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长沙220公里的郴州市安仁县永乐江畔，有一个水稻试验基地——水稻所安仁抗性鉴定基地。基地由魏子生研究员创建于1974年，至今已有50年。前辈们在基地潜心研究，坚持不懈，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从魏子生到李友荣和侯小华，他们都是一直蹲点基地30多年，其中李友荣蹲点达40年。而我2011年到安仁基地参加工作，今年是第13个年头，跟前辈们相比，可谓是初来乍“稻”13年。

艰难抉择

我出身于永州的一个小乡村，从小在家随父母下田务农，深知农业的艰辛，读书后一心想跳出农门，但对生物感兴趣，在大学读的农学专业，研究生选择了植物病理学专业。毕业时本可以通过导师推荐到武汉市农科院，工资6000多元，我很心动。但考虑到离老家太远，还是想回湖南。

因此，我开始在网上投递简历，机缘巧合被李友荣研究员看见，联系我来安仁基地实习。没想到当时从长沙到安仁没有火车没有高速，坐大巴走国道，晃晃悠悠花了6个多小时，晕车的我，来到基地已是身心疲惫！当看到老旧的门窗、铺着稻草的床很失落，最让我没法接受的是基地的厕所是农村旱厕。而实验室是小米加步枪，简单的房间放着几件过时的仪器设备，从现代化的大学实验室到这里心理落差挺大的。当天晚上睡觉时心里一直敲着退堂鼓，没想到这时还有蚊子来打扰，几乎要崩溃。

第二天，李友荣老师跟我说，他已56岁，即将面临退休，在寻找基地的接班人，当时魏子生老师在病床上，也一直牵挂着基地接班人的事。而看了基地情况后，我心里一直在犹豫。但李友荣老师倒觉得我各方面都挺合适，表达出挽留我的意思，便开始做我的思想工作，俗称“画大饼”。首先，是套近乎，他说基地和华农有深厚渊源，魏子生老师毕业于华中农学院，李友荣老师自己也在华农进修，而我也正是华农毕业，都是校友。然后，又跟我谈理想、讲情怀，说我在这里专业对口，可以学有所用，工作也很有意义等等。最后，还说他会尽力为我争取待遇、改善生活条件、提供经费支持、更新仪器设备等。经过李老师这一番说辞，我有点被打动了，便答复李老师，毕业后就来基地工作。

心态转变

来到基地后，在李老师耐心指导下，我很快就熟悉了工作。虽然下田很辛苦，还好我有从小就有过下田经历。不仅没有被吓倒，而且很快我对基地工作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回想起来可能有3方面原因。

第一，随着时间推移，我了解到前辈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的辉煌成绩，让我震撼。发现白叶枯系统侵染、选育多抗优质新品种8个、承担科研项目34项，获省部级以上奖励17项，筛选鉴定水稻品种资源数万份等等。

第二，李老师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了我。他每天5点就起床，下田观察情况，大事小情都亲自带领大家干，没有一点架子，对我们很亲切很随和。李老师本人学识渊博、生活简朴、淡泊名利，方方面面都是我们的模范。

第三个方面，李老师也兑现承诺，改善了基地工作和生活条件，而且对我个人很关心照顾。我对李老师的作为除了敬佩感激之情，更是下定决心要留在基地，好好工作。

安仁在上世纪60年代是白叶枯病重病区，这也是基地建于此地的重要原因。1982年起基地开始承担国家和省区试白叶枯抗性鉴定。2010年起又承担省区试稻曲病抗性鉴定。随着绿色通道、联合体渠道开通，参试品种的数量大幅增加。每年有3000余份新品种参试，我们的工作有收样、分样、播种、移栽、接种、调查等，此外还得采样、分离和保存菌株。对于这些工作李老师一直都是亲力亲为，同时还教导我们抗性鉴定工作不仅需要植保专业知识，更需要细心和责任心，每一个环节都容不得半点差错。我在心里默默记下谆谆教诲。时间很快来到2014年，就是李老师退休之年，前面4年我是大树底下乘凉，还没成长就要独当一面，心里直发怵。

时光飞逝，今年我到基地已是第13个年头，工作已步入正轨，我的心态也早已发生转变，已然感觉到自己就是基地的主人翁。此外，我切身体会到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公益性和重要性，不仅为水稻品种审定提供数据支撑，也确实对粮食生产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展望未来

近年来，我们聚焦公益性区试抗性鉴定工作，同时围绕水稻开展相关研究，取得了一些业绩：获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主持项目11项，鉴定品种资源3万余份，获省农作物试验先进个人等等。

目前，我国水稻育种水平世界领先，但优异种质资源仍缺乏，制约着种业发展，种质资源的大规模精准鉴定尚在起步阶段，我们的工作还需继续。同时乡村振兴正当时，作为水稻人更应冲锋在前，服务三农。

安仁基地从创始至今已跨过50个年头，传承——意味着责任，虽然基地条件艰苦，虽然基地远离城市，但我们不能辜负领导和前辈的信任，必须肩负起责任和使命。初来乍“稻”13年的我将握紧接力棒，继续沿着前辈的脚步，扎根基地，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农科院，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铭俊 整理）

作者：王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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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