰相”，一个 “在湖南治理财税、修建公路、开采矿山，发展实业教育”以及“首倡制宪自治在先，又称兵毁宪于后，与湖南自治运动的兴衰有最直接关系”的谭延闿形象，统统落入字里行间，让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这应该也会对我们更富教益地去理解作为历史人物的谭延闿在某个历史时刻的选择。

在《我所知道的谭延闿》一书中，第一篇“休休有容谭延闿”一文，实际上是“世人评说谭延闿”的综合。刘建强教授说：“谭延闿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一生名位鼎隆……文治武功，诗词书法，少有人及；居官风范，美食甘饸，尤具特色。孙中山称他为‘一时人望’；青年毛泽东曾称之为‘乡邦英俊’；于右任称他为‘民国一完人’。” （第1页）我以为，以上对谭延闿的评价，恰好透露在谭延闿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中，有一种忧乐圆融的人文精神。因此接下来，我再从一个现代“读者”的角度出发，谈两点阅读体会：

第一，关于谭延闿的“忧”与“乐”。

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周人革掉殷人的命，成为胜利者，并未表现出趾高气扬的架势；相反，他们从天命转移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在我看来，谭延闿“从清末会元到湖南咨议局议长，从湖南都督到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第1页），始终意识到自己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也就是传统中国人文精神所强调的一种忧患意识。

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这里，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因此，从西周的“敬”发展出来的“礼”和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谦谦君子一脉相承的忧患意识最具特色的，其实是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与此相连，儒家“仁者不忧”“君子不忧不惧”“乐以忘忧”的君子之“乐”，恰恰是真正临深而履薄时的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以及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这是因为，真正的忧患，或忧患的本体，并不在忧患者之中，而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 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这种儒家对“乐”的认知和品味，浸透了一种理性之乐、得道之乐、修德之乐以及对君子之“德”可能有所不及之“忧”。这样“忧乐”两种精神便合二为一了。所谓“忧”，展现为如临如履、奋发图强、致君尧舜、取义成仁等等之类的积极入世态度；而所谓“乐”，既包含道家啜菽饮水、白首松云、虚与委蛇、遂性率真等等之类的逍遥自得情怀，也包含儒家所津津乐道的“进德不已”“止于至善”之“乐此不疲”的行为之中，这两种精神的理想结合，便构成了中国人的理想的人格。以此而论，通过作者引谭延闿幕僚谢奄的评价：“谭祖庵出身科第，而无科第骄人之习；身为贵公子，而无裘马轻肥之狂；是名士而无白眼看人之习；是六朝人而无稽元之疏放；有谢安救世之怀，而不狎东山之妓；有曾左匡济之心，而不学其硬干”（第16页），也就有了一种基于中国式的忧乐精神层面的重新理解。

第二，关于谭延闿的“圆融”。

胡汉民是从赞赏的角度评说谭延闿的，他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就是“休休有容”“和气中正”，誉以“药中甘草”（第1页）。但是直到今天，仍有人把谭延闿看成“政坛不倒翁”，是八面玲珑的“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讥讽他主政行政院时抱定的“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甚至嘲讽他说过“混之用大矣哉”的名言。这些略有偏见和消极的谭延闿评价，在建强教授的笔下，则多以客观公允的研究予以纠正。例如，在“‘二次革命’中的谭延闿”一文中，作者以谭延闿“发兵胜券难操，不发兵则义所不许”（第270）两难立论出发，辅之以《谭延闿日记》的记叙，纠正了以往论者有失公允地批评谭延闿“敷衍暧昧，耍弄两面手腕”的否定态度，进而指出，“谭延闿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公开担当责任，不推卸。不诿过，俨然‘士可杀不可辱’的书生本色，这倒是难能可贵的”（第273页）。

事实上，阅读《我所知道的谭延闿》全书，我们的确可以获得一个“庸庸有度”的谭延闿形象。从辛亥年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十余年间，谭延闿可谓是左冲右突，起伏不定。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在那个风云变幻，时局板荡之际，谭延闿斡旋于各政治派别之间，从不获咎于人。他与人为善，休休有容，似乎哪个政党或派别都特别买他的面子，他成为各派系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各个阵营来说，他就是不可或缺的“融和剂”，所以，被时人称为“药中甘草”。以上这些，看着似乎负面满满，处世圆滑，其实，在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这也体现了谭延闿为官为政的智慧。至少，保障了治下免受兵燹之苦，也使得他成为各方都争取的对象，在全国势力的平衡中，湖南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地方。

因此，关于谭延闿的“圆融”，我们或许有重新认知的必要。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圆融是一种对偏“忧”、偏“乐”带来的差异乃至对立的修正，是“仇必和而解”“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光明大道，是容纳和包涵的“中和精神”。正是圆融本身，可以促使它不泥于一曲，不止于故步，不扬彼抑此，不厚古薄今；可以保证它取长补短而不崇洋媚外，革故鼎新而不妄自菲薄，适应时代而不数典忘祖，认同自己而不唯我独尊。我们久已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敬重这种精神，发扬这种精神。

当下，有一种史观认为，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龚自珍也曾说，“良史皆忧患。”这样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心量扩充，重要的不是悬置价值的过去，也不是无关人生的事件。但是，历史研究不会天然跟人生建立关系，需要生活在当下的有心人付出应有的努力。换言之，历史不是风干的往事标本，而是跟现实直接相关的温润时光。所谓扩充心量的核心特征是格局大，“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要能够做到对自己适度宽容，并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在共处中，“遇强则强”，最终“天才成群地来”；给自己设定高一些的容错率，不过分在意今日一城一池之失，而着力谋求明日攻城拔寨之势；适时退以蓄势，行稳致远；适当让渡利益，在成就团队的同时成就自己。如此看来，述说“休休有容谭延闿”对人生和世界持肯定和执着态度，并为生命和生活而积极活动的故事，实是一种忧乐圆融的人文精神之历史扩充。

《我所知道的谭延闿》一书，作者并不是从注重历史考证或历史叙事等专业问题去研究谭延闿，而是将历史人物的研究与日常生活和个体生命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的建立，我以为是将史学研究回归传统意义上对人格的培养、对价值及方向的引导、对治乱兴衰的鉴戒作用等方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扩充心量之学，首先便是扩充自身心量之学。推己及人，建立在自身基础上的结论才最具说服力——或许，这才是阅读本书带来的最大启发。

以此心得，特作推荐。

（作者为湘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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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湘潭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