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君子文化”：“文化家族”的一个“子系统”

“君子文化”是“文化”（“文化家族”）的一个“子系统”。那么，究竟何谓“文化”？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书中指认，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哈耶克则指认，“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learnt rules of conduct）构成的传统”。哈耶克并且认为，“文化演进主要通过群体选择进行”。

当然，关于学界对“文化”的界定，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英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爱德华·泰勒。爱德华·泰勒在《文化之定义》一书中将“文化”界定为“在人类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复合体’”。那么，这个“复合体”究竟包含哪些要素呢？对此，爱德华·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第一章的开头便将“文化”定义为“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其他任何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按照泰勒的这个经典性的定义，我们或许可以把“文化”视作一个复合函数，如果说“文化”是“因变量”的话，那么，“知识”、“信仰”等等都是“自变量”，用公式来表述则为，F=f（L，K，M，N，P，Q……）。这里的F代表“文化”这个“因变量”，L、K、M、N、P、Q则分别代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诸“自变量”，这些都是“文化”这个“复合体”中的要素。

倘若我们借用爱德华·泰勒的分析框架与分析范式，那么，作为“文化”家族的一个“子系统”，“君子文化”本身亦可以视作一个“复合体”。而在“君子文化”这个“复合体”中，又必然内摄着一个“硬核”（拉卡托斯语）。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君子文化”的“硬核”乃是“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与思维范式。

二、“和合精神”：中国君子文化谱系的重要特质

“和”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希冀与追求。捷克著名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有言，“人爱和谐，渴求和谐，这是很明显的。” 夸美纽斯亦指认，“说人是生来具有德行的种子的，这句话的真实性关联着两个论题：（1）人人喜爱和谐；（2）人的本身里外都只是一种和谐。” 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尤以热爱和平、崇尚和谐而著称于世，“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今天，“和谐”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所谓“和谐”，乃是指“杂多因素的有序与和顺”，“古人常以‘和’代替‘和谐’”。“尚和”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传统。“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物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应当说，“和”文化（或者说“和合精神”）的确是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特质。罗素亦曾经指认：“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对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 在这里，罗素确实揭示出了“和”这一重要范畴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显著地位。毋庸置疑，中国传统“和”文化涵摄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意蕴，笔者尝试性地将其哲学意蕴概括为四重向度，分别是“尚和去同”、“和而不同”、“兼容并包”、“求同存异”。

笔者注意到，亦有学者将中国传统“和”文化称为“和合精神”，并在努力建构一门专门的学问——“和合学”。例如，张立文先生就是“和合学”的奠定者和开拓者，张立文先生有几部关于“和合学”的重要论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以及《和合哲学论》。在这两部著作中，张立文先生初步奠定了“和合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和研究理路，可以说是“和合学”的开山之作。张立文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崇尚和合的文化”，“和合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可能‘三维’世界的思考活动，它是中国哲学所认同的理念。”“它横摄社会伦理道德、心理结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审美情感等。”质言之，“和合精神”是中国君子文化谱系的重要特质，诚如有学者所指认的那样，“‘和合’思想内容丰富，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三个方面。在人与自身关系上，君子要正心修身，通过修身养性达到身心和谐的目的。”很明显，这已经触及到了“和合精神”与“君子正心修身”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说文解字》中说：“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清代学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亦认为，“和”这个汉字“相应也。从口。禾声。古唱和字不读去声。户戈切。十七部。”很明显，二者对于“和”字的解释几乎如出一辙，均认为“和”字内在地蕴含了“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协调”这一“基本义”。实际上，如果我们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的话，“和”的最初含义是指音律的协调与和韵，后来进一步地引申为“不同要素之间相互协调”。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和”这一范畴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例如，《国语·周语》中有云，“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礼记·月令》中亦曰：“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经术”。二者皆认为，环境的和谐乃是万事万物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件。《老子》（又名《道德经》或者《德道经》）第四十二章则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可见，在老子看来，作为宇宙天地之本根的“道”之所以能够“生万物”，就是因为“阴”“阳”之间的和合与共生。另外，《国语·周语》中还有这样的话，“夫政象乐，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尚书·尧典》中则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庸》亦有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而我们亦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和”往往是与“同”相对应的。因此，“和”与“同”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一项重要议题。从历史上看，“和”与“同”这两个汉字在历史上都出现得非常早，据考古学家考证，“和”与“同”这两个汉字甚至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出现。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和”、“同”二字一开始并不是连在一起使用的。大概从西周末年开始，一些思想家还开始对“和”与“同”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据笔者当前目力之所及，较早探讨“和”-“同”之关系的思想家当属西周末年的史伯（亦作“史墨”）。例如，史伯（史墨）在《国语·郑语》中如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 史伯（史墨）的这段话通常视为“尚和去同”思想之滥觞。在史伯（史墨）看来，所谓“和”，就是将诸多不同的要素结合在一块而使彼此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与平衡的状态，史伯（史墨）并且进一步认为，“和”是创造世间万物之根本性原则，因为“和”能够使事物“生之”并且“丰长”。反之，如果只有“同”（“以同稗同”），事物便难以为继，最后的结局也就是“尽乃弃矣”。若以今天的眼光视之，史伯对“和”-“同”关系的探讨尚停留在直观和感性的层面上，在某种意义上讲还只是初步的，可是这种“开风气之先”的精神在当时的历史境遇中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它对后来的思想家进一步研究“和”-“同”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春秋末年，齐国著名政治家同时也是思想家——晏婴在西周末年史伯关于“和”-“同”关系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探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和同之辩”的典故。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执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在这里，晏婴举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事例。其实，“醉翁之意不在此”，晏婴的真正意旨乃是通过这些事例来说明“和”与“同”之间的显著差异。在文中，晏子还批评梁丘据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在晏婴看来，“和”与“同”是两种泾渭分明、截然相异的处事态度（甚至是处事原则），跟在君王后面亦步亦趋，一味地附和或者迎合君王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同”，例如，梁丘据就是典型的“同”的表现；相反，敢于或勇于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建议，纠正其错误，弥补其不足，以达到正确的结论，这才是“和”的原则。晏婴认为，我们应当提倡的是“和”的态度与原则，而所谓“同”的态度在晏婴看来是应当摒弃的。难能可贵的是，晏子已经将“和”-“同”关系提升到了哲学辩证法的高度，已经比较清晰地意识到“和”乃是多种不同的因素——甚至包括相反的因素——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这在西周末年史伯（史墨）“和”-“同”观的基础上显然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有学者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同一性”，即“抽象式同一性”和“共生式同一性”，认为前者（即“抽象式同一性”）是以“否定、抹杀差异性”为根本特征的，而后者（即“共生式同一性”）则恰恰以“立足差异性”为基本旨趣。 倘若根据这一研究范式来分析“和”-“同”观，那么毋庸讳言，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同”是属于“抽象式同一性”的范畴的，而“和”则属于“共生式同一性”的阵营。

三、“和而不同”：“君子文化”谱系的“硬核”及其剥取

作为一个“系统”而言，任何一种文化的样态，都必然有其特定的“硬核”（拉卡托斯语）。“君子文化”固然也不例外。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君子文化”谱系的“基本硬核”便是“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与思维范式。

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明确提出“和而不同”这一命题的应当是孔子。孔子在《论语》第十三篇（即“子路篇”）中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在这里，孔子将“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视为“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重要分野。其实，孔子在《论语》的其他篇章也表达过“和而不同”这一思想观点。譬如，孔子在《论语》第三篇（即“八佾篇”）中这样说道：“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在这个语境中，孔子尽管没有明确使用“和而不同”这一概念术语，但实际上却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孔子认为，只有不同的乐器之间和谐配合，才能弹奏出美妙的乐章，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与熏陶。这其实正是“和而不同”思想的一种具象化的阐发。在某种意义上讲，“君子人格”的涵养是孔子思想谱系中的核心要素，也是贯穿整部《论语》的一条“主线”。有学者指认，“《论语》一书以‘君子’始，以‘君子’终，是一部以‘君子’为主题的著作。”这种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自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以后，历代不少的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精彩的诠释，例如，三国时期的大学问家——何晏曾经对“和而不同”作出这样的解读，“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从这些充满辩证性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何晏对孔子“和而不同”是思想确实是心领神会的。现代哲学家冯友兰亦对“和而不同”思想作出了创造性的阐释与发挥，冯友兰在其代表性论者《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谈道：“在中国古典哲学中，‘和’与‘同’不一样，‘同’不能容‘异’；‘和’不但能容‘异’，而且必须有‘异’，才能称其为‘和’。”可见，冯友兰对“和”、“同”关系的理解也是极其深刻的。冯友兰先生还进一步谈道：“譬如一道好菜，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味道调和起来，成为一种统一的新的味道；一首好乐章，必须把许多不同的声音综合起来，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只有一种味道，一个声音，那是‘同’；各种味道，不同声音，配合起来，那是‘和’。”在这里，冯友兰先生主要是通过打比方的方式来阐释“和”与“同”之间的显著区别。此外，冯友兰先生还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来阐发“和而不同”的哲学道理，冯友兰先生如是说：“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而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 其实，“同”与“异”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很早就有讨论了，譬如，《庄子·德充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然而，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和”与“同”具有原则性、根本性的区别，这种根本区别集中体现在二者对待“异”的态度上：“同”与“异”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和”却不仅能够容“异”，而且还必须有“异”（或者说，至少有“相异”的元素），没有“相异”的一面，就不能称其为“和”。行文及此，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明白，“同”与“和”分别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蕴意着多种因素的共存与互补，是有差别的相互协调，而“同”则是不包含任何差别的绝对等同；“和”是包含着矛盾的统一，“同”则是毫无差异的一味苟同。 藉此，“同”表征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和”则彰显出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式的思维方式。“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这样看来，“和而不同”既是一种哲学智慧，同时还是一种方法论原则。

总之，“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表征，也是二者的重要分野，“和而不同”乃是“君子文化”这个“复合体”的“硬核”。《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大意是说，君子的自我修养过程就如同加工玉器一般，“切”了还得“磋”，“琢”了还得“磨”。可见，君子人格的养成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也绝不可能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不断地修炼、反复地打磨，惟其如此，“君子文化”方能真正得以“开显”。“儒家君子‘据于德’，其君子人格具有‘仁、智、勇’的品质特征，‘自强不息、敏于行、喻于义’的精神风貌，‘诗书礼乐皆通识’的素养境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前行数千年的理想人格。”

结 语

综上，君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与精神标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社会—历史场境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理论-学术界通常简称“两创”）的重要结晶。“君子文化崇尚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展示的是勇于承担时代重任、关心天下兴亡的担当精神和家国情怀。”君子文化充分吸收和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将其深植于新时代场域中，在温润人心、凝聚共识、合力担当、彰显社会精气神、弘扬社会正能量等方面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王学荣，系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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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省君子文化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