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著名作家李锐说了一段发自肺腑的话，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唏嘘：我一直不解的……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至于我们竟然看不见，……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的确，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沈从文先生的历史贡献和他的文学以及思想价值的发掘、理解还依然远远不够。尽管这位特立独行的老人已经远去，他留给世人的精神遗产却随着时代往前发展，越来越展示出无穷魅力。

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像沈从文这样孤怀独往，坚持思想和创作的个体独立立场的人并不多。尽管很多思想家和作家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但是，他们大多数也仅此而已，没有完成对传统和西方思想及理论的“创造性批判”。那个时代，人们总是被思潮和社会主流趋势所左右，思维不是被传统思想所裹挟，就是被西方思想、文化及政治制度所表现出的强劲影响力所驱驭。因此，面对封建王朝轰然倒下的当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界的主流思维方式就是“拿来主义”。

这个时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走向衰微时进京“赶考”的沈从文，竟然能够浸淫传统而穿越传统，关注西方却决不照搬。他从不相信任何没有经过自己生命和思想“个体性解读”的理论；不相信那些没有经过从中国立场发问，并经过社会实践所证明的理论。结果，在思想上，与几乎是一边倒(要么倒向传统要么倒向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判然划界，他始终都是一个“不结盟者”，因而是一个真正的孤独的求索者。

正是这种所谓的孤独，铸就了沈先生能够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各种学说泛滥四溢的时代，保持了思考的自由和思想的独立。他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对一切都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在各种时髦理论和各种团体互相争斗的时候，他从未放弃思想的独立。这种独立不是有意识地和别人表示不同，或者是对所有理论进行逆反式发问。这些都不难做到。难做到的是，这种独立是经过了自己“个体经验审阅”之后的独立，是在传统思想遗产和西方外来思潮中进行创造性批判之后的独立：“你得离开书本独立思索，冒险向深处走，向远处走。……从不听说有人会溺毙在自己的“思索”里。

沈从文所谓离开书本就像鲁迅所说的“不要读中国书”不是真正反对读中国书，只是表达一种对传统的决绝态度。沈从文在这里是要强调对书本、以及涵盖在书本里的所有理论、主义都不要简单采取“拿来主义”，而是要放到现实的生活之中去秤一秤，然后方可肯定或否定：“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一切来到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带了一把尺，一把秤”这就是沈从文之所以能够独立思考的思维立场和起点。这种思维方式和胡塞尔的现象说有点相似。即思考问题时，要将原来”先在”的思想成果悬置起来，力求不受它的影响，而专注于个体自身对对象的感受，并尊重这种感受。这样的思维结果能够保持思考者的个体认识，而不受别人观念的影响。十分遗憾的是，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热闹非凡，声音杂多，但是几乎难以冲出两种格局：一种是坚持传统，照搬传统救中国;一种是对西方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照搬西方。这种一哄而上的思想潮流透露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无论照搬传统或是西方，无异刻舟求剑，不能触及中国真正的现代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捍卫传统还是打倒传统，接受西方还是拒绝西方，中国知识分子都还没有能力展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和批判。就算批判了，批判的武器都来自西方。用胡适的话说，整个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以价值重估为特征的一场运动。”这种扫荡一切的思想方式成为一种时髦的精神武器。

而这个时候，刚刚踏上北京的沈从文就从辜鸿铭的一次演说中，就开始朦朦胧胧地悟到自由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即独立思考，对于工作的长远意义。”他用生命感悟，用逐渐成型的属于自己打造的秤和尺来度量事事物物。当他的思想和“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碰撞接榫之后，便演绎了他一辈子都没有放弃的独立性。

沈从文从乡下来，心理没有士大夫做官的阴影，没有传统名士的派头，没有海归学院派的张狂放肆。他也从来没有打算通过努力成为官员，领袖和大师。他总是说：“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因此，他的兴奋点不在看风潮的动向和某种势力的强弱，也不看当红理论的万众拥戴和传统思想的江河日下，他怀着对一切好奇和怀疑的态度，带着一切从生活中“取证“的思维方式，独自独立地思考着：“我得用这方面得到的知识证明那方面的疑问，我得从比较中知道谁好谁坏”。这与“五四”精神中的核心价值不谋而合。

沈从文始终保持了这种思考的独立性，保持了“五四”最核心的价值和精神。他把自己对生活和对社会的独立思考与“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紧紧连在一起，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自己的思想底线，哪怕夹在左右冲撞的巨大洪涛中，也决不放弃。这种独立性，放在文化思想领域，能够去除“从众性思维”、“依附性思维”，能够开辟新的思维角度和创造新的思想成果；放在文学领域，则能够创造出独特的文学形象。他那种近乎“偏执”的独立性，使得他的思维一直保持非得用自己的认识去验证所有结论的态度。对一生中所迎遇、接收到的所有中国传统中的精神遗产和西方思潮，总是先“疑”，而后才决定“信”与“不信”。这种由“疑”而后“信”的“信”，与那种无“疑”就直接“信”或不“信”的信，有根本的不同。前者，没有经过自己个体性理解的穿越，基本上受社会潮流的影响和遮蔽。后者，任何思想、口号、理论都要经过自己个体性批判性理解。

展开沈从文的思想版图和文学版图，可以看到他以固执的态度，始终对滥用权力表示极其憎恶。但又常常以童真般的热情和愤怒引发文坛争论，把对民族、国家和人民的关怀转化成政治性诉求；他深深浸淫优美、典雅和淡泊的道家思想之中。但又能超拔出来，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把感情浓浓地挥洒在对社会现象的激烈批判中；他以强烈社会责任感、民族道义感对各种残害人民、毒害民族的思想、制度以及政府行为发动进攻，显示出儒家的思想逻辑。但是，他从不把灵魂固化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之中，保持自然生命的一份庄严和灵性；在万众都以西方思潮为坐标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他“自由的思考”的个体性独立原则使他深刻看到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不适应，不合适，需要进行中国式改造。当时的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后都有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因此他提出“重造民族品德”，促进民族文化新生。他穿越中西文化思想，穿越儒道基本教义，穿越思想、文化、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立，构筑了自己文学观念的坐标体系。

在他的全部“湘西想象”中，他没有丧失文学的主体性，他的“湘西想象”就是对这种客观性主体进行“文学性”穿越的巨大成功。由“湘西想象”构筑的“湘西世界”，紧密黏合着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现代性问题。他从近处落笔，从远处眺望。他的《边城》、《长河》、《菜园》、《柏子》、《贵生》等等许多作品，都有一种与所谓的“严酷”现实保持距离的文学性眼光，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张力和弹性。对那些以为只有直接写战斗和压迫，或直接写风月和性才是好文学的观念，他进行坚决地反驳：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面对许多批评家，沈从文甚至有点无奈地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够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够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对于只习惯把作品当成现实政治和文化的直接图解者来说，沈从文的“湘西想象”当然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但是他的作品由于经过他个体化审美批判，却可以为我们从更深处提供思路和想象，为现代性问题的中国式提问，提供紧贴中国实际的探索。

沈从文的作品，对民族、国家、人民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关怀；对思想、文化和政治有一份独特的解读；特别是对传统和西方、文明和守旧、先进和落后、城市和乡村等等关系，有着独特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他没有功利化地进行化约式解答，而是“向深处认识”，“向未来张望”，保持独立和高度。比如《菜园》，革命者被杀戮的故事没有被直接写出来，不是沈从文见不到血淋淋的残酷性，而是他看到的是更为普遍的社会麻木。小说平静的描述中隐含着巨大的悲恸，对人的震撼力能造成巨大撕裂和疼痛感。一位青年学者看清楚了“湘西想象”的深刻意义。“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昭示的并非一方孕育健康人性的沃土，并非‘少年中国’的想象的投射；相反是一方乐土逐渐失去再生能力的，需要拯救的‘荒原’”。

沈从文是独立的，是屹立在中国文坛上一个伟大坐标。他的精神遗产越来越显示出深刻伟大的意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复兴思考的力度，思想的强度，而这都必须是独立思考的大脑才能完成的。这或许就是我所理解的沈从文的价值和意义。

作者：文/张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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