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安湘：大学讲授应该追求怎样的境界？

——读宋德发《站稳讲台：大学讲授学》

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曾提出：“教育等同于生长。”此论一出，众解纷纭。在最近读的《站稳讲台：大学讲授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后文简称《大学讲授学》）一书中，我发现作者宋德发教授颇为认同这种解释：“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这其实是一种很有情怀的诠释。因为认同者，大多是专注、沉潜于大学讲授学领域的实践、研究和建构工作多年的人。尽管大学讲授学是一项繁琐（因它涉及完全地接纳、反思、引导、评价、示范、修正和进一步的探索）且尚为人所忽视的工作，但是，在此求道问艺的路途中，还是有如此书作者一样的少数大学教师在探索着。这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大学讲授该追求怎样的境界呢？

一、“讲授之道”：启智与成人

《大学》开篇即论“大学之道”，其“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句，将古代庠序培养士人做大人、做君子、平天下的宗旨揭示甚明。在儒家看来，即“修身淑世”四字。此格局境界养成之后，然后才追求“博学成文”。现代高等院校教学主要的特点和精神则是追求知识，是自由的学术探讨，是培养各种人才以从事各种职业。如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清华的“变更常规，求所以应社会之需要”即为代表。古今“大学之道”的不同意蕴已为人所注目、申论，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何谓今天的大学“讲授之道”时，却鲜有人能回答，更鲜有人作深入的、系统的思考。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大学讲授学》从“缺”处问道就显得弥足珍贵。这不仅是一种学术探究的敏锐表现，更是一种对现状问题的清醒认知以及决然奔赴的自觉作为。于是，书中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当前大学教学中存在的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和倾向。如：“大学要以本科教育作为根本，以人才培养作为本分，这已经是最大的常识，遗憾的是，还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共识”；“讲课这项所有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没有获得大学起码的尊重”；又如“自己讲课要讲的，从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过；自己认真深入研究过的，讲课时从没有讲过”等等。无疑，这些存在于目前大学讲授认知和实践层面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却又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作者怀着一颗忧心如焚的拳拳之心，做了“大学讲授学”这样一个较为冷门的课题。其意义并不是他所自称的“只发出一点轻微的声音”，而是发出了一种振聋发聩的、令人深省的呐喊。

大学讲授的核心词是“讲授”，那什么是“讲授”？我们见过较为严格的定义，也见过较为宽泛的正名。比如：

从大学教师身份着眼的。强调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即不管哪种职称的大学老师，都离不开“教”“讲”“授”的基本职责和技能，因为“老师”才是大学教师最本真的身份。

辨析“讲授等同灌输”的观点，引导人们走出认识的误区的。认为“讲授法不等于灌输，不是讨论法的对立面，也不比讨论法低级和落后，恰恰相反，讲授法是永不会过时的经典教学法”。甚至还引用美国彼得·法林教授的话论“讲授”的优点：“与文本或录像不同的是，在课堂上讲授的教师与学生有着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换句话说，这给学生提供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处于人群之中，与很多人共同分享的经历”，并断言：“讲授始终是最为主流的教学方式。教学由讲授者主导具有天然的合法性。”还有讨论讲授“以谁为中心”问题的。对此，《大学讲授学》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低水平的讲课才不是以学生为中心，高水平的讲课，在深深吸引学生的过程中，就是启发式的教学，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论者对目前大学课堂的一些做法是颇为失望的：“我们对‘以学生为中心’的理解过于狭隘。‘以学生为中心’并不等于教师不要讲课，更不等于所有教学都变成‘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显然，这种不从正面立说，而从反面或侧面迂回的正名，如同清除侧杂、凸显主干一般，其实更有说服力。

杜和戎在其《讲授学》导读中宣称：“《讲授学》就是研究怎样通过讲授和自学来培养人的聪明、能力和才华”。这是一种很实用且极有吸引力的“讲授之道”。但应该还不是“讲授之道”追求的理想境界。尽管《大学讲授学》一书主要是谈讲授之艺的问题，却在行文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讲授之道”：“启智”与“成人”。这当是融合了古代与现代“大学之道”要义的聚合体。

受现代大学教学理念的影响，《大学讲授学》同样认为“教师是传授知识的，这是教师的基本使命”，“不管是多么追求深刻的课程，知识是否丰富、精准和有价值等，都是评判讲授是否优秀的重要尺度”。确实，人们无不是以不断追求学习更高深的知识，研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博大、精深的知识为傲的。但问题又来了，大学传授知识的目的是什么？只是变得聪明、增长才干、富有才华吗？显然，这是不够的。因此书中这样回答：“文史哲课程，更注重思想启迪，其知识传递目标很多时候也是服务于思想启迪的目标。”这样的阐释极为显豁。这意味着大学教师在讲授时，不单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思想的启迪者。

这种思想的启迪，对于塑造什么样精神风貌、人格理想的学生便显得尤其重要了。《论语·里仁》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这句话放置于当下的话语体系中就是，大学讲授需要教师致力于师道，回归精神活动的本质，把理想信仰的建立、价值观念的引导、情感世界的构建、伦理精神的重建等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显然，《大学讲授学》充分意识到了这种重要性。故而书中多处申明塑造精神不单是大学四大职责之一的“人才培养”的题中之义，也不单是从课堂讲授内容传递出来的精神熏陶，还包括优秀教师在课堂上散发的强大气场，是师生所处之校的整体气质、整体品位和整体精神。它所包涵的全部意涵都是为了促使学生“成人”，即通过“教”“染”“泡”培养其人格、成就其人格，使之成为更富有、更智慧、更高尚、更高大的人。

而这，当是大学讲授“从批判走向建设”的宣言与导向。在此指引下，才能为要建设的成果之花——“讲授之艺”提供充足的养料与营养。

二、“讲授之艺”：革新与乐学

约翰·杜威说：“教师是一位向导和导演。他为航船掌舵，但是推动航船前进的能量一定是来自于那些正在学习的人。”那么，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能？这是每一位教师都曾思索过或正在思索的问题。《大学讲授学》一书即从教师这个角度，聚焦于课堂授课这一空间行为，专门研究讲课的方法和艺术以实现这个目的，并希冀更多的大学教师能成为“讲课艺术家”。

然而，在现在的大学课堂上其实还存有大量这样的教师：“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天的出色的教学任务而不管人们已经学到了什么。”约翰·杜威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评价这类人：好比一个商人说他已卖掉了大量的物品，而实际上并没有人买走任何东西，我们会嘲笑他。比这更糟糕的是，这样的教师不但自己浑然不知错失何在，而且也没有什么可以评价到他。因此，革新大学讲授是势在必行。《大学讲授学》一书引用了三种经典、七种名家、五种个性化表述外加一个日常案例，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将如何在内容上改变“教而无获”现状的诸种讲授之法作了精彩的展示。

那些无疑是在讲授艺术理论探索旅途中的可喜收获：如“寓教于乐”“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强调的是讲授内容的思想性、专业性、经验性和致乐性；而李志义教授的“上下、左右、前后”、王向远教授的“学术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欧阳友权教授的“架天线”、孙正聿教授的“有理+会讲理”、张楚廷教授的“四位一体”、叶澜教授的“五项基本要求”等等，强调的则是讲授内容的发散性、学术性、艺术性、前沿性、新颖性、生成性和常态性等等。这些是从内容的深度、广度、高度和厚度等方面，给浑然不自知错失何在的大学“水课”制造者开的一剂剂良药。目的就是通过经验的分享与推荐，让更多的教师革新“水课”，打造“金课”，养料与营养提升课堂吸引力，让学生在听课时获得知识、思想、智慧、快乐和成长。

除了在讲授内容上需大力加强外，讲授形式更是革新者需着力追求与探究的。“大学讲授学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研究讲授的内容，而在于研究讲授的形式”。这种观点的出台便是大学讲授革新语境下的必然产物。这些讲授的形式或技巧包括《大学讲授学》一书中列举的幽默感、讲故事、举例子、插话、打比方、显特长等等。目的即在于试图改变当前部分大学教师仅关注讲授内容，遗忘或者鄙视讲授形式的现实状况。

这种努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但了解到了大批教育专家，如国内的萧承慎、李镇西、张楚廷、杜和戎、陈平原，西方的夸美纽斯、爱德华·希尔顿、彼得·法林、德雷克·博克、肯·贝恩等在讲授学上的理念、经验与方法；也知见了当前许多一线的大学教学名师精彩、有代表性的讲授技巧。如华中师范大学戴建业教授讲陶渊明、李白时的幽默语录；湖南省作家协会余燕老师讲湖湘红色文化时运用的鲜活故事；湖南科技大学吴广平教授讲反义词在特定语境中构成同义词的丰富举例；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分享自己人生感悟的插话；南京大学潘知常教授《说〈水浒〉人物》中充满想象力的类比；黑龙江大学刘冬颖教授讲授《诗经》时的出色吟唱等等。毋庸置疑，东西方教育学家的绍介，既增添了这一个研究领域的学术信息、成果价值和阐述份量，又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来审视当今中国大学教学现状亟待改观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而聆听名师声音、模仿名师行为，学习名师讲授，为入门者或讲授能力一般者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短时间内实现自我改变和自我提升提供了借鉴的可能性。

不止如此，现实还需要一些优秀的大学教师能将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研究心得分享出来。如宋德发教授即分享了自己与大学讲授技巧相关的诸如运用步骤、讲究要点、升华途径、矛盾规避、学摹对象、述作关系等论题，其鲜明的针对性、理论性、指导性，对高校同行同样有着重要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大学教师若能在课堂讲授时娴熟地运用这些方法和技巧，便能让知识的传授变得不再枯燥、会让思想的传递变得不再直白，会让智慧的启迪不再生硬。它们将如汩汩清泉滋养着、丰润着学生们求知的心田，从而呈现学生“好学”“善学”“乐学”的美好场景。如果说，“讲课如同推销，推销的是真善美”是对大学讲授内容颇为凝练的总结；那么，“讲课是最高级的演讲”则是对大学讲授形式的最大期许，两者的完美结合，或许是“讲授之艺”所追求的境界。

三、“讲授之研”：新、趣、诚

将大学讲授作为研究对象，乃至建立起成熟的“讲授学”，有赖于研究者将知识领域由社会自然建构转化为教育意义上的学科建制，如此方能逐渐形成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的科学范式并得以长足发展。

但若从阅读感受来看，“宏观与微观兼备，理论与案例贯通，严肃与灵气共存，思想与文采交融”类的著作可能更受读者注目和欢迎。《大学讲授学》也致力于呈现出这种特色：“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用学术的底色，散文的笔法，将三分之一的原理，三分之一的案例，三分之一的感悟融合贯通，从而能给读者带来不一样的、当然也是美好的阅读体验。”这种“讲授之研”的共通点，即为三个字：新、趣、诚。

新，即创新实用。《大学讲授学》构想非常成熟，全书以探因、正名、求变的学术理路，成十七章之篇，以为何重视讲授、什么是好讲授领起，多维度、多方位分论讲授的基础、方法、提升等，内容宏阔而全面，观点精辟独到、创新实用，结合实际紧凑。从创新动因而言，一源于作者的长期关注。十余年来作者始终关注两类人的发展，一是讲授经验不足的大学青年教师群体，一是求知欲旺盛的大学生。而作者能在两者“传授”和“吸纳”的交流能动场——课堂上留心到不甚乐观的、急待解决的现象和问题。诸如课堂学习氛围退化、“逃课”之风流行、教与研的割裂、课堂吸引力下降等等，并以之作为探讨的抓手，使此种研究具有极强的前沿性和实用性。二源于作者的问题意识和质疑意识。“没有对常规的挑战，就没有创造。而对常规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提问”。大学教师“做学者的动机太强，赢得学界承认的动机太强，做老师的意识太弱，赢得学生认可的意愿太弱”已被绝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常态，作者却没有习以为常，而是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大学什么都研究，为什么就是不研究教学？二是大学里为什么缺乏教育家，甚至连教学专家也难觅到踪迹？正是刨根于此，作者才在学界少有人涉足处细挖深耕，既回应了上述问题，又开出了改进良方。因此，此书弥补了学界于此之不足，是对此领域研究的开拓与推进。

趣，即通俗有趣。有意思的是，这类著作却与常规的学理性、逻辑性强的教学专著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它们具有浓郁的通俗趣味，给人非常轻松愉悦的阅读体验。为了问题解析易于理解，它们往往遴选了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的与讲授学相关的丰富精当的案例。叙写深细有度、点评有力得劲，颇为引人入胜。它们还具有广博开阔的视野，除讲授学内容外，足球及球迷评价、电影及影视情节、报告文学作品、作家创作经历、音乐、绘画、辩论赛、考驾照等材料，被作者信手拈来自如地运用。这样，就将读者从书内视域带到广阔的书外生活，避免了阅读的枯燥感和窄道化。同时，它们的语言表达极其自然活泼。虽然探讨的是专门的教学理论与方法，却没有故作高深之感，而是将抽象的研究对象，用尖新活泼、生动谐趣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读全书，总体感觉是其理不甚深却甚明，其文不甚雅却甚趣，又“由于发自心灵的最深处，所以又那么诗意、那么自然，那么温暖，那么亲切”。

诚，即文道至诚。这类著作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将其对教学的浓烈狂热之爱、对治学的坚忍执着之心、对现状的深刻体察之思，用一种极其坦诚、真诚乃至是挚诚的方式剖析给读者。像“我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世界中，按自己的想法，围绕着日常的教学工作，做一些自得其乐、自以为是的事情”、“这些年，我更是清醒地认识到，不管我的身份如何增加，如何丰富，我都必须要履行好一个大学老师应该履行的核心职责”“教学不仅仅只需要内容，还需方法、态度和情感。大学不应该强求每一位老师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我无须回归，因为我从不曾离开”类似的表述即是。这就使得著作除具理论化、体系化特色外，还有着其他教学专著所少见的“有我之境”，即情感化色彩。它的最终结果是凝练出一种个性和风格来，闪现出精神和光彩来，从而让读者在获得知识和经验的同时，还被这份至诚的勃勃文气感染着、激奋着。

大学教师若能将讲授之道、艺、研三体合一，坚守最本真的老师身份并以做“好老师”为终生目标，那么，中国大学的教学质量当不复堪忧。

作者简介：彭安湘，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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