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晓华

与专心致志研究晚清变革的历史学者张华侨相识十年后，2023年11月，张华侨向我介绍他的新书《张之洞的乱世突围》。张之洞主持设计的突围战略，要应对西方强国入侵、挽救大清帝国，却出其不意地为中华民族，走出小农经济与王权、走向现代国家创造了条件，引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裂变！

当我看到《张之洞的乱世突围》中有关司法变革章节时，不由得深思：自西周以来，为何礼制与宗法排斥法治巩固了王权？为什么张之洞能成功劝说皇上、慈禧，废除沿用千年的野蛮酷刑，吸收西方司法成果修订法律？

带着一连串深沉的疑问，我进一步阅读这本书发现，张华侨的严谨与创新在于：引用首次公开的档案，向我们呈现张之洞发起司法变革，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双重驱动力。

外部驱动力在于，张之洞看到鸦片战争以来，英、法等强国以枪炮，打开清朝紧闭的国门后，许多外国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沿海与内陆口岸城市，经商、居住、传教，引发了中西文明冲突。

随着大清帝国对外开放，会有更多因宗教、习俗、通商、财产等引发的矛盾，需要借鉴西方先进的司法理念，修改或废除损害公民权益的法律，制定刑法、民事、工商等法律，既约束中外人，又维护国家主权。

内部的驱动力在于，张之洞接任两广总督时，看到几乎每天发生盗贼、斗殴、拐卖、凶杀等案。官府依靠民团抓获犯人后，无受过专业教育的法官审理，不能立即结案，延长关押一年或几年。而公差乘机不断勒索、甚至任意折磨，导致嫌疑犯丧命数不胜数。

对百般狡辩的盗犯，官府一时不能审出实情，听从经办的团民、绅士的禀报，以为事实确凿，用锁链监禁犯人；对形迹可疑、供认含糊其辞的人，以没有人力、经费，去寻找证据证明是否有罪，以监禁了事；或长久关押待查，导致被押的人愈积愈多有增无减，监狱拥挤不堪。到了夏天气温上升，里面潮湿闷热，如热气蒸发，造成许多人染病身亡。

除了内外力量的驱动，张华侨发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汉阳铁厂、京汉铁路、商务局、招商引资、维护城市公共秩序等，引发了对法治的迫切要求，必须更改不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法规，才能由小农经济走向工业强国。

找到变法与强国的利害关系，张之洞设计大清帝国突围策略后，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四（1901），奏请皇上提出禁止刑讯：以后除盗案、命案犯面对证据仍不肯供认，淮许以刑威慑以外，初次讯问及牵连人证，断不准轻易刑责，若判以笞杖等责治罪，应由地方官体察情形，酌量改为监禁数日或几个月，不得凌虐。

光绪及慈禧看了张之洞的奏请，认识到清朝国力异常虚弱，不足以与西方强国抗衡，应参考外国的经验，制定开矿、铁路、商务等法律，有利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要驻外公使查询各国法律报送外交部，并责成张之洞等，慎审挑选精通中西法律的人，保送数人来北京听候任用，开馆编纂，请旨审定颁发。

利用慈禧等权贵变法保王权的心理，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1902），张之洞等联名上奏：推举储备了法律知识的沈家本与伍廷芳，在北京先开修律馆，并担任总纂，再选用其他人员参与修定，包括聘请学问深厚的沈曾植充当帮办、参议等职。

为此，本书指出，张之洞得到皇上、慈禧支持后，设计司法变革时，要废除或修改沿用几千年的酷刑，制定不准逼供、以证据定罪、引入律师辩护、保护人权的法律。

如果说张之洞以忠诚与显赫的官位，得到慈禧的高度信任，开启了司法变革的大门，那么伍廷芳与沈家本，本着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变革，将西方保护人权的理论，引入专政土壤深厚的中国。

以这个为导向，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1905)，伍廷芳与沈家本给皇上发来奏折：我们认为应删除《大清律例》如下几条，一、凌迟、枭首、戮尸。查询唐朝以前，无凌迟刑等名目, 宋神宗以后，渐渐沿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惩处犯人，元、明至今没有改变。现在请一概删除这三项, 以处决执行死罪。

当天，皇上看了伍廷芳、沈家本奏请，觉得废除酷刑有利于中外人士认同大清帝国，毫不迟疑地批准：永远删除凌迟、枭首、戮尸三项及刺字，并通令全国遵行。

看到这里，我惊叹不已，觉得废除酷刑具有深远的意义：将逐步改变几千年以来，皇上受王权至上支配，将人当作奴役的对象，随意找借口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转为顺应时代潮流，建立包含尊重人权的现代司法文明制度。

因为，废除酷刑启动司法变革后，需要兴办法律学校，培养一批警察、法官、律师等人才；推进行政与司法分离，改变总督、巡抚、知府等官员包办一切的现状，便于司法人员能够运用法律知识，不受干扰公正判决，直接影响到晚清深层次的君主立宪、制约王权、实行分权治理等变革。

至此，张华侨在《张之洞的乱世突围》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张之洞受内外压力、对外开放、实现工业强国、维护国家主权等驱动，发起了千年未有的废除酷刑、修订法律的司法变革，幻想给大清帝国输送新鲜养分延长寿命，避免各种势力反叛。

但司法等变革超出张之洞的预期：他花高价将军官、学生送到日本、欧洲留学，幻想他们学成归国后，用西方技术挽救大清帝国。

然而，留学生对比中西制度优劣，发现西方强国以法治维护公民的权益，文明程度超过大清帝国的封建专政，猛然觉醒，置换了由礼教塑造的忠君意识，发出了限制皇上权力的冲击波。

那么他们能实现这个愿望吗？我在阅读《张之洞的乱世突围》时，觉得有时历史演变充满了偶然：慈禧只在私塾读了几本经书，没有储备与宪政相关的知识，不可能认识到法治能带动国家走向现代化。因而她以保王权的心理，不接受皇上与总理分权治理，错过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时机。

更深刻的原因是，西周以礼制确定君臣、父子、夫妇等级制，维系国家运行，被以后的帝王继承发扬，将礼制无限放大为一元化的等级，融解包含的协商、礼让成分，变成集权排除民主的国家理论，成为王权世袭不受更改的合法性，并维持悠久的农耕立国。

受礼制支撑王权的理论影响，慈禧难以摆脱这种惯性思维，不能适应快速的制度变革。她去世后，清朝王室权贵组成的立宪团队，存在重大的认知失误：不想改变礼制与宗法、小农经济结合确定的王权至上，适应西方工业文明提倡的民主、法治，一再拖延出台宪法的时间，仍以为用强权与暴力可以压制民众。

但他们不知继续垄断王权的条件不存在：西方强国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占领中国市场时，也输送了宣扬人权至上、否定王权的价值观。而张之洞等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培养的新军、学生以及新兴的工商阶层，不能实现以立宪终结延续几千年的王权体制后，以武昌起义带动各省响应推翻了清王朝。

所以，我怀着由衷敬佩的心情，看了张华侨的《张之洞的乱世突围》，他用生动的语言、连贯的叙述、缜密的论证，以及独创的有效制度供给理论，揭开张之洞利用慈禧的支持，进行司法等变革，形成了对王权的冲击力，推动了晚清社会历史性的转变！ （作者为黄山市委党校法学教授、著名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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