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徐启华

万年淳（1761-1835），岳阳华容塔市驿人，原名康，谱名国翰，号弹峰。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曾任安徽六安州同，是清朝嘉、道年间崛起的经世派比较重要的成员。

经世派主张面对现实，注重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身体力行，或从事经世实践活动，或探求有裨世务之学，而万年淳在当时湖湘经世派领军人物陶澍的支持下，于两个方面都做出了不俗的实绩。

（一）

明初洪武年间，其祖先万贵自江西南昌徙居塔市驿，至万年淳已十一代。其时，家族商船常年在武昌（现鄂州）与塔市驿之间往还，万氏家族是岳阳近代商业先驱之一。

自幼至长，万年淳接受了所在生活区域内最好也是最为完备的教育。

他童年即入书塾，学习刻苦，即使在严冬酷暑，也燃灯夜读。

塔市驿历来相传，他曾入当地名山弹子山弹峰寺自修，同时还向一位“通了慧”的高僧学习。炎热之夜读书，用木桶装水泡脚解暑防蚊……诸如此类的故事，一直是当地代代流传的励志趣话。

在21岁成为府学生员（秀才）的前后十几年，万年淳即从学于岳州府学教授、著名学者吴思树。伴着洞庭涛声，他立下果确无难之志，苦心探索，笃好不倦，专心学问著述。而且他所学甚杂，多是实用济世之学，于天文、历法、兵防、河渠等，无不深入研究，并且融会贯通。虽然他不注重于应付科举的学问，常常受到父亲的训诫，但在考试上一点也不含糊。在乾隆五十六（1791）、五十七（1792）两年的府学岁考中，经学、古文、时文三科两场六次考试，每次都稳占榜首，被吴思树认为是岳州读书人中特出的奇人，并受到了主持考试的湖南学政张姚成的激赏。

其间，喜欢游历考察的他，一定在洞庭湖和君山岛上留下了他的朗吟之声与深深浅浅的屐痕。那首《君山茶歌》大概也是那时写下的吧。该诗不仅道出了君山茶的生长特点、品味特色，而且点明了进贡的历史年代，成为今天研究君山茶难得的史料。由于朗朗上口，流传甚广，对推介君山名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曾到岳麓书院学习，得到了书院山长罗典的知遇和指导，偏于湘北湖滨一隅的学子汇入了湖湘文化的主流。

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月中举之前，他已编纂了多部学术著作，其中最为亮人眼目的成就是，在周敦颐《太极图说》启发下，写出了其经学代表著作《易拇》。该书一经问世，就受到了易学研究者的重视。1997年北京出版社 将《易拇》收入了《四库未收书辑刊》丛书。

31岁那年，万年淳中举，父亲谆谆告诫他：“古之居官者，以清、慎、勤为要，如治家然，出处无二法，汝其识之。”在逝世之前，父亲还大书“清、慎、勤”三字让子孙收藏。万氏家教对万年淳具有终身影响，其为官之时均不折不扣地践行了父训。

道光元年（1821）六月，六十一岁的万年淳走上仕途，赴任安徽六安直隶州州同（清代知州的佐官）。在六安的五年里，他将经世致用理想付诸实践，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政绩。

初至六安，发现城内各种设施毁坏，贼盗窃发，每多大案。万年淳深以为忧，就亲自考察全城街道，然后捐献养廉银，在某一经常发案的巷口自修一座防盗栅栏。于是士民竞相仿效，两年内，城里城外共修一百余座，防盗效果极好。

州城之外，一望无际的良田紧邻滔滔淠河，但没有堤坝防护。历届官员心存侥幸，一直未予修筑，田土经常遭受水灾。万年淳亲自勘察地形，观测水势，既照顾河道行洪，又考虑城墙安全，认真规划工程，然后下令筑堤。几个月后大堤修成，当地百姓出于感激，在堤上修祠，命名为“万公堤祠”。万年淳没有贪为己功，改名“万工堤祠”，表示大堤的修成，靠的是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次年，即获粮万石。

道光三年（1823）正月，万年淳代理英山县令。此后六个月时间里，审结前任百余件积案，拆毁紧邻县学的戏台，修葺县学，改建魁星阁，主持并为主纂修了七十余年来未能续修的县志。

同年夏秋之际，江水大涨，安徽濒江三十多个州、县的堤圩溃破，田庐荡没，米价激增。巡抚陶澍与督臣商议，拟派人分别赴四川、江西、湖北购米十万石，以解缓急。万年淳临危受命，带得力佐杂一员，领银二万两，前赴“九省通衢”武汉采办大米。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购得粒粒饱满的川米三万石，返回安徽。

道光四年（1824）秋，代理霍山县令。到任之日，时值大雨，山洪暴发，城中房舍被冲坏数百家，人民无家可依。因州府无钱赈济，万年淳心急如焚，遂向钱店借钱二百余千，即日全部用于抚恤，受灾百姓获得妥善安置。

万年淳一生重视教育，把教育当做下层百姓提升地位的重要途径。他在英山期间主持县试，有一富户企图贿赂千金以求案首（第一名）。万年淳毅然拒绝，说：“科举考试非常重要，是子孙后代改变命运的唯一通途。我难道会为这一千两银子，断送人家子孙的出路吗？”并将这句话张榜公布于所有参考童生看得到的地方，勉励大家同心愤志，专心读书。当年县考案首由寒士徐元伟获得，所有参考童生看到结果，顿时欢腾。在州试中，徐元伟仍获第一。当年，安徽省学政张鳞到六安主持院试，英山前十人，仅一人落榜。

万年淳关注民生，做事勤慎，每做一件，即能达成效果，即今之所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但真正能施展身手的就是这短短的五年，而且官位也不高，相对于他的初衷与能力来说，为百姓造福有限，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二）

万年淳补辑《洞庭湖志》一事，是中国文化史与水利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整个编纂过程曲折，几番峰回路转，堪称传奇。

华容拔贡綦世基（1702-1763），字自堂，号鳌柱，博学能文。他立志写出一本洞庭湖志书，特别留心洞庭湖区的故实。綦世基曾受聘帮助湖南学政叶酉主持文案事务，跟随叶到临湖三府一州八县评阅试卷时，利用所在州县交送的志书，深夜阅读。凡有关洞庭湖的事迹，大小不遗，分类抄录。三年之内纂成初稿4卷，命名为《洞庭湖志》。未及付梓，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病故，书稿就由綦的弟子万图南收藏了。万图南想完成老师的未竟之业，但力不能及。23年后万图南病重，将书稿交给堂侄万年淳，希望他继续完成。通过阅读，万发现阙略之处甚多，体例设计也不完善。如果重新编排补辑，则需要实地考察，但在短时间内又做不到，故补辑的想法就终止了。乾隆六十年，万年淳考虑到该书虽然尚欠完备，但“考据详覈，采择精当”，“其规模已次第可观”，不失为一部比较好的志书，就给綦世基的学生、宣城县令严克任写信，说明《洞庭湖志》价值特色，商请严克任刊刻《洞庭志》。但严未予响应。

嘉庆二年（1797），岳州府学教授夏大观（号枫江，湘潭人）听说綦世基著有《洞庭湖志》一书，就请岳州知府沈廷瑛（字筠堂，嘉庆二年任岳州知府，四年任长沙知府）写信给华容县令汤诰，请求查访征求。汤诰经由万年淳的同年严克纯（字斗南，严克任的弟弟）得知书稿藏于万家，派人持信取稿。万年淳遂将全稿交付来人。说明：万年淳《与陶侍御商定〈洞庭湖志〉稿启》谓乾隆五十八年（1793）仲秋沈廷瑛托汤诰索要书稿，此时间应为万年淳记忆之误或文章刊印之误。理由是严克任乾隆六十年始任宣城县令，沈廷瑛嘉庆二年才任岳州知府，故将索书时间据实改为嘉庆二年。

夏大观受沈廷瑛之托，在綦稿基础上进行增补而为6卷，但未及成而卒。后来，沈廷瑛把《洞庭湖志》补辑本呈送陶澍，请他最后审定。陶因公务繁忙，于嘉庆二十年（1815）转托在京候选的万年淳。陶说万年淳曾参修过《巴陵县志》，熟于地方形势，悉其故实，一定能订正好《洞庭湖志》。于是十八年后，书稿又转回万年淳手上。

万年淳读过稿本，给陶澍写了《与陶侍御商定沈太守〈洞庭湖志〉稿启》一信（唐代称监察御史为侍御，时陶任监察御史，故称陶为侍御），认为夏大观补辑本尚未完备，提出了存在的十六个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陶澍说：“补辑不求快，只求尽量做好。”但万年淳还未及着手，其朋友陈卷山见到此书，借去阅读，不久后，竟携书南归。万多次寄信索要，因路远难以归还。

道光三年（1823）七月，万年淳受命到武汉购米，听说陈卷山在湖南宜章任教谕，就派人前去索回了《洞庭湖志》稿。日夜萦怀于心的八年后，志稿终于又回到了手上！万年淳便针对夏大观补辑本的十六个问题，加班加点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订、增删，由6卷增加到了14卷。如舆图部分，增绘了洞庭湖全图、岳阳楼图、君山图、洞庭秋月图，加上原本的东、西、南、北四图，使洞庭湖全貌及形胜一目了然。艺文部分，收录诗文大大增加，做到了无题不有、无体不备。星野、事纪等部分，则全部进行了重写。

次年夏，《洞庭湖志》脱稿，呈交陶澍。陶异常高兴，做了一定的修改后，催促他早点付梓，并说：“这本志书是我们南楚（湖南）一大典故，不能不镌板印刷。”陶知道万年淳没有财力刊印，遂动员在皖的湘籍官员解囊资助。

道光五年（1825）十月，《洞庭湖志》刻成出版，陶澍在序文中对万年淳的才智与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万子博学多通，戛戛独造……是志为华容拔贡綦世基所创，湘潭夏学博大观増辑，以遗沈太守。万子又订之，订讹补缺，倍于前书，其用力勤矣。”

《洞庭湖志》由綦世基创修，经夏大观増辑，到最后万年淳订补刊出，经历了足足七十年。湖志的问世，依靠的是湖湘士人前赴后继、不断接力的无私合作，充分体现了当时经世派关心国计民生、注重实学的集体性格。毫无疑问，万年淳的加入对志书整体质量的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洞庭湖志》为洞庭湖第一志，也是惟一之志。它第一次分门别类地记述了洞庭湖区湖泊、山峦、水道、洲港、堤垸、税课、兵防、风俗、物产、古迹、祠庙，第一次用编年的办法记载了洞庭湖的禨祥、藩封、战守大事，第一次以“捃摭”的形式记录了洞庭湖区众多的古史、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方面的遗文逸事，第一次面向整个湖区，最为完备地收录了洞庭湖的历代诗文，其中有些记载、诗文甚至为历代正史、总集所无。

该志最大的特点就是求其实用，不铺张胜景。如万年淳在《洞庭湖志序》中所言：“洞庭之志，则山川险要、古今战守及堤防、水利、赋税诸典章，皆于是焉可稽；今古人文、雄才杰作，欲与洞庭争海涵地负之奇者，皆于是焉可见，亦不似太湖、西湖之志，仅记景物之佳丽、录文词之雕镌而已也。”《事纪》的设置，尤有创意。洞庭湖区历来是多种自然灾害和灾荒的多发之地，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对此有必要做系统的记述。《洞庭湖志》设立《事纪》这一在旧方志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山水志中几乎是空白的门类，则纵向记述了历史各个阶段的大事、要事，能裨益后人防灾抗灾、备战备荒。故《洞庭湖志》一书的编纂主旨与经世派“学术要有益治国理政，从而达到经世致用目的”之主张高度一致。

万年淳能完成《洞庭湖志》一书的订补，是命运对他的补偿，亦是母亲湖对他这位洞庭之子的深情眷顾。

今天，万年淳先生虽然离开人间将近200年，但我们不须有“浩然一长叹，何处觅岸芷”的感慨。因为他的书后人还在读，他的故事还在家乡流传，他经世济民的精神还在人间赓续，我们湖湘子弟正在创造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崭新历史。

（本文有关《洞庭湖志》编写特色的内容，汲取了岳麓书社版《洞庭湖志》何培金先生《整理前言》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作者简介：徐启华，男，岳阳华容一中退休教师，湖南作协会员，华容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有《黎淳传》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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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