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题材热播剧《底线》即将进入尾声，不过此剧带来的讨论度丝毫不减。这部电视剧聚焦社会热点问题，还原了当代法官的日常审判工作及他们的生活故事。因为真实、生动、接地气，不仅在法律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关注与追捧。

有人说，《底线》的走红并非偶然。的确，一部戏的背后，无不凝聚着主创和演职团队的汗水与心血。据了解，《底线》剧组用一年半的时间进行采风、筹备，在北京、上海、浙江杭州、湖南长沙等地60余家法院和调解组织实地调研，采访了近200余名各级法院工作者，超过1128个小时反复打磨剧本，前后修改共计20稿。在拍摄过程中，有法官全程协助拍摄，对剧中内容、场景、服化、道具细节等进行严格把关，这些都充分保障了《底线》的真实性与专业性。而这，也正是此剧能获得多方面肯定的重要原因。

正如《底线》导演刘国彤所言，“创作中，真实还原是目标，演员演得像法官是表演的及格线……对法官浓浓的情感都凝聚在这部剧里，我们不需要完美的虚假，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总之，做好观众喜爱看的专业“命题作文”，考验着影视创作者的智慧和担当。

那么，《底线》团队到底是如何打造这篇高分“命题作文”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他们都面临了哪些难题？如何解决？法治题材影视创作怎么平衡现实和艺术表达、把创作难点转换成为精彩看点？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底线》主创团队相关人员，请他们与读者朋友们聊聊这部剧幕后创作的那些事儿。

王凯：当前这个时代飞速发展，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我们想要将新时代法院和法官的面貌通过影视作品呈现给观众。而基层法院的法官是与老百姓接触最多的，选择基层法官，把极具当下性和广谱性的大小案件摆出来，让观众跟随法官的视角一点点剖析案件背后的法律问题，是对当下一些社会现象最好的解读。这不仅具有普法宣传教育的作用，还能够宣扬良好的社会风尚，引导大众在法治轨道上更好前行。

费慧君：法院每年都有很多案件，而这些案件所折射出的人生百态，可表达的空间很大，值得好好挖掘。所以我们希望创作出一部“出圈”的法院题材作品。

刘国彤：法院是社会矛盾冲突的聚集地，形形色色的案件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当事人都在极力维护己方利益，题材极具广度。我们想要让观众具象地感知到什么是公平正义，什么是中国法治的格局和温度，让法官群体，特别是基层法官的这些真实与温暖被更多人看到。所以我们坚定努力方向，就是要拍出有温度的、鲜活的法官形象，拍出一部极具真实感和烟火气息的温暖现实主义法治剧。

费慧君：拍摄前期的准备工作非常多，比如剧本一直在根据筹备期的变化进行调整。因为法官群体是个智识群体，他们有思想，对各类与法律相关的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也很有个性。这就需要我们去着力刻画人物，让人物的成长有连贯性，让每个案件都尽可能观照角色的人生困境，让每个判决也都对角色的生活有启发、有推动。

刘国彤：在准备工作当中，法院“选址”问题花了我们很长时间。一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基层法院的场景资料，我们在确定了几个目标后，又分别去实地考察。最终，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新、不陈旧，还有一定代表性的法院。在采风时，我们和法院干警一起工作、吃饭、上下班，并且购买了大量法律类书籍进行学习。在法院做“助理”的实习体验，一直延续到了开机之前。

王凯：相比检察官、公安民警的工作，法官在工作中是处于相对独立和静止的状态，这使得角色创作会缺乏动作性和悬疑感，再加上一系列严格行为规范，这些都对艺术表现有较大限制，也是创作过程中的难点。

费慧君：对我们来说，最难的部分是写案件。因为我们要在整体上反映时代的新情况、新特点，还要让案件跟当代观众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具有很大难度。现实中，大多数案件都有个严格且冗长的审理过程，怎样通过戏剧化的处理让它既具有普法性和社会层面的表达，又要好看，这是我们遇到的难题。

刘国彤：其实在接到《底线》创作任务的时候，我非常忐忑，因为法院和法官对我来说非常陌生，有种天生的敬畏感。要去创作一个完全陌生的题材，我当时是没有底气的。2021年7月初，我们迅速组建了创作团队，在编剧前期采风和创作的基础上，走访了全国数十家法院，我渐渐对法官有了一定了解。拍摄时，《底线》特约演员将近400人，阵容庞大，因此表演风格的统一也是个不小的难题。幸运的是，我们的特约演员都很专业，表现得都很精彩。一些戏份很少的配角，他们的表演也很逼真，情绪爆发力很强，直白、强烈地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自己的利益，很好地呈现了现实中一些当事人的状态。

文学总监王凯（左）在与b组导演探讨创作（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王凯：从现实看，涉案剧中往往案件占的篇幅比较大，案件的发展过程较为容易吸引观众，在法院题材剧里就经常出现案件当事人的情节烈度高于法官，结果法官成了配角的情况，这会让整个故事的格局和表达都受影响。

我想，只有浸泡在生活里，才能找到群体的独特东西。我们在采风创作的过程中，通过对法官和法院工作的深入了解，找到了他们职业的特殊性，就此挖掘它独特的看点——我觉得他们和医生很像，不同庭就像不同科室、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就像病症，法官通过当事人的纠纷，“治疗”纠纷背后可能隐藏的一些社会问题。

比如，直播猝死的骆优优案和肝癌妈妈离婚的秦玲案，几乎都没有展开案件前情，当事人几句话就把案情和诉求阐述清楚了，接下来要看的是法官如何解决这些难题。从常规戏剧创作的角度来说，做好人物的前史故事，对于人物的塑造和观众的情感连接更有效果，无论是骆优优原生家庭的冲突、职场上的矛盾，还是秦玲与老公一家的斗争，都是引人关注的戏剧情境，但如果详细阐述案情故事，整部剧就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生活剧了，我们想传递给观众故事背后的法治点就很难完成，所以必须把主视角留给法官。我们必须时刻把“治疗病症”的看点进行戏剧和话题升级，让观众可以跟随法官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当下一些社会问题背后的具体症结，这就让剧情与观众的真实生活有效连接了起来，为共鸣、共情打下了良好基础。

李晓亮：难点其实也就是限制，但是可以在限制里做文章。比如法官办案是坐而论道，动作性不强，那我们恰恰要去利用这个限制，将它转化为自己的特点——要表现法官这种特殊的职业，也该用特别的手段。另一个限制是主题。主旋律作品它一定会有价值的传达，但如果直接喊口号，只是提供一个结果，强迫观众去接受，那么观众是不会买账的。所以，我们不是提供一个观点，而是把选择权交给观众，让观众可以尽情思考。总之，只要足够精彩，该动情的地方能让观众动情，该欢乐的地方能让观众欢乐，该思考的时候能带动观众思考，只要能写好，限制也能成为优势。

编剧费慧君（左）、李晓亮（右）与主演靳东（中）的合影（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费慧君：我觉得现实主义创作，最表面、最基本的东西首先不能错，否则无法谈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我们各个岗位的共识。为此，我们邀请法院相关人员组成强大的后援团队对我们创作过程进行专业把关。他们从我们开始创作就给予了大力支持，比如在创作剧本时，这样写是不是合理、是不是真实情况、判词有没有错误等，他们都进行了严格把关；现场拍摄时，庭审的所有流程、美术置景等都有随组的法官予以指导。

刘国彤：我们想真实还原法官群体的工作生活状态，这不仅需要主演们进入法院体验生活、感受细节，而且需要专业人士来帮助我们把关。因为法律太专业了，不能出错，一个字的失误就可能会违背事实，所以每一句台词都要力求准确。为了保证这种准确性，拍摄现场一直都有三位驻组法官“保驾护航”、现场普法，让我们尽可能在专业性、真实性和艺术性中找到合适的平衡点。

李晓亮：文艺创作和法院工作的逻辑正是相反的，法院是先有案才能判，而创作则是先有目标再选路径——首先确立想表达什么主题，然后倒推情节。所以，剧中的所有案件都是为了表达主题再造出来的，属于虚构，与现实案件没有直接联系。有时候设计完一个情节，我们会问法官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案子，当了解到现实中确实存在类似案件时，这更加坚定了我们写作的信心：我们不是写某一个具体案子，我们写的是一类案件。有些案件乍看之下有原型，但往下看就会发现有很多不同之处。文艺创作不能直接指涉现实，更不能影响现实中的案件判决和司法实践，这是绝对不能逾越的底线。

李晓亮：剧中呈现出来的人物，是我们在采风中所有法官形象的总和，没有哪个人物是有一个具体原型的。法官们都特别有个性，但是和案件一样，照搬肯定不行，还是要总体统筹考虑人物设定。

当然，也有几位法官令我们印象深刻，比如北京的舒锐法官和孙磊法官，他们俩都有浓浓的幽默感和机灵劲儿，他们俩语言能力也都很强，思维也快，还很会怼人。这些在主角身上都有所表现。

费慧君：还有上海的赵霏法官，她很多生活上的特质都被我们用到了剧中宋雨霏法官身上。当然，拥有这种特质的不止这三位，但由于与他们几人交流比较多，所以他们对我们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刘国彤：我接触了一些法官后，发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其实也都是“有血有肉”的，甚至还具有一些反差感。有一位浙江的女法官让我印象颇深，她人长得漂亮，跟我们聊的时候特别开朗温和，时不时还会开个玩笑。然而当她开庭时，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语气也变了，特别威严。当我再次跟这位女法官聊的时候，她又回到了开朗温和的样子。后来我了解到，因为审理刑事案件，这位女法官需要经常翻阅一些血腥、残酷的现场照片和资料，这种人物形象极大的反差感也让我觉得一定要应用到剧中。

导演刘国彤（中）在片场给演员说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费慧君：我们剧本里的一些金句，有不少都是出自法院人的“黑话”，比如“要么白头发，要么没头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白加黑，五加二”等，这些金句准确、生动，既是法官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带有很强的幽默性，为这部剧添加了许多喜剧元素，我们都用到了剧本里面。

王凯：这次创作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找到了司法涉案题材创作的另一条路径——通过将法官怎么判案设置为故事最大的悬念，把挖掘案件背后的人间百态和人情冷暖当作核心，而将陈述案件经过列为次要，这种共情与深度值得重视和进一步探索。同时，在播出期，我们也看到了各方观看者的反馈和评论，很多创作意图被观众看了出来，这让我觉得隔着屏幕完成了主创与观众之间的某种连接，也证明那些“精心设计”是有效的，比如两起职场性骚扰案诠释了民法典人格权新规适用的广泛性，校园欺凌案反思了父母在教育中的重要示范作用等，这些都被观众看懂、思考，并引发讨论，更让我们再一次思考、分析、总结。这种通过作品产生的良性互动是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所以，我们的创作要以人为中心，不能脱离生活，不能曲高和寡，更不能自嗨。

李晓亮：最大的收获是真诚。我们和好多法院工作人员都建立了联系，有的甚至成为很好的朋友。除了收获了真诚，也收获了知识、情怀。通过对他们的采访，我们了解到很多法律知识，也吸收了很多独到的观点。这对我们自身都是很有价值的。

刘国彤：拍摄这部剧让我对法官群体有了新的认识：一是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很繁忙。我们前期采访过北京一名基层法官，当时他年结案2000多件，据说他去年的结案数达到了4000多件，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巨大的工作量。二是法官的责任之大，大到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并且要对判决终身负责。三是法官的温暖。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人与生俱来的，法官的工作就是维护我们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和公平正义。

此外，通过拍这部剧也增强了我自己的法治意识，知道哪些言行有可能触犯法律，从而要更加约束自己的言行，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保护。

李晓亮：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因此法律是社会民众的底线。而每个人，每个法治工作者，如何守护这些底线，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我们想通过本剧传达的理念。

刘国彤：希望观众朋友们看完《底线》之后，能够进一步理解法律的重要性，用法律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守好道德和法律底线，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多一份真诚友善，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当然，关键时刻也要有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意识。也希望大家对法院和法官，对维护这个社会和谐健康发展而默默付出的法治工作者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