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庭鸿

    醴陵地处湘东，与江西萍乡相接，为湘赣要冲，南北通衢。醴陵境内土法制瓷，古已有之。至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广东移民廖仲威在沩山租山采泥，开设瓷厂,生产青花瓷器，瓷业生产在醴陵逐渐推广开来。光绪十八年，醴陵已拥有480余家瓷厂，龙窑200余座，年产青花粗瓷8000余万件。然所制瓷器简陋，大都为下层民众日常用品。清朝末年，醴陵天灾人祸，民生凋敝，外瓷入侵，瓷业生产一落千丈。

    熊希龄，湖南凤凰人，晚清进士，曾任民国总理。早年与谭嗣同共创长沙时务学堂，并于湖南工商多有擘画。因在维新变法期间锐意革新，言辞激烈，变法失败后被贬为庶民，永不叙用。官场失意的熊希龄将精力逐渐转移到实业方面。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略，严重地刺激着熊希龄，使他立下了“决意专注实业”的志向。他有感于日本工业化方面的成功，于1904年东赴日本，对其工业发展作了专门考察。返湘后，提出了一整套振兴湖南实业的措施和设想。熊希龄认为：富国强兵应以工业为先，以当时的国力民智而论宜先购买机械，设立工厂，以模仿工业抵制外货之输入，则成本轻而收效易。同时应建立实业专门学校，招收年少而精力强者加以教育，造就专业技术人才，“渐求精良，以备专门之选。”“故以湘中实业计，当以设立学堂为先义”。

    此前熊希龄曾两次到过醴陵，时逢醴陵瓷业兴旺，大街小巷瓷器堆积如山，鳞次栉比，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而此时醴陵瓷器不要说比不过国外输入的瓷器，就连邻县萍乡也因瓷器改良而质量大为提升，占领了原来醴陵瓷器的市场，醴陵粗瓷卖不出去。“数千人所仰赖之衣食财产，有不忍言者矣”。面对这样的困境，熊希龄决定就在醴陵搞一个湖南实业振兴的试点。“惟醴陵瓷器一宗，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

    1905年，熊希龄会同醴绅文俊铎等在醴陵展开瓷业调查，发现醴陵有极为丰富且优质的瓷土。他将自己从日本带来的釉药颜料与醴陵瓷泥结合进行试验，又见窑户有将景德镇之釉药施于醴陵土瓷，烧出之瓷色极洁白。熊希龄认为此等瓷质可造色、造画，确有把握。他将自己在日本考察时所见日本瓷业与醴陵瓷业进行比较，分析在窑式、烧法、用料、上釉、画工等方面的不同，认为如将世界陶瓷先进技术注入醴陵瓷业，则可以取长补短，振兴醴陵瓷业。熊希龄与文俊铎将改革醴陵瓷业的意愿与办法在沩山窑户中进行宣讲，“窑户工人皆恍然于新旧之利害，无不鼓舞同声。”熊希龄遂将醴陵瓷业不振之因详细分析，列为九端，上书当时湖南巡抚端方，并针对性提出了改革方法与步骤：第一、选择好学堂与公司建立的地点。第二、先设立瓷业学堂。第三、再设立瓷业公司。第四、将提高了的制瓷技术辐射醴陵瓷区。第五、瓷器反输国外，为中国争取权益。醴陵瓷业兴起的大幕就此拉开，它是这一时期熊希龄力图振兴湖南实业的实践产物。

    按照熊希龄的设想，先办学堂，再设公司。办学堂得到湘抚端方的大力支持，1905年7月湖南厘金局拨银1.8万两，在醴陵姜湾购地兴建学堂，并为学堂购置机械、标本、图书、绘具、药水等，又聘中、外教师。1906年2月湖南官立磁业学堂正式开学，分设辘护、模型、陶画各科。据载，先后入湖南瓷业学堂学习者“达数千百人”之多。

    学堂设立后仅2个月，速成班学员所制瓷品便见成效。袁伯夔、文俊铎、沈明煦等商议招聚股本6万元，在瓷业学堂前姜岭下购地建厂。1906年11月，以瓷业学堂教师及速成班学员为技术骨干力量的湖南瓷业公司建成投产。公司有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等。机器设备主要从日本输入，有圆盘成形机、釉药粉碎器、原料粉碎器、压榨成形机、除水器、和泥机等近代化的设备。实现了从原料处理到产品形成的机械化生产，成为近代化工业的起点。

    1906年即生产出优质的细瓷。

    1908年具有醴陵标志性的高温釉下五彩瓷横空出世。

    釉下五彩瓷以彩在釉下为特点，在高温下釉面更加紧致、平滑光亮，色彩格外清雅、富丽、调和、温馨。甫一面世就广受青睐，1909年的武汉和1910年的南洋劝业赛会上，醴陵釉下五彩瓷均获得一等金牌奖章，“列名在景德镇之上”。是以名誉日隆，中外咸知。由于醴陵瓷业销场日增，影响巨大，各商人又纷纷争相投资入股，1911年8月，熊希龄由奉天回湘，与公司经理龙璋会商，扩充资本至三十万元。公司一方面在长沙潮宗门正街设立总事务所添招新股、接洽各方，一方面在醴陵的公司附近大兴土木，扩大生产。为谋求更广大的销场，公司复在长沙、常德、湘潭、醴陵、衡阳、益阳六处设立承销处。

    湖南瓷业公司制瓷技术日益精湛，终于在1915年获巴拿马世界博览会金奖。消息传来，人心振奋，“风潮所布，举国若狂”。“省城所设之鱼塘街第二分公司,每日所销细瓷美术各品，约计钱三四百千之多，门市甚为拥挤，大有沧海遗珠之憾”。

    至此，中国陶瓷一改自清中以来不断衰落的颓势，湖南瓷业公司已成为中国陶瓷业举足轻重的企业之一，对于陶瓷实业的振兴、抵制外货输入、民族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纵观醴陵瓷业创兴成功之因，首先在于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的创立。湖南瓷业学堂为中国陶瓷职业教育之发轫，早在学堂成立前便务色了中国第一批陶瓷师资力量，教师队伍来自四面八方，有醴陵本地文人文俊铎，留学日本化工的沈明煦，萍乡画师张晓耕，长沙教理化的常先，以及湖南、江浙一带的画师数人;鉴于国内瓷业的落后和保守，还在当时瓷业发达的日本聘请技师担任教师，教授选泥，模型，绘画，烧成等。他们编写了第一本陶瓷教科书，并编排了国内第一套陶瓷教程，彻底改变了以前师徒心口相传的技术传授方式，使中国陶瓷教育走向了系统化，规范化，极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出第一批科班出生的陶瓷专业技术人才。他们当中有赫赫有名的陶瓷颜料专家沈明扬，烧成专家常续和，以及后来在釉下五彩瓷恢复中贡献极大的吴寿祺等。1909年《大清宣统政纪实录》称：“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已著成效，章程及预算表也无不当之处。”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的瓷业学堂相继开办，如江西陶业学堂（1910年），四川巴塘陶业学堂（1910年）等。中国的陶瓷教育体系为之一新。

    湖南瓷业公司亦开风气之先。它率先在陶瓷行业以股票的形式向社会公开募积资金，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商办的股份制瓷业公司。它设立了明确的公司章程；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抛弃了瓷业作坊的生产方式，引进了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开启了中国陶瓷行业的民族资本主义改造。湖南瓷业公司的开办是中国陶瓷业的一大盛事，当时震惊朝野。1909年端方在奏折中充分肯定了湖南瓷业公司的经验，建议“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原拟官商合办，至今未有切实办法，该公司不如改归商办较有把握。”宣统元年（1909年），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经核准立案。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

    湖南瓷业学堂与湖南瓷业公司的另一重要贡献便是开展了中国近代最早的陶瓷研究。熊希龄非常关注瓷业改良与创新，在给湖南瓷业学堂的信件中就反复叮嘱：“要在进步改良于外人所未及创造之物,而另辟一器一法,以战胜白人,方与发达实业之宗旨相合。”“试验为公司时时不可少之举。只有日新又新,方能进步。”“理论实验,虽属相成,亦多相反,偶然收效,不足恃也。必再试屡试而后稳,多见多闻而后收。故实业教育,尤重研究,穷源究委,不厌其详,好学深思,不惰其志,此研究也。”对醴陵粗瓷的改造以及釉下五彩瓷的成功烧制都需要对瓷泥、釉料、颜料进行试验分析，对于胎、釉、彩的结合、烧成温度与氛围等也须进行大量实验。学堂的理化、模型烧成教师以及日本技师对瓷器的改良与创新作了大量的研究与实验工作；湖南瓷业学堂的教务长、湖南瓷业公司坐办沈明煦曾留学日本，他将所学知识与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在民国之前便编辑成书——《陶磁器装饰法》、《湖南制磁顺序标本说明书》。其中《陶磁器装饰法》300余面，对陶瓷釉料及颜料的分类、化学成分、化学性质、制造方式、试验方法、检查及使用等方面作了详细说明。是我国最早的陶瓷化工方面的专业书籍。

    吸收世界先进制瓷技术，是醴陵瓷业得以振兴的关键。如窑炉改造、高温烧成、贴花装饰、刷花工艺等都借鉴了国外工艺；在陶瓷绘画方面也融合了国画、日本画、西洋绘画，形成了具有醴陵独特风格的陶瓷装饰艺术。当然高温釉下五彩瓷作为醴陵瓷业振兴的重要成果，也是在吸收了国际最新陶瓷技术的基础上得以烧制成功，它面世不久便在国际陶瓷之林崭露头角，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世的瓷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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