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凤宝

今年大年初一，大校陶鲁豫溘然与世长辞。

陶鲁豫是我在驻浙江杭州83022部队当兵时的政治处主任，我的伯乐。

新年期间，我老是做着同一个梦：陶主任有时抹泪有时微笑，在我身旁一晃而过。每次，我醒后，一头雾水，不明就里。

大年初三，部队许佳文领导在他的公众号里，写了一篇文章：陶鲁豫首长正月初一走了。原来，陶主任大年初一去了美丽的天堂。我才如梦方醒，头顶一声惊雷。一切都明白了，千里之外的陶主任，给我送了梦，一个久久的难以忘记的赠梦。

时隔二十余年，陶主任在杭州，我在湖南洞口，没有见过一次面了。我以前曾是他手下很“看重”的一个兵，但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兵”，不像他大多数手下，现在都是“官”了，他们那时不是考上军校，就是提了干。现在“分布”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而我“窝”在一个小山城，所以，原本数次想去杭州的念头生了灭了，灭了生了，一直彷徨没有去成。

几个月以来，我常常深夜醒来，眼角泪迹一片，是痛哭和微笑留下的“痕”，由此，珍贵的记忆似潮水般涌来……

1990年那个滴水成冰的季节，我投笔从戎，来到了驻浙江杭州83022部队。

那时，我已高中毕业，在部队算是个“文化人”，因此，我发挥“特长”，经常写“广播稿”。一天，不知道陶主任从什么“渠道”得知我的“才干”，慧眼识珠，把我从连队借调到政治处，专门学写新闻，有时还帮我策划“成长路”；他当政委后，还多次当我的“通讯员”，一有“活鱼”，就立即通知我去“捕捞”。

陶主任身高1米80，体重200斤左右，大块头，有一双能“看穿”人心的大眼睛，是一个标准的军营男子汉。这位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尖子生，还考取了国家颁发的篮球裁判证书，篮球打得“溜溜转”，一双大手拍着球走，好像采茶女的纤纤玉手上下翻飞采摘嫩嫩茶芽，姚明似的动作在球场上如无人之境，每当部队举行大型篮球赛，只见他胸前挂着蓝色“裁判证”，嘴上叨个“哨子”脸带微笑精神抖擞地指挥着，官兵们见了，却总感觉到一股“威严”，因为他就是权威！谁输谁赢，全“听”他的哨声。他像扫描仪似的，脑袋不停地转动，双手打着手势，场上，他次次“点燃”官兵们的呐喊声。

陶主任从当一个“大头兵”开始，历任排长、指导员、连长、教导员……；就这样，陶主任“交叉”地当军事主官和政治干部，能文能武，还打过仗，在前沿阵地上，在“猫耳洞”里，在漫天的炮火中，他找干部战士谈心，引导大家克服怯战、厌战情绪和临战观念，使全连心齐劲足拧成一股绳，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出色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种战斗任务。一直以来，陶主任是众官兵喜欢且钦佩的好领导。

酷爱运动的他，篮球、足球场上常有他矫健的身影；军、师的篮球比赛，军部和驻地友好单位的篮球友谊赛，陶主任也是裁判。

自古美女爱英雄。陶主任的妻子刘呈云，是财会学校毕业的，当时在部队财务室上班。她有一张极好看且世上稀有的鹅蛋脸，巧眸含笑，嘴角微扬，一头乌黑的头发。如果说陶主任是一棵参天大树，她就是一株美丽的常青藤，她可能长期被苏州的风儿吹着，成了部队公认的“一枝花”，并且她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炒得一手好苏杭菜，尤其是油焖茄子，盐水鸭，东坡肉，无锡排骨。碰到陶主任手下考军校落榜的战士，她会在家烧一手好饭菜，请战士们来做“客”；期间，她几句轻声细语，就做通了大家“思想工作”；“落榜生”重振精神，重拾信心，第二次，甚至第三次，考入军校。

战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嫂子”，我也一样，多次得到嫂子的关心爱护。一次，解放军艺术学校来部队招生，我凭一支“牡丹之歌”、一支“小白杨”，声音嘹亮，唱出了“气势”，“专业”过了，当时，嫂子笑了；可第二天，一个美女教官在“几吨”重的黑色物体上，弹奏出优美的歌曲声，接着，示意考生“弹奏”。一个个考生黯然神伤地走下来，轮到我时，我一脸茫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同样“败”下阵来，伤心极了，事后才知道黑色物件是钢琴；还有，后来我报考南京政治学院，嫂子也千方百计帮忙打听分数。虽然我远远地超过分数线，准备打背包去读军校了，可告知已经没有了指标；我高兴了好久的心，像充满气的皮球，慢慢地泄了；嫂子知道后，都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她说：没事，放牛娃会唱歌已经很不错了，从没见过钢琴，能弹出什么曲子，这不是你的“错”；考军校没指标，已经努力了，也不是你的“错”，要我写好稿，今后转志愿兵同样有前途……。嫂子的“几句话”，使我茅塞顿开，我又投入到部队火热的生活当中去了……

我从整天操枪弄炮的军事训练中“脱离”出来，过上了按部就班的“机关”生活，天天拿上一笔一纸一军用挎包，当上了“文化兵”。每次，我经过千年古镇留下镇那条河时，只见柔柔的河水不知疲倦地向前流动，河里的丝草绿油油，似一条时沉时浮的飘带，我顿时感觉自己是一条鱼，在河里快乐地游来游去；河两边的小草泛着青光，无比茂盛，生机无限，我真想牵来自己家的老黄牛，让它大快朵颐。可好景不长，甜美的日子也不是唾手可得，进入政治处，并不是进入了保险箱，虽然我干劲十足，但是，没有学习系统的新闻写作知识，没人带路，一年下来，我写的“广播稿”没有一篇上报刊；第二年，我仍然热情四溢，但也是在报纸上中了几篇“读者来信”；无数个夜晚，我辗转难眠，一是辜负了战友们的眼神，他们当初个个打心眼里为我高兴；二是辜负了陶主任的信任。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探亲时，我特意从老家买了一条“长沙牌”香烟，和一瓶湖南产的“酒鬼酒”，偷偷送到了陶主任的家，可第二天，组织股陶干事就提着“烟酒”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说陶主任叫我安下心来写好稿。

我们的部队是团级单位，政治处“报道员”其实没有编制的，师部报道员才有编制。每年，军务部门“查编”，参谋会拿着一本编制登记册，把各机关借调的兵都要“赶回”连队，当然，每次也会查到我，大声地喊着“王凤宝”，想把我放回连队，报道组长、宣传股长知道情况，也是爱莫能助；每到关键时刻，陶主任就会很“巧”地来到现场，大声地发话：“王凤宝能写出稿子的，把他留下来”。这样，每次，我都没有清退回连队，不像别的部门借调的兵，每次清编，全部回到连队。

三番五次，陶主任“保”了我。有的官兵还以我和陶主任都是湖南人，是“老乡”，要么就是有“关系”，不然，两年没有发表一篇像样的新闻报道，还在机关“悠哉乐哉”，陶主任每天晚上回家，都要多走一里多路，绕道经过我的“宿舍”——大礼堂，看我亮着的灯光，和我端坐着写稿的身影。

其实，我虽屡战屡败，可也在暗暗地积攒力量：每天在办公室来夹报时，拿来一把剪刀，把优秀的新闻报道剪贴下来；拿来一支笔，把军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的头版头条抄下来；从报道中，揣摩编辑的用稿“心思”；学习别人的“写法”；到连队中和官兵结交“知心朋友”，把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感”全记下来。陶主任经常抽空来“教”我如何挖掘新闻线索，如何写好标题，如何让新闻“出彩”，如何提高“内功”，终于，在第三年，我蓄积的能量“爆发”了，《连队新闻特别多》仅这篇稿子，军地五家报刊刊登，“奇迹”诞生：原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隔三岔五就有“王凤宝”的作品，不仅有文字稿，而且在陶主任的鼓励下，我来到杭州百货大楼自费四千多元买来了一部凤凰牌变焦镜头的照相机，拜师全军闻名的摄影干事刘士斌，学会了调焦、取景，完成了“文字图片”都要抓的“两手硬”功夫。

这年，《解放军报》也上稿三篇，这在一个团级部队，让大多数新闻报道员望尘莫及的存在，因为大多数团级部队一年也很难在军报上稿一篇，我的作品在《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浙江工人报》、《浙江法制报》、《杭州工人报》如雨后春笋般发表出来，这不得了，因为一个连队的小兵，借调到政治处，搞出这么大的“动作”。第四年、第五年，《杭州日报》社会新闻经常举行有奖比赛，我总有惊喜，不是二等奖，就是三等奖，比如《新兵张博练出硬功夫一口气连做1510个俯卧撑》作品获二等奖，《你追我赶共同进步 炮团五名同乡“武状元”考上军校》、《一家四姐妹全部当“军嫂”》作品荣获三等奖，这可是新闻报道员王者的存在……。

那几年里，原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杭州日报》、浙江法制报》、《杭州工人报》等各报社，纷纷不断地寄来荣誉证书，陶主任欣慰了。当荣誉证书堆积如“山”的时候，还“惊动”了几位编辑，如《杭州工人报》编辑何为，不仅寄来样报，还写“感谢赐稿”，落款96年12月12日；责任编辑葛许国同样寄来样报，并落笔“王凤宝先生：大作刊于头版，赠阅！1997年2月20日”；《杭州日报》编辑石晓宁，真心想结交我这个“兵朋友”，两次来到部队，指导我的采访工作；浙江《共产党员》杂志整版宣传三兄弟。编辑关笑丹不顾年事已高，三次来部队，带我深入基层，采访三兄弟当兵的优秀事迹，陶主任在百忙之中，热情“接待”，宣传三兄弟，标题是《军营三兄弟》。一个是高级修理工，一个是优秀炊事员，一个是红旗车驾驶员。并且以“主任”的身份，亲自打电话给三兄弟所在单位指导员，要求他们务必做好此项工作。

1998年，我们部队来到江西九江抗洪抢险，陶主任已是部队政委，但他仍然关心部队新闻报道。当我在大坝上肩扛手提沙袋时，他来到大坝，大声地说“王凤宝”，“到”，“交给你两个任务”，“是”，陶政委交给我两个任务，一是守好一堆堆物资：毛巾、八宝粥、矿泉水；二是写好奋战在生命之坝上官兵的众志成城如何誓死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英勇故事，当时烈日当空，高温炙烤大地，不说扛沙袋背石头，就是长时间在大坝上人都会晒得虚脱，我和战友们一样，浑身湿透，双手都烂了，双肩皮磨破结痂，我不负重托，抗洪间隙，如“泥锹”一样溜到各个连队见机采访，战友们抗洪抢险的英勇事迹，被多家军地报刊上发表，我漂亮地完成了陶政委交给我的任务。

抗洪结束，表彰会上跑不了受表彰，我被评为“抗洪铁人”，档案袋里至今保存着这份“荣誉”。

随着名气日盛，我亦“名利”抬头，一段时间，我看到地方报刊稿费丰厚，于是把重点放在“大稿”上、“趣味稿”上。比如在浙江一刊物，发表“N页”作品，就有稿费800元，这可是九十年代，多么诱人，激动之余我喊几个相好的战友，在杭州市一家“高档”的餐厅，“嘬”了一顿，还余几百元；还有我写许多引人兴趣的稿子，如《军营育出“丝瓜王”》，一根丝瓜二米二；《未婚妻的爱》、《马连长三推婚期》、《大师傅当兵》、《金凤凰飞回来了》这样的稿子，既容易上报，又有稿费，何乐而不为？年底了，我乐滋滋地把全年发表的新闻作品篇目打印出来一数，哟，60多篇，心想，表彰会跑不了受表彰。不料，表彰会上，政委陶鲁豫不仅没有表扬我，还“批评”了我，“王凤宝虽然发表了不少作品，但在咱们军报自己的报纸《人民前线》《解放军报》上没几篇；尤其是抓问题的稿子不多；有‘兵味’的稿子同样没几篇，不仅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听了，心一下子凉了。事后，政委特意找我谈心，使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改掉了盲目追求数量，老把注意力放在地方报刊电台上；后来，我聚焦部队实战化，注重练谋略、练战法的新闻报道，受到了师政治部的表彰。

陶政委关爱我的事很多。一次，一个湖南武冈籍的战友挂念家人，星期天请假来到镇里，在电话亭里打了两个长途电话，硬是被“全价”收取话费，而当时星期天打长途电话规定只能收取半价。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他回部队后，找到我，我立刻就伏案两个小时，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寄给《浙江法制报》、《杭州日报》，结果，两家报社都刊登了。没出几天，该“电话亭”被罚款，还找回多收的钱给武冈籍战友，可这位老板，扬言要放我的“血”，几次在镇上没找到我，一次，竟找到部队，被陶政委知道后，在大礼堂叫来警卫排官兵，立即驱赶了这位老板。老板自恃“黑白”两道有人，向陶政委吼道：“这事没完！”陶政委：“你敢？”一声令下“赶走”，这位老板灰溜溜地走了，陶政委事后说，欺侮、损害我们官兵的事，决不允许，王凤宝“仗义执言”，做得对，也做得好！

损害官兵利益的事，陶政委让我大胆“曝光”。1993年，许多官兵反映杭州火车站斜对面某经营部经常卖假冒卷烟，官兵探亲回去归来都经过此处，买的“绿杭州”总是和别处买的“滋味”不一样，经我在《浙江日报》刊登了，杭州市城站缉私检查站检查，没收了“红塔山”、“大中华”、“阿诗玛”、“绿杭州”、“红山茶”等10多种假冒卷烟5大箱。途经此地的官兵再也没有受骗，不会买到假冒香烟了。

陶政委的名字很特别，源于他的军人家庭，鲁是山东省简称，豫是河南省简称，他随军人父亲“征战”南北，所以取名陶鲁豫，陶政委自己又去了上海，到闸北区人武部当了政委，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的名字还可以加上“沪”字等更多省份的字，陶政委终究成了一名一辈子穿军装的职业军人，历经各种军事演习，抗洪救灾、打仗，一生操劳，积劳成疾。近几年，医院诊断，陶政委十七种疾病“钻”进身体，尤其心衰、肾衰，离开人世前最后半年都是在医院顽强度过。

陶政委对党忠诚，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现在他化成了一座英雄的丰碑，人们经过，必定鞠躬，献上最美的花儿。

陶政委在大年初一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女儿却在漫天的礼炮声中泪雨如滂。不难想象，一对母女把年夜饭晾在一边，那是怎样的悲伤，怎样的撕心裂肺，千里之外的我分明感受到了，众多战友亦清晰地听到了。

转业后，我很想回部队看望，拜访这些“老战友”的，可我总在想，机会多，有大把的时间，条件好了去更好，就这样一年推迟一年，一晃二十余年，也没有再去过杭州。后来我很想去杭州，但是，在军营摸爬滚打十余年，如今，落下了“病根”，已患三级极危高血压。想长途“行动”很艰难了。我想向领导汇报工作的一长串名单中，肯定有陶政委的名字。

现在，我只能这样做了，拿起笔，敲起键盘，记录下彼此珍贵的“邂逅”。把所有的痛哭和微笑全化作一篇文章。文中记载，我转业后，在一家县级总工会工作；文章多次上了《人民日报》，连续七年荣获全国工会信息奖；被邵阳市委市政府评为“邵阳市最美抗疫人”，获得“湖南省文明人”荣誉称号；成为市县作家协会成员；现在正“冲刺”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成员；同时，我正阔步在乡村振兴的宽阔大道上。我将抓铁有痕，铿锵前行。累累硕果，就是天地间最美的、最动人的诗行！

至今，我和大校邱柏星老战友仍在互相问好；和将军陶正明互探“文学”，仔细阅读他的大作《人生大悟》；时常点赞许佳文老领导的公众号《八尺沟人》；时不时请教全军著名新闻干事、文学家江伯友大校；和“炊事兵”转业在杭州城管当教导员的战友戴义晟经常视频；和转业在南京的团级干部“三虎哥”相互邀请；和83022部队反坦克导弹营100滑膛炮连加了微信。太多的战友，太多的战友情，数也数不清，写也写不完。

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依然亲切，温暖，脸上荡起笑容。

深夜的星空里，100%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着我！

我至今心系英雄的部队。

因为我和杭州还有联系！

思念住得远也住得近！

责编：周洋

一审：陆益平

二审：张文杰

三审：邹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