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我在贺龙中学教书，十分荣幸地成为桑植县政协首届委员，后来又续任第二届县政协委员。1989年我调到当时的大庸地级市工作，被选为大庸地级市政协首届常务委员。连续十多年的政协委员的经历，回想起来，仍然有许多值得记住的片段。

从“臭老九”进“人才库”

1984年4月，我在洪家关中学(现贺龙中学)担任高中语文老师。我和另两位老师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作为首届县政协委员，去县城参加桑植县政协成立大会。开幕式上，县政协首届主席彭辉军作报告。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此外，政协也可以说是“智囊团”和“人才库”。政协的重要作用就是民主协商、参政议政。说到这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时候，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十年动乱，还心有余悸。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几年前还被称为“臭老九”，今天怎么一下子就成了“人才”，就有资格参政议政了?!当时的惊喜无以言表。从此，我暗暗下定决心，决不能辜负党的信任和培养，作为教育战线的政协委员，我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立足本职 为国育才

担任县政协委员后，我感觉到身上的责任和担子更重了，首先要搞好本职工作，才不辜负政协委员这个称号。当时我是贺龙中学高25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除了用不少精力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保证班上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大部分时间就用在语文教学上。当时，初中升高中是全县统一考试，统一录取，成绩优秀的初中毕业学生，优先一中录取以后，桑植四中也是大多数初中毕业生的第二志愿。所以，洪家关中学录取的初中毕业生，分数线要比一中、四中低许多。况且我任教的是理科班，学校把有体育特长的会打篮球、会武术的学生都安排在理科班。这些学生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体育专长上去了，他们的文化课成绩更远远低于录取分数线。要想在这样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压力很大。但是，我迎难而上，相信一滴汗水总会有一粒收成。除了认真上好每堂语文课以外，那时候，信息不发达，没有网络，手机都还没有，我除了订阅几乎所有的语文刊物以外，还和省内外有经验的语文老师交朋友，广泛搜集教学辅导资料，坚持“苦教苦学”。每天，自选、自编、自刻、自印一份油印的考试卷，后来汇总编成了厚厚的一本《语文复习资料》有250多页，37万多字。并利用每天晚上的一节语文自习课，辅导学生一页一页学习消化这些知识。至今，我的右手中指还有刻钢板形成的老茧，这是我一生中35年教书生涯留下的终生纪念。苍天不负有心人，1984年高考，我任教的语文单科平均成绩名列全县第一。这也是我任教高考语文成绩连续两届名列全县第一。当年高考结束，我就被县教育局调入教研室任主任兼中学语文教研员。在洪家关中学任教的同时，除了做好本职工作以外，我作为县政协委员，还利用自己在贺龙元帅故乡工作了十多年，了解一些贺龙闹革命的故事 的有利条件，在抢救文史资料，宣传红色文化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当时，每年秋季，新学年开始的时候，学校领导安排我带领刚报名的新学生，登上学校旁边的“烈士纪念塔”，给新生讲贺帅的革命故事。这是当时洪家关中学很有特色的“开学第一课”。有一次，上海来了几位考察芙蓉龙的专家，他们专程来贺龙元帅故居参观后，因为他们对贺帅刀劈芭茅溪盐税局的传奇故事很感兴趣，学校就安排我，带他们去采访当时健在的参加过芭茅溪砍税局的义士之一的韦寿荣。我认真做了笔记。因为这以前还没有关于贺帅刀劈盐局起义的历史资料。我整理以后交给县政协，后来在《湖南文史资料》刊载。1983年，贺帅长女贺捷生第一次回桑植。当时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要在洪家关举办一场欢迎的专场文艺演出。安排洪家关中学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主要内容是歌颂贺龙红军的。当时我兼任学校的文艺宣传队的总负责和导演。我就编写了《歌唱贺将军》的歌词，由同校的周喜祥老师作曲。我还编写了《贺帅的一家》《五老汉看体育》等节目，晚会演出40 分钟，受到好评。《歌唱贺将军》这首歌在贺龙中学和洪家关群众中传唱了40多年。

参政议政 略献绵力

参政议政是县政协委员的一项神圣的职责。当时作为全县仅有的5 名教育界委员之一，我们联合开展了教育布局的调查，发现了中小学点多分散，布局不合理等问题，我们用提案的方式向教育部门建议，实行调整。县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合理调整了中小学布局，撤销了10 多所乡办中学，辞退了一批代课教师，并让几十名因各种原因脱离教学岗位的骨干教师，重返教学第一线。不仅节省了有限的教育经费，还提高了教育质量。1989年，我调到大庸地级市参加教育局的筹建工作，担任基础教育科和教科所的负责人。被选为市政协首届常务委员，每个季度要开一次会议，参政议政的机会多些了。当时大庸地级市正在筹建之中，百业待兴，许多工作都需要政协参与协商。我记得在当时的城市规划，比如子午路的新建工作，我们政协委员就提了很好的建议。还有，当时提出“旅游立市”。因为原大庸县曾一度改为“ 大庸市”，这时候又出现了“ 大庸地级市”，容易混淆。为了方便游客，扩大新建的地级市的知名度，如何确定市名，便是当务之急。一时间，出现了多种命名方案，有的建议命名为“马鬃岭市”，因为大庸地级市成立之前，张家界的风景已经崭露头角，湘西自治州的《团结报》曾以《马鬃岭传奇》发表了连载文章，宣传新发现的张家界的自然风光。有的认为就用“大庸市”，把原来县级的大庸市改为“永定区”;大多数认为改为“张家界市”比较好，因为张家界风景区已经出名了。市政协常委们认真参与了张家界市命名的讨论，形成了一致的倾向性意见，赞成以“张家界市”命名。我作为教育界的委员，又是负责基础教育科的(当时全省各市都叫“普教科”)，曾建议在全市开展基础教育的普查。因为当时市教育局刚筹建，对全市的家底很不清楚，就无法指导下属各区县的普通教育工作，更无法制定教育发展的规划。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基础教育大普查。掌握了基本情况，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本人综合了普查的资料。写了一篇《村小不抓基础难稳》的调研报告，曾以“大庸地级市教育局”的名义刊登在《湖南教育》杂志上。这也算“大庸地级市教育局”第一次在全省教育系统的公开露面，因为当时没有网络，新成立的“大庸地级市教育局”没有知名度。我参加全省教育系统开会时，很多兄弟县市还不知道有个新成立的“大庸地级市教育局”。

作者谷利民，系政协桑植县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作者：谷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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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