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向阳

城西街位于龙城西郊，屋舍参差不齐，街道拥挤狭窄，外面是一条通往县城的道路。

一天清晨，马斯义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餐，服侍患病的妻子吃完，迈出院门。天空灰暗低沉，马斯义感觉异常闷热，用袖子擦了把汗水，油布包裹挂臂弯里晃动。路上分外冷清，偶尔传来糕点铺的吆喝声，或者小贩的叫卖声，他遂大步流星地来到药店，敲开门给妻子买好药，然后马不停蹄地返回城西街，为街邻老万写祭文、做对子。

马斯义读过几年私塾，会四书五经，闲时手不释卷，工于礼仪。邻里乡亲们，礼包金额或多或少，即便打发一包茶叶，抑或半瓶酒，他从不计较。城西街房屋连片，人口众多，隔三岔五就有白喜事，马斯义大有用武之地。马斯义作为城西街唯一的礼生，人们习惯叫他“先生”，表示尊重。倘是喝点酒，马先生黑脸变红脸，就会摇头晃脑地念叨：“礼，履也，最早可追溯到周代，有三千多年的祭祀文化了。唐代韩退之的《祭十二郎文》，乃千古绝唱……做礼生，就是要挖掘死者生平事迹，付诸挽联、祭奠文、吟唱……”

也有人问马先生：“既然它是一种传承，你怎么不传给儿子呢？”

提到儿子，马先生缄默无语了。马先生除了做礼生，还看风水，唱夜歌子，常年通宵达旦，缺觉少眠，眼窝深陷，腰背都驼了。如此劳累辛苦，儿子咋会学呢？儿子在长沙读书，经常逃课，一年半载不见人影。

街邻老万八十又三，虽无子嗣，却古道热肠，爱帮衬邻里，一股子正气，在城西街有口皆碑。马先生早已烂熟于心，不必再问旁人。他从油布包里取出毛笔，字斟句酌地写好每一副挽联，张贴在庭前门柱，引发众人围观。

下午，外面锣鼓喧天，马先生则独处一室，挥笔疾书，记录老万因拒绝为日本鬼子带路被害的英勇事迹，其间数度搁笔抹泪，待心绪平复后，再接着写完。当晚开追悼会，马先生跪于灵前，声情并茂地捧读祭文，一片“呜呼哀哉”声中，众人皆泪流满面。

办完丧事，马先生惦念家中妻子，就给她包点食物，匆匆离去。

行有行规，做礼生亦然，马先生并非来者不拒。譬如，“孙氏盐店”老板的父亲死了，差人来邀他做一周道场，每天开银圆，外带酒肉不等。马先生听后，突然抱肚下蹲，一脸痛苦不堪。“对不起，我可能吃了变质食物，肚子痛得好厉害，哎哟……”妻子吓得不轻，关切地问：“斯义，你不要紧吧？”马先生哼哼唧唧：“痛，我要上厕所，哎哟……”

来人见状，只好悻悻地退出。一会儿，马先生从厕所出来，妻子问他怎么吃坏肚的，马先生狡黠地笑了。“我没事。孙氏父子都不是好东西，儿子当汉奸，替鬼子卖命，县委三个干部被抓，就是他告的密；孙父为富不仁，洙津渡游击队物资匮乏，缺少食盐，他硬是一毛不拔，我能昧着良心为他歌功颂德？”

“你还蛮有架子啊。”妻子投之以敬佩的眼神。

“在大是大非面前，做人必须有原则！”马先生说罢，转身给妻子熬药。

夏风送来荷花的芳香，夹杂着滚烫的热浪，晒得人睁不开眼睛。城西街店铺紧闭，几无行人，就连猫狗都踪迹难觅。枪声愈来愈近，马先生望了一眼澄澈的天空，赶紧找来一部板车，护送妻子到乡下老家，次日早上返回城西街。

坐在空荡的屋子里，马先生摊开纸张写字，墨香弥漫。偶有邻人经过，见其凝神运笔，就问：“马先生，鬼子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还不逃啊？”马先生淡然一笑：“我在给自己写祭文呢。”邻人一愣，摇摇头走了。“这里是游击队在城西街的秘密联络点，我是交通员，岂能只顾自己当缩头乌龟呢？”马先生暗忖。他神情笃定，继续笔走龙蛇。

中午，一队鬼子兵杀气腾腾地冲进马家。马先生身着寿衣端坐院中，虔诚地焚烧祭文，一缕青烟袅袅。鬼子兵软硬兼施，威逼马先生出任维持会长，马先生严词坚拒，死于鬼子兵枪下。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洙津渡游击队队长小马来到马斯义墓碑前，长跪恸哭：“爸，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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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