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 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工匠精神”进行论述、阐释，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智造”，打造中国“品牌”，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弘扬工匠精神是时代呼唤，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理论自觉与中国工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与理论逻辑之中，深入挖掘、澄明“工匠精神”的哲学内涵，才能真正理解“工匠精神”的真谛。

“工匠精神”是人类劳动的“精华”。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中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它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马克思则在《资本论》的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写道：“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深刻揭示出劳动是之于人本质的确证，是改变自然界的物质性力量。一方面，劳动作为分界线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把世界从自然中脱离出来。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将劳动视为生产吃喝住穿的感性活动和物质性力量，人类正是通过劳动创造出世界，同时也创造人自身和整个社会历史。在古希腊时期，人们认为劳动（主要指向物质生产活动）只是供给人们满足动物性本能，是奴隶从事的活动，因而被鞭笞、否定。社会把劳动交给奴隶，把自由托付于奴隶主，让免于从事劳动的他们参与公共生活，践行人的自由与高贵。实质上，这一时期的人类劳动处于历史初期，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人类社会的起源，其创造性、自由性未被社会意识所自觉、把握，反而把这种人类的创造性归因于神，并通过神的表现与遮蔽，将人类的创造性产品付诸于“神”或上天的恩赐。而人类的精神智慧或自由精神的体现被付诸于政治生活，因此，参与公共活动则被认为是对物质生产劳动的超越，脱离了人的必然性法则和动物本能。劳动始终作为动物性活动被排斥、否定。然而，随着社会历史发展，现代思想逐渐把劳动逐步纳入公共领域，确证其社会价值与人的存在意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写道：“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进而首次在经济领域确证了劳动的社会价值，从此劳动逐渐从家庭、私人领域中挣脱出来而获得社会存在。劳动不再被视为动物性、必然性的私人行为，而开始显露其创造性、自由性的社会价值。亚当·斯密更是把劳动视为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从而在经济层面确立了劳动的主体地位。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唯一研究过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黑格尔则“站在现代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自我确证的本质”，进而把劳动拔高到人存在方式。不过在黑格尔视野中的劳动是精神劳动，是概念的历史活动。只有到了马克思这里，物质生产活动才被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将其视为人的存在方式。现代思想家不懈努力，把物质生产活动即劳动视为人的存在方式，为工匠精神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典型主体工匠其本质内涵就是要进行创造性活动，创造性原本未有之物，以彰显人的自由本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首先要体现在亿万劳动者身上。”新征程上，应切实发挥劳动作为推动历史前进根本力量的重要作用，尊重劳动人民的首创精神，激发工匠精神与大国工匠的引领作用，凝聚起亿万劳动群众的奋进力量。

工匠精神是人对物的沉浸、陶冶与超越。在《资本论》的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马克思同样阐明劳动本身所具有的目的性，它通过自身的创造能力创造出一个最终的合乎自身目的的世界。“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种目的性，只有通过劳动的创造性力量才得以实现。而工匠精神正是对劳动目的性、创造性的凝结、外化，是指人对产品精雕细琢、追求极致的理念，即对物改造精益求精，是对物的解放与满足人性（自由）的需要。因而，工匠精神离不开劳动对象、离不开物质的劳动对象。物质之实体的存在是工匠精神生成的对象基础，没有可以精雕细琢的物质劳动对象，那么工匠精神无法沉淀、凝聚与升华。马克思强调，“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必然要通过“物”的陶冶来呈现、表达与确证自我存在。而通过物质对象来呈现人的存在，这正是工匠精神的基本特质。作为原始或天然之物即劳动物质对象在人类劳动没有嵌入之前，其物性尚未得到开发、改造与呈现，处于自然状态，具有偶然性与非历史性。工匠精神则进一步指向人类实现物性与人性的内在统一，即通过劳动不断“陶冶”事物，把物的天性从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从而在人的意义实现对物的解放。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指出的，“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也正是在劳动这一过程和工匠精神中得以确证。因而，工匠精神内涵着人对物自由的执着、追求，把人的自由本性、永恒价值、无限精神和生命灵魂注入到物质对象物之中，非常专注地改造、雕琢物，让物性发挥到极致，实现人—物合一，并获得在世界（属人）中的解放，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复归。因而，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同时，对物性的掌握、改造具有历史性、传承性，因而工匠精神更是一种历史沉淀、工艺凝聚与匠心酿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工匠精神的重要论述，坚持要求培育“百年老店”和注重技艺传承。因此，工匠精神就是对人自由的不断追求，是对物细致的雕琢和深度劳动，生产出耐久性、使用性的劳动产品而非消费性商品，通过物的改造陶冶自己、贡献社会，成就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工匠精神是“为人”的精神。工匠精神不仅在造物，更是在“塑人”、为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劳动。正如他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所言：“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劳动同样具有社会性，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劳动。劳动原本是创造性活动，创造出属人的世界，并通过创造性活动过程及其结构造就人、滋养人。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性劳动，劳动的创造性不一定能回复、滋养作为劳动主体的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而劳动作为一种社会劳动，同样具有历史性。在原始社会中，人类劳动或社会生产水平低，劳动创造性不高，表现于社会分工不够深化，社会关系不够发达，因而社会劳动能力总体不强，劳动仍然具有综合性而非专业性。在传统社会中，人类劳动充满着自然性、综合性与简单性，人类工作、劳动创造性不够深，是反复、重复的简单劳动，而且不够专业、标准与专一。鉴于劳动水平的不够，人类在面对劳动改造对象时不具有主体性，而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劳动者没有自由。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社会劳动工作的形态，不可能出现自由的工人。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作为自由的、可以出卖劳动力的工人被社会所生产。“工人为了换到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家。”工人的出现把人的创造性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需要的工具，进而从根本上窒息了工匠精神与劳动的创造性，发生了劳动异化，工匠的“工人化”。工人的创造性、自由性、类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只需要把劳动的创造性限于物欲的满足，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揭示出来的，“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因而，从根本上来说，工匠精神从资本社会主义中“死了”，正如尼采的上帝“已死”。工匠精神的陨落，则遍地都是被压迫、被剥削、被常人化的“工人”。在当代社会，资本从最开始激发工人的创造力转变成了最后窒息工人的创造力的罪魁祸首。“工人”是人的一种异化状态，其本质是丧失了工匠精神的一种工作方式或劳动形态。在资本逻辑之下，一般工人只诉求于生存需要，把人的创造性活动紧紧固守在资本增殖、物欲满足之中，是“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 分散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劳动”，服膺于人的动物性本能，服从必然性法则，丧失了真正的自由。而工匠精神作为一种自由精神，被资本无限“恶”所宰制、霸占。劳动被社会外物即资本所规定、抽象与中介，进而人的劳动方式、过程与结果皆被资本所规制。人在劳动中与对象无法直接、丰富的展开。在资本逻辑之下的物皆是资本之物，非人之物。物的丰富性被遮蔽，人的自由被工具化。因而在资本逻辑之下，创造性活动被机械化劳动去取代，劳动被工作化、异化只服从资本增殖而丧失为人的精神。回归到马克思的语境当中，“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最终指向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劳动解放并成就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其理论脉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始终高度重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始终高度重视发挥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重要作用。”在新征程上，必须不断坚持、巩固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创造出“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激发全社会的劳动热情，培育造就更多大国工匠，真正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作者：刘灵，系湖南工程学院工程教育与工程文化创新研究院副教授。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22YBA19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刘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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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