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瑞霖:国立商学院首任院长
新湖南 • 湖湘文化
2022-06-08 11:39:23

作者|向敬之


1

2021年10月6日,岳麓山下。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以线上线下同步的形式,进行湖大商学110周年庆典。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一行,不远千里,来到长沙,前来祝贺,并和湖大工管院同行,一起举办了党组织跨校联建与学科专业协同发展研讨会。

这,已不是两院的第一次交流了。

不仅如此,两校商学之间,曾有着深远的渊源。而这缘分所系,情分所在,最初源自程瑞霖

(程瑞霖,图源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公众号。)

程瑞霖1900年出生于湖北应山县(今广水)城郊程家梨园,这如其后来回忆说是“一个很闭塞的乡下地方”(程瑞霖《一个人读书的经验》)。其父在当地是一个有名的秀才,为邑中名儒,精通经史子集,程瑞霖6岁开始随父诵读儒家经典。直到13岁时,他由原来的私塾教育,考取应山县立中学。

父母望子成龙,对他的教育要求很严格,可谓“一锄头便掘一个坑”。他在应山中学刚读两个月,其父来县城检查他的学业,发现“太松懈了”,“立即逼着”他“把铺盖卷起,一同回去”,又过了三年后,才让他考进随州府立中学。

由于过去长达十年,被其父逼着居家苦读孔孟文章,故而使他能写得一手好文章,老师、监学和校长都夸赞不已。然而,数学功底差,英文没学过,导致好强的他,只能常常天没亮就“起来燃洋油灯读英文习数学”。

后来因为参加一次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只好转学到省立武昌中学,从此“下决心好好地读书”,开始接触新学,强烈“反对线装书”和诗词歌赋,甚至将以前的旧稿付之一炬,还“常常和父亲辩解五经四书的价值,古圣古贤的价值”。好在其父开明,称其“狡辩”,一笑而过。

中学四年,他成了一个紧跟时代的激进分子,乐于参加这样那样的会议,而渐渐疏忽了功课,直到考试前夜才挑灯夜战,终于考上了上海中国公学,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董必武主持的三民主义研究所。后来,他大学毕业,加入了国民党,也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英国。

身在英伦,他心系祖国。偶尔参加中国留学生聚会,大家习惯以英语交谈,程瑞霖坚持说中文,并跟大家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远离祖国,见面为何还说英语呢?在他的带动下,大家日后聚会,改成讲中文,更为亲切。

这,不是说他的英语不好,而是去国太久而天然形成的爱国情感。他学成归国时,已经获得了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硕士学位。

回国后,他很快被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聘为教授,并受国民党中央委托,参与创办并主编《政治评论》周刊,还结合欧美国家政治经济谈论中国社会现状,发表了一系列时评文章。

1935年,程瑞霖任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授,次年任教务长,没过多久,他被任命为暨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兼国际贸易系主任。

大家会有疑问:暨南大学不是在广州市吗,怎么又成了上海国立暨南大学?

其实,暨南大学的前身为暨南学堂,它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时任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皇帝(应该是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此时的光绪帝虽然没有被继续囚于瀛台,甚至常常临朝,但只是摆设在龙椅上的木偶,皇权掌控在慈禧手中),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经过筹备,暨南学堂校址选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于1907年3月23日正式开学。辛亥革命后,张勋曾领着“辫子军”,运来大炮对着暨南学堂。学堂停办。直至1917年,经过教育界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侨强烈要求,教育部终于批准恢复暨南学堂,并委派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等筹办,第二年更名为国立暨南学校。1923年,创建大学部,从南京迁到上海的真如。1927年6月,郑洪年继任暨南校长,力主将商科改为商学院,并在此基础上增加农学院、文哲学院、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和艺术院五门,将暨南学校扩充为当时唯一的华侨大学——国立暨南大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为日本军占领,暨南大学迁到福建建阳,后来曾迁回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暂时停办,直至1958年,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扶持下,暨南大学得以在广州重建。

时势巨变,无须多说。但有一点,程瑞霖任职暨南大学时,该校确实在沪上。

不仅如此,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暨南大学旋即迁入公共租界。校长何炳松因事离沪,校务工作无人主持,时为商学院院长兼总务长的程瑞霖临危受命,代理校长,联络、接济教育界爱国人士。他经常在《中美时报》发表坚持抗战的文章,怒斥汉奸卖国行径。

不仅如此,他还慷慨解囊,帮助过郑振铎抢救江南地区珍稀文献。在《为国家保存文化——郑振铎抢救珍稀文献书信日记辑录》(中华书局2016年4月版)中,郑振铎专门提到他在购买元明杂剧的剧本时,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最大的是资金问题。他向程瑞霖告贷。程瑞霖欣然应允,并笑着说:“看你几天没有好睡的情形,我借给你此款吧。”二人约定,半年之后还款,然而程瑞霖始终不曾催促一声。

程瑞霖急人所难,有人对他也是冒死救护。他遭敌伪重金悬赏,循迹缉捕,迫使他数易其名,四处躲藏,甚至随身携带氯化钾,以备不虞之需。他宁死不屈。朋友们极力掩护,助其他通过英领事馆逃香港。后来,他由广州转至重庆,1941年来到湖南乾城所里(今湘西吉首)。

上海沦陷不久,南京保卫战失败。全国唯一银行类大专学校——江苏银行专科学校被迫西迁,先至湖南桃源,后辗转乾城。1939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其改成江苏省商业专科学校,设银行、会计二科,9个月后改为国立商业专科学校,声称保证其办学经费,同时聘请著名学者侯厚培,接替创校校长、时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会计局副局长赵棣华,成为了这一所唯一的独立商科类大专学校的校长。一年后,侯厚培辞任,改由富有商学院管理经验的程瑞霖接掌。

战火纷飞,山河破碎。教育部的改名命令,也是精神鼓励远多于物质支持的一纸空文,并不能实际改变经费短缺、校舍紧张等现状。程瑞霖迅速整顿校务,采取一套措施,改善教学与生活条件,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优化教学设施,推动商专的正常运转和艰难发展。

1941年春,程瑞霖赴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述职途中,了解到因战乱而内迁西南的政府机关、企业银行等,急需大量的财经优秀人才。他很快想到,国力商专的人才培养规模和数量,已经严重不能满足国内对商学人才的需求。

他当即向教育部汇报,建议将三年学制的商专改为四年学制的商学院,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商业人才培养的质量。

在程瑞霖的推动和争取下,学校师生成立了改院促进会,教育部于1942年8月再次下令,将国立商专升格为国立商学院。程瑞霖首任院长,设会计统计、银行、工商管理、土地经济等四系及计政、合作两个专修科,并增设沅陵分部。在院学生最多时达600余人。

虽然此时商学院的办学条件艰苦:简陋的校舍、粗淡的膳食、破旧的衣服、油印的教材和习题……然而,心怀商学救国的师生,在程瑞霖的带领下,就着黑烟滚滚的油灯夜读,怀着一份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信念,刻苦学习,奋勇向上。

不幸的是,1943年盛暑,年仅43岁的程瑞霖,与师生一起游泳,不幸失足没顶,英年早逝。他被葬于湖南所里。


2

程瑞霖担任国立商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改革商学教育方式方法,引进先进的商学师资,宁可缩减学院管理开支,也要提高教师待遇,吸引了一批早年留学欧美或在国内自修成才的优秀教授加盟,其中有未曾出过国门、后来成为国立商学院院长的著名国际贸易学家武堉干。

中国起步较晚的商学教育,没有因战乱终止,而是在程瑞霖、张伯琴、武堉干这些优秀的商学教育工作者的引领下,日趋正规化、现代化和国际化。

战祸严重戕害国民心灵。民族救亡,已然是中国近现代的当务之急与时代主题。然而,程瑞霖与商学院师生,藏匿于湘西僻壤之地,意图以从现代商业发达国家学来的先进商学知识,疗愈学生信心,振奋强国梦想。

他们知道,未来的中国,需要更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商学人才,重建灾后的家国天下。这是教育救国的情怀,也是商学强国的担负。

早在上海执掌国立暨南大学商学院时,程瑞霖就开始探索中国商学院教学改革的举措。他积极推动课程设置合理化,突出重点课程,提倡研究实践,积累了一系列优秀的商学院教育管理经验。

他接掌国立商专后,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在教务上大胆革新,减少不太要紧的课程开立,在对重要课程进行适当均衡的分配,使课程设置齐全、合理,开设有公共英语、专业英语、经济学、高等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汇兑、投资学、保险学、会计学、土地经济学、农村金融等。为了方便学生迅速成长,他倡导教师多在校内住宿,加强对学生的课外辅导。

他不但在新生考试时注重学业程度的要求,提高新生质量,还改进考试方法,严格考试纪律。这,与1936年黄士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迅速成立考试委员会,邀请省府高官和社会贤达加入,严把学生质量关的举措,可谓是异曲同工,不谋而合。这也为战后中国经济恢复,储备了一大批优秀的商业人才。

程瑞霖对商业人才培养,强调学用结合,注重实际问题研究。他以国立商学院的名义,编印《商学季刊》,引导学生独立研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的论文竞赛和向专业刊物投稿。这对于提升学生商业理论研究与实践水平,大有裨益。

为了帮助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他开办学校银行,为他们创造了学以致用的实习场所,希望学生可以结合银行实习的经历,研究实际生活中的新币制问题。

与此同时,他提倡学生利用寒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求学生在通商大埠的各个公司、银行进行实地考察和实习,明确商业学习中的问题以及研究实际问题。

他治学严谨,廉洁奉公,严正律己。身为一校之长,他却与其父订立约定,不给任何亲戚谋求差事的机会。而对于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就业,他非常关心,在校期间经常查看学生学习成绩,了解教学效果,并在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势下,要求学校财务、后勤及时保障学生的贷金发放与生活环境。

只要有机会前往重庆出差,他都是想方设法,同能源委员会、税务局、银行和企业联系,极力推荐毕业生就业。这为非常时期,商学院学生就业,解决了很多难题。仅凭这一点,可见程瑞霖就是一位真正了不起、关爱学生的杰出教育家。


3

有趣的是,程瑞霖不但在商学教育上有着鲜明的革新精神,而且还在学生时代凝练了一套很有意义的读书方法。

他最初在英国选择“研究经济学”,是“真想读书”了,改变过于沉迷政治的生活状态,“中了贪多的毒”,于是定心“打算把经济学的各部门都吞下去”。此时的他,幡然醒悟,不希望“自以为很读了几本书,可是一回到中国,遇到爱重‘专家’的先生们,问我专的是什么,我简直瞠目无以对!”

他在回忆性文章《一个人读书的经验》 ,详细回顾了他是如何从一个闭塞落后的乡下,通过努力读书而实现人生追求的。今日重温其读书经历,学习其读书方法,仍不失研究意义和镜鉴价值——

(一)读书不能照古法——焚膏继晷的方法,虽然是最严格的、确实的,却很容易使学者灵机闭塞。我虽然不能说我幼年所受的严格教育为无用,但我终以为是危险的。我相信:一个蠢才在那种教育方法之下,只有被弄得更蠢。

(二)读书不能躐等——我进中学时,在算学英文上面吃了很多的亏,便是由于躐等。

(三)读书不能务外——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都是似是而非之词。青年人最容易接受这种理论。青年人应该认清楚自己做人的时代程序。读书的时代在前,救国的时代在后。先尽了读书的责任,才能尽救国的责任。救国是如何巨大繁复、幽深曲折的事业,岂是读书未成的学生所能尝试的。在求学时而欲务外,无疑的是误了国又误了自己。

(四)读书不能尚强记——强记等于急水过田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绝对不能发生深厚的影响,所以凡是强记以应考试的,一到考试完了,其所学的也完了。而且这一种办法,使得脑筋一时运用过度,失了驰张的正轨,是极有害于脑力的。

(五)读书不可贪多——古人曾说过“务广而荒”,这就是说贪多的毛病。研究的范围大而都能融会贯通,这自然是再好不过的。可是平常的人(不是有特殊天才和体力的人)体力和聪明都有限,还是缩小研究的范围好一些。

不照古法、不能循序、不能务外、不能强记、不可贪多,“五不”读书法,虽为程瑞霖的一家之谈,却可见他接受和传播现代商学,有着扎实的文化功底和科学的读书方法。


(作者向敬之,系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师)

作者:向敬之

责编:邓正可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