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黔滇千里采风颂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文｜龙海清

抗日战争期间，为延续教育事业和保存文脉，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府南迁长沙，组成联合临时大学，因日寇逼近，学校又迁往昆明，是为西南联大。其中有师生三百多人，从长沙步行到昆明，沿路采风，锻炼精神，从中产生出众多大师，堪称文化史一个奇迹。笔者就此事件，于2015年在中国文联等单位举办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言，标题为《文化史上不可遗忘的一个奇迹》。后全文被《民间文化论坛》发表，《中国艺术报》等媒体也有转载或摘要。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特又赋诗一首，对十年前的文章解析和注释。文章附本诗后。

烽火连天学府迁，

日晒雨淋步维艰；

草履泥途志气旺，

樵歌俚曲梦魂牵；

湘水裁云为锦缎，

黔山采玉作银环；

千程砥砺滇池聚，

青史留名壮士篇！

文化史上不可遗忘的一个奇迹

——抗战期间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采风述论

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来就有采风的制度和传统。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现代学科诞生后，采风更成为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工作方法。同样，在文艺创作活动中，采风也是一种贴近生活、深入生活的重要方式。然而，20世纪抗日战争初期，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跋涉3500里，跨越湘、黔、滇三省的千里采风，尤为显得特别，更加令人震撼。尽管人们对这一旅行团震惊世界的事迹已有诸多记述，但从采风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以此来审视它对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深远影响，却为学界所忽视，人们在书写文艺史或民俗学史时，似乎对此都有些集体失忆。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与研究这段不寻常的采风史，无疑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湘黔滇旅行团产生和组建的背景

湘黔滇旅行团的产生和组建是在抗战期间为实现大学的顺利搬迁所采取的重要举措，是在内忧外患条件下为保存中国文化和高等教育延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1931年，“九· 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侵略者在占领我东北之后，其罪恶魔爪进一步伸进华北，并于1935年策动所谓“华北自治”，企图吞并我中华大地，这不能不激起国人的强烈反抗。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情况下，清华大学率先在长沙设立分校，于岳麓山下修建一套校舍。校舍还尚未建好，在1937年的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由此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同月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为了使抗敌期中战区内的高等教育不至消停，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8月发布了《教育部设立临时大学计划纲要草案》，决定将平津各大学分别迁往西安和长沙。由于此前清华大学已在长沙设立了分校，正在修建分校校舍，教育部当局便决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三所名校迁往长沙，合并成长沙临时大学。这就是后来在昆明延续8年之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28日开学，11月1日开始上课。虽然临大原计划以清华大学所建的分校校舍为基础，但新建的校舍尚未建好，只得租借其它地方办公和上课。临大的校本部和理、工、法三学院实际是设在长沙韭菜园的圣经学院，而文学院则设在衡山南岳圣经学院分部内，远离校本部有相当距离。长沙临大的校务管理层次之高为历史所罕见。校常务委员会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常委，共同主持校务。他们都是国内威望极高的著名教育家。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各学院的院长也都是由极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教授担任。

然而，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1937年12月，南京失守，日寇乘势溯长江而上，直取武汉外围，武汉危急，长沙也面临着由后方变为前线的严重局面。这迫使长沙临大不得不再次搬迁。搬迁的目的地即为云南的昆明。长沙临大在长沙虽名为一个学期，实际只有3 至4个月的时间。1938年2月，全校师生员工便往昆明开拔。“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西南联大校歌》以悲壮而豪迈的歌词，记录了这次迁徙过程。

由于当时国破家亡，经济落后，交通极为不便。为了安全顺利搬迁，只得分三路人马，以不同的取道方式，自长沙出发前往昆明。一路沿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再坐船至越南，后由河内北上往昆明，这一路多为教师、家眷、女生和体弱男生；一路由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镇南关进越南，再从越南到昆明；另一路则是步行陆路，由长沙到湘西，再从湘西经黔东南、贵阳、黔西南往昆明，这一路是经过体检身体合格者所组成的。后者即史称“湘黔滇旅行团”。这一路主要是徒步山路，条件最为艰苦，难度、危险度均比前两路更甚。之所以取名为“旅行团”，其实是为了淡化路途之艰难色彩。

旅行团采用军事组织形式，团长由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委派军委会参议黄师岳中将担任，副团长则由南开大学教务长黄钰生教授担任。下设两个大队，每一大队又设三个中队，每中队又分三个小队。大、中队队长由军官担任，小队队长则从学生中挑选。旅行团又由教师组织成辅导团，辅导团主席由黄钰生教授兼任，闻一多、李继侗、曾昭抡、袁复礼等著名教授和其他七位教师为辅导团成员。

湘黔滇旅行团到底是多少人，当年参与旅行者的回忆录及其他记载都略有出入，也许有的统计仅指学生人数，也许有的统计又包括了教师、军人、随行医生及聘请的挑夫等。但从清华大学档案保留的《长沙临时大学应行发给甲种赴滇就学许可证学生名单》中学生共为286人，如包括教师、军人等其他随行人员，说为300余人是不错的。在旅行团到达昆明时，团长黄师岳对着学生花名册一一点名后，对着前来迎接的临大常委梅贻琦抬手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说：“我把你的学生都给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我交给你了。”这说明，尽管有个别学生因病离队医治，但后来又归队了。

二、旅行团在沿途中进行采风的成因

毫无疑问，湘黔滇旅行团的根本任务当然是为了实现学校的顺利搬迁。之所以在搬迁的长途跋涉过程中又演变为一种采风行为，我以为，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

其一，大学搬迁的指导思想所决定。“九· 一八”事变之后，日寇得寸进尺，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日渐为国人所认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不可避免。在战争期间，如何保存和发展中国教育的严峻课题摆在了国人特别是教育界的面前。当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抗击日寇的战争特殊日期，大学可以停办，或只需保留数、理、化等相关专业，或以短训班形式，为制造更多的枪炮来抗击敌寇服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在战争期间，欧美一些国家派出大量的青年学生上前线参战，以致战后国家建设发生人才危机，因此，主张在抗战期间，依然不宜中断大学教育的常态化。就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夕，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了胡适、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傅斯年及其他一些教授举行国是座谈会。很多知识精英主张后一种观点，得到国民政府的依从。为此，才有了当时教育部关于设立临时大学的“纲要草案”，才有了平津大学的南迁。长沙临时大学再次搬迁时，于1938 年2 月4 日，发出了《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布告明确指出：“本校迁滇原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这种富有远见而又现实的指导思想，既是对师生的启迪，又是一种引力和鼓励。此外，身为军人的黄师岳将军在旅行团出发前的训话中，也能从文化层面来理解湘黔滇旅行团步行搬家的意义。他说：“此次搬家，步行意义甚为重大，为保存国粹，为保留文化⋯⋯在中国你们算第四次，张骞通西域为第一次，唐三藏取经第二次，三宝太监下西洋为第三次”，他对团员们说，你们是“第四次的文化大迁移”。他将湘黔滇旅行团的步行迁移与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等重要事件相提并论，确实也能使人眼睛一亮。

其二，从内在动因来说，是旅行团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文化自觉。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学校和不同的专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愿甘当亡国奴，而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从沦陷区千里迢迢奔赴长沙任教或就读，并且在长沙临时大学再次搬迁时，又放弃车船的舒适，踊跃地参加步行的长征队伍。这从闻一多身上充分体现出来。闻先生本可以乘车船到昆明的，但他不顾师生亲友的劝阻，毫不犹豫地参加步行长征队伍。据马学良先生的回忆：“旅行团进入湘西后，⋯⋯山路崎岖，坎坷难行，闻先生脚打满了血泡，我们都劝他去搭运行李的卡车，他却总婉言谢绝。晚上到了宿营地，他把脚上的泡挑破，放了血水，第二天照常赶路。即使生病，他也从不乘车，坚持步行。”闻先生不仅沿路对景写生，还带领学生进行采风。“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各兄弟民族的习俗、语言、服装，以致他们的山歌、民谣、民间传说都使闻先生兴致盎然。每到一处山寨，他顾不得安顿住处，也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我们几个年轻人走家串户，采风问俗。”他亲自指导来自南开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刘兆吉沿途搜集民歌民谣，并为刘兆吉的《西南采风録》民歌专集写序，还亲自指导来自北大语言学专业的学生马学良如何搜集语言资料。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与影响下，旅行团形成了采风的风气。从事自然科学的教授则指导学生采取标本，记录地形地貌资料。而写日记则成为旅行团不可或缺的工作，并指定三个学生为日记参谋，袁复礼教授还专门向同学讲解日记的科学记载。

正是旅行团的这种文化自觉，以致旅行团变成了采风团。

其三，旅行团虽以军事编制形式组成，但在行军过程中，并非如部队那样严格整齐，还是显得松散自由的。志趣相同的人往往可以结队同行。这就为采风工作留下了时间和空间。而旅行团所经之地，大部分为苗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及自然资源也吸引着旅行团的师生们。作为军人出身的黄师岳将军也能带头去寻找苗族同胞，让同学们可以和苗族同胞直接接触，并举行联欢会，加上地方政府对旅行团的热情支持，这些因素都为采风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正是上述各种因素，促成了学校搬迁的行为而演变成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千里采风文化行为。

三、湘黔滇旅行团采风的成果及其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贡献

湘黔滇旅行团的壮举本身就是中国抗日战争可歌可泣的光辉一页。连日本学者楠原俊代在他的《日中战争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一书中，竟将此次长途迁徙称之为“又一次长征”，并以此作为此书的副标题。而美国学者伊斯雷尔在他所著的《1938—1946年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卓越的高等学府写真》中则说“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国内学界同样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然而，就采风的成果及其对中国学术发展的影响和贡献而言，似乎专论阙如，以下略作谫论。

1. 培育了精神，锻炼了人才

由于沿途对风土民情的深入了解，加深了师生们的爱国爱民情怀，增强了知识分子的抗战建国责任感，培育了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这可从马学良先生对闻一多先生的回忆所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反映出来。其中有一段十分感人的文字：“在湘西的日子里，我们和闻先生一起，亲眼目睹了湘西百姓生活。这里山川秀丽，而人民却一贫如洗，终年靠粗米、苞谷、野菜、辣椒、盐水度日，但即使这样艰难，热情淳朴的兄弟民族还要千方百计地切一盘姜丝或是一碗豆来款待我们。这些衣衫褴褛，却心地善良的老百姓，给闻先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位把自己命运与民族的危机、人民的疾苦联系在一起的诗人、学者，不仅对祖国的山川河流、一草一木怀着深深的眷恋，也对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人民充满由衷的热爱和同情，因为他听到了旧中国苦难农民的声音。他把自己的生命植根于广袤肥沃的大地，他才敢于面对反动派的枪口拍案而起，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正气浩然的英雄。”对于广大的学生来说，在加深爱国爱民情怀的同时，这千里采风，也经受了艰难困苦的磨炼，从而为日后继续深造、学业有成打下了不怕困难，敢于突破一切障碍的精神基础。也正因为如此，许多当年参加旅行团的学生，都成为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和教授。如哲学家兼宗教学家任继愈、哲学家兼诗人作家翻译家林振述（林蒲）、诗人兼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及刘重德、民族语言学家兼民间文艺家马学良、考古文献学家何善周、文学史家季镇淮、教育心理学家刘兆吉、文学家孙昌熙、历史学家王玉哲及丁则良等等文科方面的大人物均出自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而自然科学方面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屠守锷、唐敖庆、严志达、洪朝生、沈元、宋叔和、王鸿桢、张炳熹、杨起、陈庆富、申泮文等，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陈力为、黄培云、李鹗鼎等等。这样名家辈出，在大学毕业生中比例之高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2. 采风的成果直接对中国学术发展的贡献

严格意义上的采风，在学生中当首推来自南开心理学专业的刘兆吉。他在闻一多的鼓励和指导下，沿路走访了田畔、牧场、茶馆、街头，从乡中农夫、牧童中搜集歌谣，他还走访了沿途所经过的中小学、民众教育馆、教育局及其他文化机构，或自己记录，或请人代为记录，就连街头、墙壁、庙壁上的涂写也加以注意，并尽可能地搜集民间流传的印行歌谣本和手抄本。他在他的《西南采风録》“弁言”中说：“西南联大师生组织的湘黔滇步行团，自长沙步行至昆明，经过三个省会，二十七个县城，大小村落数以千计。为期六十八日，我们徒步荒野的精神，颇能与明代的徐霞客媲美，沿途笔者搜集了两千多首歌谣⋯⋯”他当时并没有出版行世的打算，后来到了昆明在师友的赞许与鼓励下，他才进行整理编辑成《西南采风録》一书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三位教授亲自为此书写序。本书中，收有情歌640首，儿歌35首，抗日歌谣20首，采茶歌4首（均为较长者）、民怨类13首、杂类59首（按现在的集成分类多为生活歌一类）共736首。另附有汉字记音和汉译的苗歌两首。旅行团所经之地包括了苗语三大方言区，由于旅行团中没有一位懂得任何一种苗语方言者，所以刘兆吉在此书的“弁言”中说：“抱有最大希望，而结果最感失望的，就是搜集苗歌的工作。”这种失望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在今天，我们依然找不出一个精通汉语又精通苗语三大方言的学者。然而，刘兆吉当年采风的成果是富有开拓性的，它对于研究西南地区的民间文艺、民俗学等奠定了应有的基础。特别是书中所收入的歌谣，有的在今天已经失传，它对于我们研究20 世纪30 年代流传的歌谣，无疑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马学良先生当年是来自北大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也是在闻一多先生的指导下，记录了不少少数民族语言资料。到达昆明后，他把沿途收集到的素材整理出来，写成了《湘黔夷语掇拾》一文，载于1938年第三期的《西南边疆》上。这是他最早发表的第一篇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的文章。在1982年，马先生曾说：“这虽然已是四十多年的往事了，但这段湘黔滇之行却至今记忆犹新。和闻先生短短两个多月的朝夕相处，竟为我后来一生的专业方向奠定了基础；而闻先生，正是指引我走上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道路的启蒙老师。”正是有这段经历，马先生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和民间文艺家。他在20 世纪50年代，参与了新苗文方案的制定工作，后又长期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硕果累累，并于80年代，和他人共同翻译了流传在贵州的《苗族古歌》。他不仅担任过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还长期担任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和顾问，他还作为中国谚语集成的主编，参与领导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工作。

而林振述（林蒲）先生原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因参与湘黔滇旅行团的采风，以日记的形式，写有多篇散文，于1938年《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上连载，自此，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这些散文，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收获，也是研究湘西民俗的宝贵资料。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翻译家，他用英语所翻译的老子《道德经》及王弼《老子注》被学界公认为众多译本中的最佳译本；他作为一个诗人和作家，又出版了有影响的众多文学作品。他的《暗草集》《大烟山纪行》《埋沙集》《艾山诗选》等等在华文界都是好评如潮。笔者曾和他有密切的交往，他的这些书都曾惠赠于我。从中，我得到不少教益。可以说，他在美国所写的《大烟山纪行》就不无30 年代所写的《湘西行》的影子延续投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而言，湘黔滇采风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在林振述（林蒲）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还有许多旅行团成员当年所写的纪行性散文都是对文学创作的贡献。如向长清的《横过湘黔滇的旅行》、钱能欣的《西南三千五百里》、高小文的《行年二十步行三千》等等，不仅是民俗调查的记录，又是文艺写作的重要收获。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闻一多先生，他通过采风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很大的突破，尤其是在神话研究方面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经过采风，他对苗族民间流传的神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引起他对芮逸夫在1933年到湘西采录的苗族神话的高度关注，因此他能将古籍记载、考古发现和人类学的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写出了至今仍然难以超越的经典论文，特别是他的《伏羲考》等论著，提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的新鲜观点，仍为今天的学界常常所引用。在这里，我依然要引用马学良先生的一段话加以佐证：

记得在湘西的一个苗寨，我们发现路旁一座与汉族相似的土地庙中，有一个人首蛇身的神像。石像造型优美，栩栩如生。闻先生见到后，久久在石像前徘徊，他神采飞扬，兴奋不已。闻先生立即从这座人首蛇身的石像联想到他平时所研究的神话。他说，多年来，他曾从各种古籍中查稽到一些古老的神话传说，但从未得到实物的佐证。想不到，如今居然从眼前这座苗族石雕中找到了真实的印证。他的《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等论文，就是根据他在湘西见到的原始宗教神像结合民间流传的神话写成的。通过论证洪水的传说，考证汉、苗两族远古时代的关系，把研究领域开拓到兄弟民族的历史方面。这在当时以“正统”自居的经院派学者中，是根本不登“大雅之堂”的，并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闻先生对这群凡夫俗子们的庸人之见，全然不以为意。朱自清先生热情赞扬闻先生关于少数民族的神话研究是“给我们学术界开辟了一条新的大路”。而闻先生正是沿着这条大路，坚定而坦然地力排众议，写出许多独辟蹊径的著名论文。在《闻一多全集》中，有关神话研究方面的著述达二十多篇。闻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正如郭沫若同志所评价的那样：“就他所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论的新颖而翔实，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言）。

湘黔滇旅行团的千里采风，既成就了众多的学子，也进一步成就了已蜚声中外的大学教授，拓展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广阔视野。1946年，胡适在西南联合大学九周年的校庆纪念会上，曾经这样的感叹：“临大搬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68天，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同样，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纪念和永远不可遗忘的一大奇迹。

（作者龙海清，系湖南省文联研究员）

作者：龙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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