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小人物立传

勾勒出湖湘巨变的精神图谱

——专访《洞庭人家》作者余红

□仇玉姣 苏源源

《洞庭人家》是岳阳籍作家余红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该作品由《中国作家》杂志2025年第四期首发，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以改革开放为时代背景，生动描绘了洞庭湖区近四十年的生活变迁与生态恢复历程。作者以浩瀚洞庭为叙事舞台，通过宋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深刻展现了乡村巨变和人民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作品问世后引发广泛关注，相继在北京、长沙和岳阳三地举办新书研讨会。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评价该作品“是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生动诠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称赞其为“对地方、对人的一次重大发现”，湖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王跃文称其为“编年体创业史”。

近日，笔者专访余红，探寻《洞庭人家》创作背后的故事。

笔者：余老师您好，您创作《洞庭人家》的初衷是什么？

余红：我的初衷是想写家乡的故事。我是岳阳人，出生在洞庭湖畔，是看着这湖水长大的。2018年至今，洞庭湖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岸线更绿、水质更清、野生动物更多。

家乡跨越几十年的变迁，我身在其中，感受很深。为建设湖区，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有血有肉的人物。我目睹了家乡的变化后，想要为家乡做出贡献的人们写部小说，为这方水土上的人们不屈不挠、生生不息而写。几十个角色在我的初稿中徐徐登场。

《洞庭人家》写的是湖区宋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与创业史，呈现了湖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时代演变，揭示了湖区百姓从小家的日常烟火、到大家再到我们国家强大兴盛的进程。

可能写湖区变迁的长篇小说不是很多，洞庭湖区有一番特别的生态风景，渔业与农业并存。洞庭湖区的发展兼顾了生态化与现代化，这一切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的呈现。

笔者：宋家三代人在洞庭湖生态保护和时代发展浪潮中，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这些人物的命运轨迹如何映射出时代的变迁？

余红：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种种机遇。洞庭湖边的宋家人，以宋长江、许玉珍为代表的第一代创业者凭借匠人精神，将宋记农产品发扬光大。第二代创业者代表宋明泽以军人的果敢，整合洞庭湖周边资源，带领洞庭镇人兴业致富，在改革与转型的矛盾中不断突围与奋进。宋明泽从退伍军人到民营企业家的蜕变，既是中国民营经济突围的缩影，更折射出“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其三次创业、一次入狱的经历写透改革阵痛中的理想与坚守。而由云帆代表的宋家第三代则是生命的绽放与创新，云帆用手机直播卖蟹、手持自拍杆在荷塘深处穿行的身影，与祖辈摇橹撒网的剪影在时空隧道中重叠，完成从“靠湖吃湖”到“养湖富湖”的文明跃迁。

笔者：小说中，洞庭湖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更是承载情感与主题的重要意象。您通过哪些具体的情节和描写，将洞庭湖从单纯的自然景观升华为与人物命运、时代发展紧密相连的象征？

余红：地域风物成为呼吸般自然的存在。在写作过程中，我将自己对家乡的情感倾注其中，洞庭湖在小说中既是地理位置，更是湖区文化符号。我笔下的芦苇荡、渔歌号子、鱼巷子等地域风物，不只唤醒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更展示了代际更迭在“时间绵延”下对社会转型轨迹的映射。农业文明与现代发展的互动中，再现了湖湘之地的自然底蕴。在我笔下，动物是通人性的，富有人格的意趣。它们与人的关系亲切自然，能够互相沟通、互相帮助。宋家人的创业史是小说的主线，而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刻画始终是主要的情节。

当宋明泽与儿子因为各持己见而产生隔阂时，为了让读者从僵化的矛盾中抽离出来，我会写些自然景观来处理这些矛盾，“湖风徐徐吹来，半夜父子俩躺在一张席子上，天当帐，船当床，枕着波涛，渐渐进入梦乡”。没有过于戏剧波折的情节抑或激烈的心理描写，只伴随着水涛微酣，流星飞逝间，矛盾冲突自然而然地消解在天地之间，顺水推舟地达成了自然与生命和谐的相互映照。

小说的后半段，当盘龙岛的村民们面对禁渔令时，经过多重斗争最终还是做出了“人给水让路，水给人出路”的决定。当一汪清澈的湖水出现在小说的结尾时，这汪湖水象征着自然家园的回归，意味着现代乡村在经历了工业化革命后，人们内心的觉醒。

笔者：作为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作品，《洞庭人家》中的“变”体现在哪些方面？您认为其中最具突破性和时代意义的“变”是什么？

余红：宋家三代人创业的过程中，核心冲突围绕“变革”展开，宋明泽的改革理念与旧观念的摩擦；人与自然的冲突，环保政策转型背景下的“退岸还湖”等矛盾激烈，揭示了传统与现代、生态与经济间的博弈。人与自然从冲突对立到和谐共生，体现了观念变革下的时代进步。

我初稿写了56万字。初稿完成后，《洞庭人家》入选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我认为“新时代山乡巨变”是包含时代印记的。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城市整体还处在灰头土脸中，但街上穿喇叭裤、街边摆摊做生意的人多了起来；九十年代中期宋明泽成为宏运养殖场场长后，手中拿着一个砖头一样的黑色大哥大（手机）等，这些细节正是时代转型的标签。

进入新世纪，宋明泽历经沉浮，选择了自主创业，开创了宏运房地产公司。母亲许玉珍坚持“民以食为天”的市场走向，母子俩在企业发展的理念上产生分歧。在2008年金融危机突袭下，宋明泽醒悟母亲的市场走向是正确的，他继续抓住农业做文章，以宋记食品为依托，办起当地第一家民营农业科技园。小说中正是那些被时代浪潮推搡着前行的小人物，在迷失与觉醒中勾勒出湖湘巨变的精神图谱。

笔者：前期创作中，您深入采访老渔民、环保志愿者等群体，积累了大量鲜活素材。能否分享一两个让您深受触动、经过艺术加工后融入作品的真实故事？

余红：我写《洞庭人家》花了五年时间，也是湖区人“守护好一江碧水”蜕变的五年。我前后采访了一百多位老湖区居民，调查三代以上湖区居住史，采访湖区重大生态事件等。在不断走访过程中，倾听老渔民讲述他们的故事时，相当于随他们一起回顾了湖区生态文明发展史。

如麋鹿守护使者周圆，坚持每天巡湖，用脚步丈量洞庭湖每寸堤坝，用心记录着洞庭湖的每处变化。江豚守护使者何大明，熟悉的人称他为“江豚奶爸”，他在湖面出现的地方必有江豚，这是他长期守护江豚的结果。还有一群用镜头观察着每只候鸟习性的摄影人，用行动守护着洞庭湖点滴的志愿者。近几年来，岳阳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在治污、清湖等有力措施下，湖泊湿地的生态得到修复平衡，洞庭湖区珍稀濒危候鸟种类、数量持续增加。

改稿会后，我又多次走访湖区渔民，并成为东洞庭湖生态保护协会的一名志愿者，这是我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我经常跟随他们一起巡湖、守湖。

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了小说中许多不足的问题，对如何打磨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这部小说中，生态环境始终贯穿全文，由宋家三代人的命运变迁构建起“巡湖—护湖—人湖共生”的生态演进轨迹。

湖南是渔业大省，数万渔民曾经靠湖吃湖。为守护好一江碧水，所有沿岸污染企业全部关停搬迁。我现场采访了几家退圈企业负责人，问“当时有没有想过你们的企业会污染环境污染湖水？”回答如出一辙，八九十年代开公司办企业的谁会想环境怎么样，满脑子想的是发展经济。

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另一个核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洞庭湖在几千年的时空隧道中积聚着无比宝贵的精神气质。作品既要体现湖区文化的精髓，又要将生态水文化保护好、弘扬好。

采访过程中，我目睹了洞庭湖生态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长江流域实行十年禁捕退捕，生活在东洞庭湖区域的居民一起“洗脚上岸”了，他们在政府的支持下搞起了生态养殖业，有些渔民加入了护渔队，由捕鱼人变身护鱼人。

笔者：书中对养殖业、房地产、食品行业等商业领域的描写细致入微，专业精准。这是源于您自身的经商经历，还是通过调研学习积累的成果？

余红：我身边人曾经有从事养殖业、食品行业等商业领域，我熟悉也看得多。

湖区人对于各种虾蟹水鲜的吃法是颇有讲究的，小说中通过挖掘洞庭湖百姓对食物加工的创造力，折射出湖区人对生存资源的珍视。以“水”为生活中心延伸出湖畔闲趣、水产加工等创造性活动，即使在那样一个荒芜的年代依然充满了生命活力。

小说中，前来宋家避难的燕妮是如何爱上这个大家庭的？不只是宋明泽的空灵，还有一个重要的人，是这个家的母亲许玉珍。在燕妮的眼中，许玉珍是一位奇妙的魔术师，一堆别人不要的鱼垃圾也能在她手里变出一堆可口的鱼食品。许玉珍的勤劳与智慧、宽厚与大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女们的成长，这给了燕妮“家”的安全感。

如何把这部小说写透，我不断提醒自己，文学需要深入生活，需要包罗万象的素材、需要倾听与思考、需要细致入微的观察，还需要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重要的是，如何把洞庭湖历史浩瀚的精气神的东西融合在小说里，既要写出大江大湖的大气魄，又要写出湖区人的豪迈与柔情，还有湖区的民俗风情与传承。

笔者：一部优秀的作品往往与作者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在您的人生历程中，哪些经历、记忆或情感成为创作这部作品的灵感源泉？

余红：我家到岳阳楼不过十来分钟，小时候去岳阳楼不要门票，中午放学后，哥哥带着我坐在古墙边眺望君山，看千鸟飞翔，观百鱼赛跑。或随哥哥姐姐们泛舟荷花丛、捕鱼捡螺蛳、下河挖藕摸蚌；晚上在西瓜地里吃饱喝足后，躺在一起边看星星边听故事；在“晒月亮”时偶遇湖畔的“精灵”——溜出湖面玩耍的江豚或是芦苇荡中的野生动物……这些奇妙的自然景观深深烙印在我脑海中。

随着时代变迁，城陵矶码头对外轮开放，通江达海；岳阳修建了洞庭湖大桥，有了高铁站，再有了飞机场。我以前住的农场早已成了市区黄金地段。这些在小说中都有所体现。

写作中，我对母亲许玉珍这一文学人物有着深厚的情感寄托。她身上有我母亲的影子，每次写到深情处，母亲的身影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在我眼前，勾起许多回忆。我母亲2019年过世，但我还是经常回老家住上一段时间。回到家乡才知道，念的不是家乡，而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奶奶也在身边，哥哥姐姐们都在。炊烟起时，一家人围坐一起其乐融融，母亲凭借一双巧手把“鱼”做出了多种花样。

笔者：完成《洞庭人家》这部长篇巨作后，您内心有着怎样的感触？未来有何创作计划？

余红：花了五年创作的小说终于出版了，社会反响不错，读者也认可，这让我备受鼓舞，也感到意犹未尽。

岳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自古就有天然的江湖底蕴、享有山川之美的鱼米之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岳阳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未来我依然想写家乡的故事，为家乡的发展点赞。

责编：王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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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