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普庄

任何时候，生命都是高于一切的。

6月30日，中国青年羽毛球队运动员张志杰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参加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团体赛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时，在场上突然晕倒，此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情发生后的两天时间里，关于运动员是否得到及时救治、现场处置是否得当，成为了舆论争议的焦点。

其中最核心的争议在于，世界羽联羽毛球竞赛规则（2023）将是否允许赛会医生或其他人员进入比赛场地处置运动员伤病的决定权，交给了裁判长。但与此同时，由中国羽毛球协会翻译和修订的中文版规则3.6.1.7条款显示：如出现运动员明显无法继续比赛的重伤情况则不考虑常规做法，赛会医生应实施必要的急救，直至运动员被送往医院。

规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落差，裁判长、赛会医生对规则的理解和对现场状况的判定，成为了影响现场救治的进程和结果的两个变量。这两个变量对过程和结果的影响究竟如何，有待调查。

假如，规则漏洞和人为认知导致了悲剧的发生，那么至少，如果能唤醒国际体育组织、赛事主办方出台更细致、严谨，更有利于保障运动员生命安全的规则法案，也不失为一种慰藉。尽管，在逝去的生命面前，这样的慰藉微不足道。

2003年，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联合会杯赛场上倒地，猝然离世。2006年，国际足联开始建议对足球运动员进行查体，从根源上降低心源性猝死的发生概率；2013年开始，国际足联给每个成员协会配发急救包，并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中正式启用；2019赛季开始，中超联赛正式启用急救准入标准，强制配备AED（自动体外除颤仪）。

运动员的家人、朋友，社会公众，都期待着一个调查结果。但，需要时间，等待的过程可能会很煎熬，也很残酷。

正如笔者在文章开头所说，生命高于一切。在规则面前是如此，在公众的好奇心，甚至在人们朴素的善意面前，同样如此。

2021年，欧洲杯赛场，丹麦球员埃里克森突然倒地，他的队友随即围成一个圈，这样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埃里克森在公众面前的尊严。然而就在羽毛球亚青赛这场突发事件后，运动员倒地的全过程在网络上大为流传，画面让人触目惊心。新闻伦理中有一条“最小伤害”原则，在灾难事故报道中，常用于媒体行为合理性、正当性的考量和评估。这一点，值得商榷。

突发事件的调查、处置，必然面对舆论的密切关注，但同时又需要一个客观、中立的外部环境，才能换来一个公平、公正、公道的结果。此时，如果过于急切地表达怜悯、愤怒，以及基于假设和推论表明立场，不但不利于事情的妥善处理，还会徒增逝者亲友的悲痛与无助，大可不必。

面对生命的逝去，适当保持静默，并不等于对生命的漠视。但愿悲情早日消散，每一片羽毛，都能重新快乐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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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