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友

相信六十岁以上的人们，无论幼时身居何处，都不会忘记在炎炎夏日吃冰棒的经历，也一定熟悉回荡在城乡上空叫卖冰棒的吆喝声。

在那个没有空调，电扇也稀缺的年代，夏日的午后总是格外漫长而闷热。阳光像是不知疲倦的画家，将大地涂抹成一片耀眼的金黄。就在这时，一阵清脆而悠长的吆喝声穿透了热浪，如同凉风拂面，给燥热的夏日带来了一丝慰藉——“冰棒，冰棍，清凉解暑嘞！”这声音，带着几分乡土的质朴，几分童年的欢乐，悠悠地飘荡在巷弄之间，唤醒了每一个孩子心中对甜蜜的渴望。那时的我们，仿佛被这股魔力牵引，不约而同地跑出家门，手里紧紧攥着几分钱，或是从大人那里好不容易讨来的零钱，兴奋地奔向那辆载满冰凉希望的小木箱。

记忆中，童年时的冰棒品种很少，其中一种就是白糖冰棒。这种冰棒的做法十分简单，说白了，就是用白糖水冻成的长方形冰块。冰块带有一个木质或竹制的把杆，便于人拿捏。包装就更为简单，外面裹着一层薄薄的包装纸，纸上印着“冰棒”字样。吃时，只需剥开那层薄薄的纸，含在嘴里，一股甜丝丝、凉津津的味儿就会遍布全身。

我那时曾经好奇冰棒是怎么生产出来，以为冰棒厂是一个十分神秘的地方，直到我的一个高中同学禹荣根在那里工作后，我才得以一窥庐山真面目：先是锅炉烧开了水，待稍微晾凉后，按比例加入白糖或煮好的红豆沙或绿豆沙，再注入一个个有许多小方格的木箱里。然后把细细的圆木棍插在一个个小格子里，再把这箱子放进大澡堂一样的冷冻池。放满木箱的冷冻池很是壮观，许多箱子在冷冻液上漂浮着，像是一个个小方舟。用不了多长时间，糖水或豆沙水上冻了。再把箱子一个个快速端出，在一口盛满水的大缸里“蘸”一下，可能是为了快速解冻周边，以利于把成型的冰棍从模子里拔出来。最紧张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必须快速地把冰棍拔出来，不然再冻结实了就拔不出来了。一群女工，守着一张硕大的木案，双手并用，把一个个成型的冰棍拔出来扔在案子上，瞬间赤裸的冰棍堆成小山。待冰棍全部拔出来，她们才能坐下来，用专用的刷了蜡的包装纸，飞快地给冰棍穿上衣服。 此时的劳作场面，是分秒必争的。包好的冰棍被放在一个个类似于木簸箕的容器里，再从窗口递给转运工，堆在小推车上，快速地送进冷库里。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会迎来第一小贩批发冰棍。一百个冰棍批发价是三元三角，就是一根冰棍三分三，零售五分钱，每个冰棍有一分七厘的赚头。现在的人肯定惊讶于这样的利润，但那时这样的生意是不错的，如果一天能卖掉三百个冰棍，利润五块钱，一个月可以赚到一百五十块。那时，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约四五十块钱。小贩有骑自行车驮着白木箱来的；有大妈或是奶奶辈的，推自制手推车，上面驮着白木箱子的。箱子里厚厚的棉褥子，捂得严严实实，唯恐冰棍被热化了。装好了冰棍，小贩们各显神通，快速出发，到或远或近、或固定或流动的地方卖冰棍。一般都有固定地段，互不相扰。不管是固定摊点还是流动销售，他们都会拉长嗓子吆喝：“冰棍——白糖豆沙冰棍！”这吆喝声，几乎从走出冷库大门同时响起，之后一路喊下去，直喊得小孩们央求大人从攥出水的钞票里给出一毛五分的，换取那神奇木箱子里的美味冰棍。

小时候吃冰棒，喜的是我，愁的却是母亲。她总唠叨着冰棒不能多吃，吃多了会伤身体，再加上家里不宽裕，手头积攒的硬币只能买方格本和铅笔之类的学习用具，吃冰棒的次数自然能数得清。每当看到小伙伴们买来冰棒，在阳光下伸长舌头一口口地舔着，我总馋得不住地咽口水。实在禁不住诱惑，就掏出几个汗津津的硬币买一支。接过冰棒，总激动得嘴角翘翘的。拿在手里的冰棒，总是舍不得咬，含在嘴里，让那沁凉的甜香味在唇齿之间慢慢弥散。冰棒吃完了，剩下的木棍儿还要噙在嘴里咂上好一阵，为的是吸尽上面残留的甜味儿。那时候，伙伴们吃冰棒儿有时也会“共享”。玩伴们走在路上，要是谁买了一支，会要和伙伴们同吃，你一口我一口地咬，剩下的归买者享用。也有遇到贪心的，一口咬下去吞去了大半个冰棒，对不起，下次就再也没有谁愿意和他分享了。一支小小的冰棒，在分享中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闹出矛盾来，影响同学之间的团结：这次我让你吃了，下次你买了我没吃上，就会几天不理你，直到有一天你主动还上一口给我，大家才会握手言和，重归于好。现在想来，这种看似寒酸的举动，其实饱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曾经熟悉的冰棒吆喝声渐渐远去，被现代化的喧嚣所取代。冰箱、空调成为了每个家庭的标配，冰棒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和便捷，但那份记忆中的纯真与快乐，却似乎再也难以找回。如今，每当夏日来临，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远去的冰棒吆喝声，它们像是一首首悠扬的老歌，轻轻唱响在我心中，提醒着我那些简单却美好的时光。虽然岁月无法倒流，但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向往，却永远不会改变。

（作者系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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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