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贺为民

江水长流，晨光易逝。转眼间，《湖南日报》创刊75周年了。作为一位通讯员，回想起与《湖南日报》的结缘，往事历历在目，使人难以忘怀。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参加工作，在“百里铁乡”湘东铁矿前线指挥部办快报。所谓快报，其实只是一张八开的油印小报，每天及时反映来自全国各会战连的好人好事。有一次，潞水铁矿湘东钨矿会战连的王师傅在井下作业遇险时沉着应战，既保住了当班人员的安全，又有效地防止了井下塌方。于是，我写了一篇1000多字的通讯投寄给了《湖南日报》。

因为是第一次投稿，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谁知没过多久，我就收到报社寄来的一封信。当时，我心里怦怦直跳，心想不会是退稿吧？当众麻着胆子拆开后，一张《湖南日报》跳了出来，上面居然刊有我写的那篇《勇战塌方》的通讯。我的心情由怦怦直跳到激动不已，年轻的伙伴们一把将我抬起来欢呼，祝贺我第一次在省报上稿。

不久，湖南日报社组织人员来湘东铁矿采访钢铁大会战。采访组由报社易建凯、戴新畴、曾强，宜章县委通讯组胡汉勋，安仁县委通讯组郑益华和我组成。

那次，我们深入矿区采访10多天，分工协作写出了长篇通讯《大打矿山之仗的人们》。从那以后，我更加刻苦练笔，积极向报刊投稿，被《湖南日报》聘为通讯员，给我寄来了通讯员证书和一只金色怀表。年轻时，我经常外出采访，有时写作到深夜，时间很难把握，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随身带着那只怀表，是它伴随我度过了那段采访写作的青春岁月。

在与《湖南日报》老师的交往中，我不仅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采访写作知识，而且和他们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到长沙读书时，经常去报社看望他们，戴新畴老师也偶尔来学校看我。他带着一台120海鸥相机，手把手地教我，成为我学摄影的启蒙老师。

我拍的摄影作品能成为“湘江”副刊的刊头照，不少摄影作品在国内外刊登、展出和获奖，还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随团出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其中凝聚着戴老师的心血！1978年7月，他得知省广播电视厅组建地市记者站需要人员，马上写信给我，要我写自我介绍材料，几次向省电台推荐我。虽然那次调动最终没能如愿，但我对他的热心帮助感激不已。后来得知戴新畴老师不幸因病去世，我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1982年3月，我第一次向《湖南日报》“洞庭”副刊投稿。事先，我给副刊部写信，想为著名诗人聂鑫森写一篇专访。时任副刊编辑谭谈回信说：“我们打算介绍一下聂鑫森，已约一个同志去采写了，不好再另行约人。对你的这片热忱，我只能表示谢谢了！”接到谭老师回信时，稿子已经写成，于是我把自己写的专访寄给了谭老师，并写信告诉他不求发表，仅供他在编稿时作参考。

按理说，我这篇专访无疑成了一篇“死稿”，他将稿子丢入废纸篓就是，但他没有这样处理。为了让我这篇稿子复活，他打电话给湖南广播电台《广播杂志》负责人周江南说明情况，把我写的专访推荐给了省电台。

事后，谭老师又写信告诉我处理结果。后来省电台用较长篇幅播出了我的这篇专访。为了我这个业余作者的稿子能被采用，谭谈写了3封信，打了2次电话，令我深为感动。于是，我写了《从一篇死稿“复活”赞谭谈好作风》，刊发在《湖南日报〈长征路上〉》。谭老师知道后，嗔怪我不该为他说好话。他的为人和编辑作风，让我受益终身。从事专业新闻工作后，我坚持以谭谈老师为榜样，尽力为他人“做好嫁衣”。

1986年6月，我通过朋友联系调株洲市一家新闻单位工作，对方问我有没有新闻作品获奖？我记起1981年发的一篇稿子曾获湖南日报好新闻作品一等奖，只是当时已无资料佐证。于是，我冒失地向湖南日报总编室写了一封求助信。

没想到时任总编室主任邓庻康非常重视，他从5年前的报纸中找出我写的那篇稿子和《湖南日报1981年好新闻作品目录》，并郑重其事地为我写了一个证明盖上章，一并复印寄给了我。除此以外，邓老师还特意给我这个素不相识的通讯员写了一封短信：“来信收到。现将《证明》和有关材料寄上，但愿能对你的调动有所帮助。祝你从事新闻专业工作的愿望顺利实现。”同年9月，我凭着自己在《湖南日报》和《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的几十篇作品和湖南日报总编室为我写的获奖证明，顺利调入株洲市广播电视局，由一名普通的记者做到总编辑，并评上了高级职称。

一晃38年过去了，作为通讯员，我一直坚持为《湖南日报》写稿，报社的领导和老师也给过我不少关怀和帮助，我一直心存感激。我感恩《湖南日报》，感恩报社恩师，是他们指导我写作，帮我圆了“记者梦”，我与他们结下的读、作、编之间的深厚友谊，令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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