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慕容怡嘉

聂茂先生一手搞文学创作，一手搞学术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很激动地读到《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结题成果，聂茂先生站在全球化语境的学术前沿，对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分析与思考，提出“文学自信力”问题，认为：当经济全球化日益彰显中国影响力的时候，伴随着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考场上也交出了沉甸甸的答卷，赢得了国际同行应有的尊敬，为中国当下的文化输出作出了积极贡献。

全书详细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文学叛逆表达的文本特征，这些被剥夺了“冠名权”、受西方话语“宰制”的“历史”与“现实”却成了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内在基石，也使得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胶片上呈现自己独具的形象。聂茂先生将中国新时期文学置于世界文学视野下，分析其独特的发展路径：“活着的汉文化心里结构”、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汉语超稳定的精神态势，是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所不备具的文学特色。中国新时期文学实践既受制于第一世界的话语压抑，又反过来对第一世界的文化霸权形成冲击，对以杰姆逊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作出了补充、扩展、丰富和延伸的巨大贡献。

《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不仅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主潮进行深入解码，而且对9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潮也进行分析，从中见证了商业大潮下文学自身的活力。在聂茂先生看来，从1990年至1999年这10年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回归到本质状态。这个时期出现了颓废文学、新生代作家、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新女性主义作家等文学潮变，并且经历了作家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颓废文学中王朔等人力图摆脱神话，用清晰的心智和冷静的意志，把崇高的信仰化为俗下的游戏。新生代作家承续了先锋小说的反叛、对抗、消解和颠覆之精神余脉，表现出“超寓言”文本的现实刻度。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家努力将国家、民族、集体之巨型语言与个人、家庭、亲情之小写话语“揉合”起来。新女性主义作家暴露出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与欲望的内在冲突，揭示出生活贫困与精神压抑的内在关联，传达出人的一种文化宿命。聂茂先生既对已经发生的主要文学潮变进行耙梳与回顾，又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未来命途作出思考，提出期盼。中国新时期作家在追求“灵魂的颤动”和世界文学对话的过程中，不仅将自己拉入到以全球优秀文化为价值水准之普遍性视野的范畴内，而且始终专注于自身独特文化个性的创造和张扬，从而日益成为世界文学为之瞩目的新风景。

约翰·克莱默指出，全球化浪潮下，大家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知识分子公共立场的消蚀，而不是因其无力面对新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形式而产生的知识分子的背叛，在这些新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形式下，专门知识在逐渐成为技术人员而不是“思想家”的领地，政治决策的定夺和政治道德的构建也都无需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而在过去知识分子曾经是（或者至少他们自己喜欢这样认为）公共领域里重要意见的来源。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至少福山和新右翼之流这样认为），思想家或理论家已经成了多余人，一定意义上，这可以看作是源远流长的西方“现代性”之脉象。

然而，在聂茂先生看来，中国作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创作者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表现。在王蒙、刘心武等人的作品中，现代性源自一种理想，一种富国强民的强烈冲动和现实诉求；而在韩少功、张承志等人看来，现代性应该与愚昧决绝，它是一种氛围，一种表征，一种实力与先进文化的共同体；这种现代性到了余华、苏童等人身上就变得模糊和多义，它是首先是一种精神追求，一种对远古优秀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又是一种家谱，与西方话语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而在残雪、陈梁等人的笔下，谈论现代性无异于谈论鬼怪和荒诞，是一种很有现实意义却又显得虚无和脆弱的事情。

面对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差异，聂茂先生从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出发，试图通过这一时期一个又一个代表性文本的分析以印证“自在预想”的正确性。尽管我对这种还原性“重读”或“解码”颇存疑虑――要在复杂繁纷的境状下剔除个人的爱好和偏见，寻找一种客观的、符合审美想象的真理何其艰难，但无论如何，本人在认真地阅读该部著作后，对论者那灵感的闪动、宏大的视野和野心勃勃的理性剖析之卓越努力表示由衷的尊敬。

聂茂先生在书中多次提及已然存在或潜在的差异理论，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混杂语境，到解构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和历史际遇的文本互涉，作者都有过很好的把握和恰如其分的论述，这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差异理论一向比在欧洲国家更受欢迎，这是因其漫长的移民定居的历史。这些国家，从地理上讲，不同的种族和部族已经“共存”。精英主义者认为，反对歧视边缘群体的文化多元主义是一种对多数垄断的民主法规的改进，这种垄断曾长期压制除主导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一切事物，在文化多元主义之下，所有的群体和派别都可以要求得到公正的包容和表达。特别是一些弱势群体，他们急于改变被他者认识的带有歧视的个体身份――只有少数成功者通过艰难的努力有幸进入主流话语，但这些人的骨子里仍然闪动着失语的焦灼，他们集体的沉默本身就是要求表达的一种“潜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主体一方面是尽可能多地承认主体的繁复性和可变性，另一方面是对自我认同的排他主义的重新肯定。前者符合全球化浪潮下典籍化文化语境――按照这种思维，世界被看成是多样性的，非自我中心主义的，人们的身份和文化因子恰恰处于这种多样繁复的沉淀之中。因为现代性和多元性的内在法则要求人们将自己的种族或身份仅仅视为众多中的一个。如果这种关于平等的限制和规定的要求为“地球村”所有的成员接受，那么多元文化主义将大大促进公平和公正的人类社会的真正实现。

日本学者三好将夫认为：如今的人们很少为了改善普遍的和抽象的人类福利而实践自我约束，特别是当它涉及到有关方面的物质处罚和牺牲之时。此外，以各种范畴的特殊性――从种族到阶级，从地区到发展，从性别到民族，从贫穷到富有，从种族到时代――为前提下的多元文化主义有着无限的变化，甚至在这个跨国流动时代，任何人也只能比较详尽地了解这种多样化中的极小部分。不论多么富有想象力、同情心或者多么关注，人们认识和接受他者的能力都受到严格的限制。观察注定是“来自远方的”。当财富上的差异或差距不断扩大时，跨范畴的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同代人碰撞的可能性越少，多元文化主义的呼声也就越高。作为一种自由开明和进步宽容的表达，多元文化主义的抽象原则经常异化成为一种托词，为现存的特权、不平等和阶级差别进行开释。

而在聂茂先生看来，处于压迫和剥削之下的群体，有权利也有责任来保护自己，而为了自我保护，它需要牢固地确立一种群体身份。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生存和自我保护不再是一种奇缺的必要性，身份政治常常会变成一种自我推销的策略，更确切地说，一种自我服务的销售策略，其中受害的历史成为一种需要付钱的商品。它可以使自己堕落为机会主义和同类相食，无论它是种族的、性别的、国家的、社会的还是其他形式的等等。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人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份作为特权，同时仅仅象征性地承认他人的身份――当需要帮助的场合到来时，人们又对他者不予理睬。这样一来，身份认同俨然变成了一件私有财产，群体――更有可能是它的精英领导者――声称有权拥有和保卫它。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在被统治者当中，排他主义都是破坏性的。

在我看来，聂茂先生《中国新时期文学和自信力》一书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难能可贵的努力，实现了较大的创新或突破：

一是强调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主性重建的根本任务，是全面恢复文学的自信力，使之能够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发挥积极作用，这在当前中国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语境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是认为中国新时期作家的集体努力对第一世界文化霸权形成了冲击，这种冲击既有“渗透后的对抗冲突”、“观念上的强烈刺激”，又有“思想上的自我批判”和“知识上的内在反弹”等多种向度。

三是提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创作实践扩展了杰姆逊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理论的民族寓言说，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使长期处于“被审视”和“弱者”臣属地位的中国作家从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彰显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应有的自信力。

四是总结西方话语体系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伴随着中国作家为追求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同步进行，但作家们对西方话语的态度不是盲从，而是批判地借鉴、吸收和发展，自我“主体性”越来越高，反省、审视、怀疑和批判也越来越多，既能看到其中的“弊病”和“割裂”，又能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学精神进行诊治、修复和整合。

总之，中国新时文学是国外受众了解中国30多年快速发展的重要窗口。聂茂先生《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站在全球化语境下，对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时期文学进行“批判式”解读，将一堆堆隐藏在历史阴影之下的意义呈现出来。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多重影响，中国新时期文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道路。作家人格的复杂性，作品品质的多义性，艺术手法的丰富性，文本主题的朦胧性等，都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具状表征，都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镜相缩影的一部分，并渗入到百姓日常的生活中。中国作家对国外作家的学习和借鉴，融会贯通，有着“群体融合效应”，使中国新时期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现代化征途上阔步前进，树立起第三世界文学场域独特的风景，夯实了与第一世界文学对话的基础。这样的观点颇具创见，发人深思，令人鼓舞，这也是我读到该书感到激动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美国加州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刊发时有删节。）

责编：张佳伟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