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龙泽巨

在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日子里,我来到了汨罗江畔、玉笥山上，瞻仰那座心仪已久的屈子祠，凭吊那个悲愤满天、怨恨永在的英灵。

玉笥山称不上是一座山，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座小丘陵，它高不过五六十米，面积不过两三平方公里，但它2000多年来在人们的心中，确实是一座高耸入云、心驰神往的圣山。因为在这里，留下了屈原第二次流放期间的生活和创作的足迹，留下了屈原临死不忘国家、临死不辱节操的呼天撞地的呐喊，留下了屈子祠、骚坛、独醒亭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满山的纪念性建筑被覆盖在苍松翠柏、绿樟芳桂的巨大浓荫之下，屈原的英灵似乎就在山间游荡。阴霾满天，细雨扉扉，青青玉笥山在抽泣，缓缓汩罗江在呜咽。

2000年来，不知多少政坛领袖、文人骚客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这座小山丘，怀着崇敬惋惜的心情膜拜英灵，探求追索那段悲壮苦痛的历史。

屈子祠的正面高墙峙立空中，雪白的墙壁上浮雕着鲜红的大字。祠内耸立着屈原悲愤忧伤、戴高冠佩长剑的塑像，展示着屈原的传世诗作和记载研究屈原生平的历史著作，显现着历代知名人物凭吊屈子祠的抑郁场景。出得屈子祠，我又来到了绿树掩映之下的独醒亭、骚坛、碑林、濯缨桥、桃花洞、望爷墩、绣花墩、寿星台、剪刀池、女媭庙，那位长袖长衣、高冠长剑、悲愤难平的老人似乎就活在我的眼前：他时而低头沉吟，时而对天长啸，时而奋笔疾书，时而挥剑狂舞。

瞻仰了山上的屈原遗迹和纪念建筑，我来到了汩罗江畔，行走在那条砂石路面上。这就是屈原临死前反反复复走过的那条路吗？屈原就是走在这条路上下定了抱石投江的决心吗？就是这段汩罗江水吞没了那个伟大而智慧的灵魂吗？可是，屈子祠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屈原抱石投江的地方不在这里，而在往前东北约5公里的汩罗山下。因为时间紧迫，我没有来得及去汩罗山凭吊，但玉笥山的屈原遗迹和山下的汩罗江，仍然猛然撞击着我的心灵。顺着汩罗江，我的思绪穿越到了2000多年以前的战国纷争的时代；顺着汩罗江，我的思绪又穿过2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回到细雨纷飞的眼前。

屈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政致仕的一个悲剧性的典型人物。他忠于楚王，一心为国，显示了卓越的内政外交才能，取得了辉煌的内政外交业绩，但他的结局却是被两度流放，最后悲愤绝望，在62岁那年抱石沉江，化为了千古冤魂。这需要怎样的意志和勇气啊？这又是多么惨烈和可叹的悲剧啊！

屈原成了世世代代的后人敬佩和哀惋的著名人物。老百姓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吃粽子、划龙舟的方式来纪念他、怀念他，知识分子则用作品、用政绩来纪念他。屈原投江百余年后，“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写了《吊屈原赋》。贾生即贾谊也，少时多才，被皇帝召为博士，因政绩突出，20余岁官至太中大夫。他年少得志，雄心勃勃，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皇帝拟让他任公卿之位，一批老臣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皇帝疏远了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抑郁不乐，33岁死去。又是一个屈原末路，虽然他不是抱石投江。

以后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仍以投身官场建功立业为大志，又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察官场之险恶，远离官场，遁迹山林，以为自保。最有名的是东晋诗人陶渊明，辞官归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虚构了一个武陵渔郎发现世外桃源的故事，让湘西北的桃花源成为一个后人往返不绝的地方。这是走了与屈原不同的一条人生道路。

屈原也好，陶潜也好，固有其值得称道的地方，但也有其不值得称道的地方。屈原第二次流放之前，曾有人劝他向子兰疏通，或者求后宫郑袖出面说情，都被屈原一口回绝。当他披发行吟于江滨，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一个渔父问他为何至此，他顿时满腔义愤：“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我怎能不流放到这里？”渔父听他这么孤傲的回答，劝说道：“圣人之处世，贵在不固执于外物，而能够与世推移。举世皆浊，您为什么就不能随波逐流？众人皆醉，您为什么就不能啜酾哺糟？何必抗俗危身，白白遭此放逐之祸？”这位渔父是个了不起的人生哲学家，但屈原并不听从：“我宁愿有一天赴身这长长的清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不能让一世清白沾上污浊！”这真是顽固不化，愚忠痴迷。在专制政治体制下的官场，控制着社会的资源配置，由于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腐败官员一旦结党营私，就可轻而易举地掠夺国家财富，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所以贪官污吏是层出不穷的，胸怀大志、胸怀正义、满腹才华的官场知识分子往往一心为公而被打得落花流水。这种知识分子无以胜计，失败之后仍挺直独立，孤愤抑郁，或忧伤而病亡，或忧伤而自杀，这岂不正中腐败官僚之下怀，这岂不是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陶渊明虽然没有忧伤而病亡或自杀，但他逃避现实，隐匿山野，容忍官场群魔乱舞，这难道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吗？

我凭吊着屈原在玉笥山上、汩罗江畔的遗迹，不禁感慨万千，为屈原不听渔父的劝告而遗憾，也为屈原之后千千万万个重蹈覆辙的屈原们、贾谊们而悲痛。

当然，后世也有许许多多的实践着渔父人生哲学的从政知识分子。他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们既怀强国之志，又怀治国之才，更为可贵的是，他们条件许可时为国施展才华，君主昏愦、奸臣当道时善于明哲保身，有利有理有节地与腐败势力进行着巧妙的斗争，一旦创造出清明政治，又为国家大显身手。如果终身不遇这一天，也不使忧伤害身，短命而亡，而是笑对人生坎坷，找到人生乐趣。在我生活的城市——当年的朗州，今天的湖南省常德市，谪居十年的唐代政治家兼诗人刘禹锡就是一例。刘禹锡年轻时参加了唐顺宗、王叔文领导的政治改革，改革失败，他被流放到朗州，担任司马这一闲职。他心情悲愤，但他不绝望，仍然保持着乐观的自信；九年后被召回京师，又遭贬连州，但他仍不气馁，胸怀壮志，等待时机，终于等到了重见天日、再展宏图的时候，他为自己能够经受得住长期的折磨和无情的打击而倍感欣慰。“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才是一个从政知识分子应取的人生哲学。屈原，如果听从渔父之言，委曲求全，重返朝廷，表面隐忍，等待时机；或远赴它国，异地施才，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将更大一些。如果从政知识分子都效屈原之法，那岂不让那些官场奸佞之流长期兴风作浪、害国害民吗？这种简单直行的处理方法，实属不可取。

男子汉能屈能伸，大丈夫能进能退，屈而不馁，退而不沉，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这才是一个从政知识分子应该遵循的处世哲学。

屈原似乎不赞成我的观点，就象他当年不赞成渔父的观点一样。你看，高大的屈原塑像，怒目圆睁，似乎在表示对我的愤慨！

我走出屈子祠，走出玉笥山，但见细雨已停，彩虹临空，夕阳把玉笥山和汩罗江照得一片透亮。

责编：刘瀚潞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